希克斯是20世紀頂尖的幾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經濟理論的許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貢獻。他的名字頻繁出現在經濟學教科書的各個章節。比如，由希克斯開創的IS-LM分析法至今仍是宏觀經濟理論的一塊基石。當年，薩謬爾森等人曾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把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古典的微觀經濟學傳統融合在一起。讀到希克斯的著作后，他們恍然大悟：這正是他們所要尋找的。后來，一批批的新古典綜合派小子們紛紛跨海到英國，向他們心目中的前輩和導師致以敬意。老經濟學家客客氣氣地同他們會面，和他們一起喝下午茶，但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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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卻對這種來自新古典綜合派的歌頌很不以為然。希克斯爵士為人靦腆羞怯，他倒是喜歡一個人躲在房間里思考問題。到了1969年，他寫成了一本書，把自己的一些思想成果記錄下來。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而且還隨隨便便地起了一個平淡無奇的書名，就叫《經濟史理論》，但在后人看來，這卻是用經濟學研究制度演進的第一本書。希克斯本人對這本書也自許甚高。他在臨終之前曾對另一位經濟學教授說，《經濟史理論》才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

　　希克斯開章明義，介紹此書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討論市場經濟的起源。在他看來，市場經濟從隱約出現到大興于世，貫穿了整個世界經濟史。他由部落時代的緬遠歲月一直追蹤到工業革命以來。一番跋涉之后，希克斯教授的旅行觀感是：市場經濟的演進自始至終都少不了國家的介入。

　　什么是市場？什么是市場經濟？——細想還真說不清楚。短話短說。所謂市場，不妨認為就是經濟交換活動的總和。市場經濟則意味著藏在這些交換活動背后的“看不見的手” 由暗至明，指揮倜儻，支配并調度著經濟系統中各種角色的經濟行為。再往深一層看，市場機制一朝登臨，經濟活動必然沸騰而起，一舉取代莊嚴的宗教、喧囂的政治和親密的家族，成為公眾注意的焦點，社會運轉的動力源(資訊 行情 論壇)泉。用卡爾.波拉尼的話說，這是一次“大轉折”。這種轉折的過程中充滿了波折和起伏。希克斯談到，這個過程首先是漸進的，其次，“這種轉變不是只出現一次，有些社會在成為交換經濟之后倒退回去，而在倒退以后又將這同一的故事從頭經歷一遍。”(中譯本，第10頁)最后，正如中國目前的境遇，我們正經歷著這種轉變，而且至今沒有完成。

　　關于市場經濟的演進，我們已經從經濟學家那里聽到過不少故事。這些故事中又有許多相似之處，似乎經濟學家們都認為：①市場經濟的起源和演進可能只有一條道路，即從零星和偶然的自發交易逐步擴展到大規模交易。 一開始總是從遠古時代的一次偶然交易開始。設想某個原始人在去參加祭祀時，祭品中多帶了一頭羊，而他又恰恰看中了另一位伙伴腰間所別的石斧，于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的羊與斧頭的交換就發生了。這種交換活動的發展在最開始的時候簡直象駱駝穿越針眼一樣困難，后來，針眼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也就終于變成了一個“市場密布的世界”。②如果沒有國家的人為干預，這個故事的情節將一直發展下去。哈耶克就說，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一種“自發擴展的秩序”(Hayek, The Fatal Conceit)。③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或者毋寧說，國家起不到什么正面的作用。

