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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覃里雯 采訪報道
對話者：Dwight Perkins，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問：當鄧小平1978年開始改革時，西方國家有何反應？
答：1978年時，西方社會并不清楚鄧小平將把改革帶向何方，但總的說來都很支持那場改革。中國在數十年的極力縮小對外貿易、禁止外資進入后開始對外打開窗戶，這是改革之初最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美國1979年1月將美中關系正常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卻為正常化創造了良好氛圍。然而，1978年時，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知道那場改革最終要走多遠。
問：過去一些年中，你對中國1978年以來的改革的看法變了嗎？如果是，請說說有哪些變化。
答：2004年的改革和1978年、1979年的改革有很大區別。改革之初，主要是修補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以使之更有效率。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時中國人只是想利用高技術的進口商品，而沒有想著自己制造。農村的改革更加猛烈，它恢復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分配方式，并以市場的力量支配農村，然而這一切當時并沒有在城市發生。當1984年城市開始改革時，目標還只是使計劃經濟更有效地運行，中國最高領導層可能沒有對什么是改革的最終目標完全達成一致。2004年，改革的目標顯然是建立徹底的市場經濟，其基礎是能獨立對市場做出反應的公司和家庭。獨立運作并不是說所有公司都要私營，只是說盡管國有企業在中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整個經濟一定要朝市場占主導的體制發展。
問：你怎么理解鄧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你怎么理解“中國特色”？
答：如果說“中國特色”指的是受中國文化影響，那么過去這些年的改革根本沒有什么“特色”可言。不過，中國顯然是從改革各階段的具體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出發走了一條自己的道路。中國領導層曾試圖學習別國的經驗，先是學習東歐，然后是學習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某些做法，但是實際上，中國并沒有現成的轉型經濟范例可以遵循。市場經濟的良好運作需要很多制度上的保證，比如說法律法規、有效的金融制度等，過去兩個世紀中，這些東西在不同的國家是以不同的方式逐漸發展起來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需要根據自己的特殊國情建立這些制度。
問：鄧小平在中國發起改革和西方社會唯市場論的盛行幾乎是同時期的事情，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認為兩者之間有內在的聯系嗎？
答：發達的或發展中的市場經濟都會遇到各種問題，很多高收入國家都認為市場手段是解決之道，毫無疑問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改革也有相似之處。20世紀50和60年代，市場手段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政府采取行政手段高度干預經濟發展。然而，這些要求取消產業化的高度干預手段在70和80年代就失靈了，結果導致了效率低下、增長緩慢、腐敗盛行，很多國家最終擯棄了這些手段。盡管現在一些人認為不能單純依靠市場，因為單純依靠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某些社會和環境問題，但很多國家還是達成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其內容主要包括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這一共識明確地將市場作為大多數世界經濟難題的解決之道。對中國以及很多曾實行高度計劃經濟的國家來說，它們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主要動力并不是“華盛頓共識”，而只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無法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從1957年到1978年，中國經濟增長緩慢，用市場價格換算，國內生產總值每年的增長率在4％以下，而蘇聯和東歐的情況則更糟。是這一經歷，而不是“華盛頓共識”使中國和其它國家放棄了原來的計劃經濟。
問：你認為鄧小平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意識形態變革中最重要的功績是什么？
答：鄧小平在經濟改革方面最大的功績是他創造了一種良好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中，政策制定者和私營企業可以不斷嘗試，直至找到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道路。1980