　　希克斯教授談到，從古代社會來看，在市場經濟正式出現之前，貿易的發展實際上經歷了兩種不同的道路。一條是我們熟悉的，從習俗經濟中逐漸演化出市場組織：在一片自給自足的汪洋大海中，市場緩慢地浮出水面；另一條則常為人們忽視，希克斯指出，指令經濟(國家力量)也能推動商業的擴張。以政府部門的龐大需求為依托，可以直接進入大規模商業。希克斯對此的點評是：“從亞當.斯密以來，我們一直習慣于把分工與市場發展聯系起來，所以當人們認識到這不是它的起源時，便大吃一驚……專門化實際上是一個規模經濟學的問題；它確實有賴于需求的集中，但市場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辦法之一。還有另外一種辦法，它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中早就非常有力地顯示出來了。”(中譯本，第23頁)。地中海上舳艫相連，那是古羅馬帝國的運糧船；長安和洛陽六朝繁華，靠的也是王室采購和京師地位。民間商人打“政治牌”，出現過曾雄極一時的胡雪巖式的人物。號稱稱雄商界500年的晉商，其起家就是通過向邊防軍提供糧草換取食鹽專賣權。遺憾的是，在這兩條道路中無論沿著哪一條路線演進，都走不到我們所說的市場經濟。一方面，商人之間的互相信任和自律雖然可以創造種種商業傳奇，但是，商業的深入發展，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保護財產權，二是保證合同履約，自發的商人團體固然能提供許多這方面的服務(或許比我們所能想象到的還多)，但這類公共產品，最終還是要由國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達到最優規模。另一方面，國家能推動商業擴張，也就能在旦夕之間毀掉商業。古代國家(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屬于傳統型統治，其合法性源于傳統賦予其的道德化身的地位，所以國家要經常行使它的道德權威(基于實質上的合理性)，鎮鎮商人們的經濟活動(基于形式上的合理性)，借倫理的名義對商人階層實行控制和打擊。

　　看來，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和社會的雙邊互動，國家定規則，企業家玩游戲。即使是最保守的政治哲學家也承認國家存在的意義。靠道德自律或相互監督畢竟無法保障合同的履行，在一個交易者眾多、人們彼此只在偶然的交易中暫時認識的“非人格化社會”(諾斯聲稱，這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特征)尤其如此。所以需要有第三方出面，第三方主要是國家，國家因此而有了強制力，成為在某個疆域內自為地占有合法的暴力壟斷權的組織。這便是我們需要國家的理由。請注意，談到這里，問題仍然沒有解釋清楚。我們確實需要國家提供某些服務，但國家有它自己的私利，國家也會象“經濟人”一樣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它出于什么動機要提供這些服務呢？

　　我在希克斯教授的書中尋找答案。希克斯認為，國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場經濟心意的規則，是出于國家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他回顧市場經濟在歐洲的演進，指出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關鍵性的介入：一次是古希臘時期城邦國家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另一次是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同時，也確立了市場經濟的主要制度創新(資本市場、股份公司和現代稅收體制等)。

　　希克斯談到，如果國家肯出面為商業活動制定規則，那意味著商人團體實際上對國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相對于國內貿易而言，對外貿易更容易滿足這種要求。這是因為關稅的征收比較便捷，只需在固定口岸征收即可。相對于大國而言，關稅在小國的財政收入中更有可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具有較多對外貿易機會的小國更容易出現重商主義政府。希克斯教授認為，市場經濟之所以在歐洲首先發源，就是因為歐洲歷史上有過一個城邦階段。“這一事實是歐洲歷史與亞洲歷史迥異的重要關鍵”。城邦的核心是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在收益遞減規律的支配下，這些商人們不斷地向外尋找新的貿易對象和新的貿易渠道，貿易所帶動的殖民向地中海沿岸撒播，建立了許多新的貿易點，形成新的城邦。在這類殖民城邦中更容易產生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湯因比描述這段歷史時曾寫道：“跨海遷移的苦難所產生的一個后果……是在政治方面。……他們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濟’的合作關系，在他們登陸以后好不容易占據了一塊地方要對付大陸上的敵人的時候，他們一定還和在船上的時候一樣要把那種關系保存下來。”(轉引自顧準，《希臘城邦制度》)。最后，在這些或新或舊的城邦之間，就象市場上寡頭壟斷者組成卡特爾一樣，互相簽訂了協約，共同維護地中海世界的貿易秩序。

　　在希臘城邦衰落之后，在羅馬帝國的滅亡之后，歐洲歷史進入了所謂的“黑暗的中世紀”。商業在蠻族統治和宗教壓抑下草木凋零，但是，城邦時期的兩個最關鍵的制度創新，其實也就是市場經濟的兩大基石，卻保存了下來，因而，商業在經歷了漫漫黑夜之后，才有可能舊火復燃，而不必從零再來。這兩個最關鍵的制度創新，一是貨幣，一是法律。為什么蠻族把羅馬帝國毀之一炬，但在一片廢墟中，卻偏偏把這兩種東西寶貝似地挑揀出來，供奉起來呢？

　　希克斯解釋說，“就貨幣的起源來說，它是商業經濟的產物；不過它是各種政府(甚至是完全非商業性的政府)都知道要接管的商業經濟的第一種產物。”(中譯本，第63頁)國家從鑄幣中直接地就能獲得收益(鑄幣稅)；但更多的好處是間接的。國家如果能夠通過貿易的途徑把它鑄造的貨幣花掉，所換來的商品較之它從實物稅中得到的東西品種會更多，用途會更大。這時，國王們就會發現他們已經離不開貨幣和商業交換了。國王們就這樣深深愛上了貨幣，他們迫不及待地在鑄幣上刻下自己的肖像，表示從此永不分離。國家之所以保留包含大量商業規則的古代法律，說起來要迂回一些。這里有著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又有著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可謂對歷史之戲劇性的絕妙詮釋。必然性在于君主們總是需要為自己的統治服務的法律，偶然性在于征服希臘城邦的羅馬人是天生的立憲主義者，希臘人的財產和契約觀念與他們一拍即合，所以，羅馬法中不難為商法找到一席之地。摧毀羅馬帝國的蠻族首領中不乏有雄籌大略的英明君主，他們深知被他們征服的這個帝國繼承著高度的文明，因此他們情愿被被征服者征服，學習羅馬的文化遺產，包括它的法律，這或許只是某種偶然，但是，正如托克維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來的，“羅馬法主要是一個非常文明然而非常奴化的民族的作品。國王們熱衷于采用它，在他們取得統治權的地方處處確立它。”(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到此可謂真相大白。

　　貨幣制度和法律體系在歐洲的早早確立，使得商業在經歷了長期的消沉之后仍能重續新篇。實際上，在中世紀的后期，即13世紀和14世紀以降，市場經濟的嫩芽就已在積雪之下悄悄冒出頭了。一部市場經濟在近代歐洲確立的歷史，同時也是民族國家建立的歷史。由于近代民族國家系借助市場經濟力量成型，也依賴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支持才能行使統治權，所以國家就會意識到必須保障市場經濟的壯大和發展。國家作用和地位由此不斷提高，已非當年吳下阿蒙，這時，它又會忍不住逐漸向市場經濟伸手，加大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國家和市場經濟糾纏得越來越密切，終于難分難解，這就是所謂“現代市場經濟”。

　　熊彼特曾談到，一直到18世紀中葉，主要隸屬于軍閥和貴族地主階級的君主，仍然在歐洲(尤其是在歐洲大陸)控制著社會體系的中樞。也就是說，君主們并未聽命于新興的資產階級，雖然這一時期資產階級的社會勢力正在逐漸增長。耐人尋味的是，當時歐洲國家的普遍政策傾向卻都是“重商主義”的。希克斯教授指出，“重商主義”標志著一種發現，即經濟成長可以用來為國家的利益服務。他說，當君主們開始認識到可以把商人用來當作為他們的非商業的目的服務的工具時，他們才變成“重商主義”者。

　　自從羅馬帝國衰落之后，在歐洲就沒有成長起來政治上的霸權國家。唯一可能成為霸主的神圣羅馬帝國與教皇明爭暗斗，結果兩敗俱傷。歐洲在政治和宗教兩方面喪失了國際權威，各國群龍無首，而且找不到統治合法性的新的源泉，于是都變得富有侵略性。當時，歐洲的政治地圖上四分五裂，國家間處在“一切國家與一切國家的戰爭”狀態。這種國家間的競爭使得國家需要不斷地集中權力，著意革新，從而開始了近代國家的“政權建設”工作。戰爭同時也成為國家借以凝聚國民團結，培養對國家的忠誠的絕好契機。這就是民族主義的起源，也是近代國家找到的新的合法性的源泉(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戰爭綿延不絕，戰爭規模不斷擴大，加之軍事體制的變革(由臣民自備武器戰馬隨君主出征變為雇傭軍)，軍費不斷膨脹，給各國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

　　于是，國家開始尋求向新的財富征稅。這種努力曾促使稅收制度不斷嬗變。在早期的農業國家，最重要的稅收是土地稅(或可從這個角度理解“土地是財富之母”)。隨后，商業追逐著分工收益和規模報酬不斷擴張，而國家則步步緊追，通過間接稅設法從國內和對外貿易中獲得盡可能多的收入。但是，間接稅遠未挖掘出新興財富中可供征稅的潛力。國家開始思考如何對如此巨大的新興財富直接征稅。在當時，直接稅的稅基主要是企業和商人的收入。直接稅的征收需要條件，即要有公認的辦法查明收入，相對而言，商業利潤比地租收入難以測量得多。商人只有利潤概念而沒有年度所得的概念，某次長途販運可能時逾數年，商人完全沒有必要把他的這次利潤再劃分到不同的年份。在國家和商人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國家無法通過強制力量撕開每個企業的經營，去查看其“隱藏信息”，為鼓勵企業說實話，需要一種制度上的創新。這時，股份公司出現了，這下子幫了國家的大忙。股份公司許諾向股東分配紅利，以此招徠資金。為此，在會計上必須明確什么是可以分配的利潤，而一旦確定了應該分配的部分，也就確定了應該納稅的部分。被分配的就是該交稅的。于是，只要稅率保持一個較低的水平(當時的確如此)，公司總會踴躍地匯報自己的利潤，因為盈利水平高的企業才能吸引到更多的資金。

　　單靠稅收的增加仍然不足以滿足公共支出不斷增長的要求，因為公共支出的增長并非穩步上揚，而是有間歇性的。在戰爭等非常時期，國家還必須舉債。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債制度的演變比稅收體制的變革意義更為深遠。比如，金德爾伯格在《西歐金融史》中就曾說過，中央政府控制財政收支只能是在償付國債之后。中世紀時，國家以信譽不佳著稱。借款給國家的風險要比借款給私人的風險高得多。希克斯教授指出，政府舉債技術的進步是與銀行業的發展分不開的。在銀行發展的第一個階段，銀行家僅僅是作為投資委托人，借著比他們的客戶擁有更多關于投資機會的信息，低息借款后高息借出以賺取利息差價；后來，銀行開始吸收存款，并把暫時未提取的存款貸出；到了銀行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銀行學會了用支票或票據把存款變為可轉讓的，這時，銀行已經具備了自己創造貨幣的功能。銀行通過這種貨幣創造，幫助政府加強了征收國民儲蓄的能力。國家和銀行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國家現在再也不會冒著使銀行破產的風險欠債不還了。而國家還債信譽的提高，又使得國債有可能在資本市場上流通，這增加了國債的流動性，使得國債逐漸成為投資者歡迎的投資對象。

　　希克斯教授所講的故事到這里基本上可告以段落，我們今天能見到的現代市場經濟，大體上就是這樣成形的。希克斯寫作此書時，追求的是18世紀的那些偉大作家們的風格，即設法將經濟史展示為被人們看得廣闊得多的社會演進的一部分。據說表達和思想是一體的。希克斯教授寬博的寫作風格，意味著他同時也在努力使經濟學匯入更為浩瀚的人類思想的洪流中去。他一定會同意布坎南教授的話，“科學的經濟學是作為社會哲學的一種副產品而問世的”。

　　社會哲學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常規的智慧總是想給國家畫出善或惡的臉譜。一派論者認為國家是社會成員之福利的總代表，國家是仁慈的、萬能的，凡是在市場經濟出錯的地方，國家都負有出面干預的義不容辭的責任；相反，另一派論者則認為國家是破壞公民自由權利的暴君，善良動機的背后藏著政治的私利，國家干預是一條通向經濟衰退、政治腐壞、道德沉淪的道路。從希克斯的故事中，我們能夠強烈地感受到，規律超越善惡。專制者尋求私利的努力，結果卻是提供了對社會有利的產權規則，推動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制度變遷，(當然，這要有嚴苛的條件，以至于我們可以把市場經濟的出現視為歷史演進中的偶然事件，正如人類的出現是生命演進中的偶然事件一樣)，這與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市場經濟在國家的強力推動下才得以狂飆突進，國家在市場經濟的支持下始能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但是，當國家和社會都強大起來之后，當它們已經結合得密不可分之后，它們反而在彼此相處時發生了許多齟齬和沖突。現代人的困惑與幻滅，往往來源于此。難道就沒有化解矛盾的出路嗎？

　　人們常常是在結婚之后獲得了現實感，并且帶著一絲悵然反復品味這種現實感。現代市場經濟就如同國家和社會的結婚，他們有相互間的默契和體貼，也有彼此間的抱怨和爭吵，在極端沮喪的時候甚至會以離婚相威脅，但是，我總是覺得，他們最終會發現，最好還是平靜下來，接受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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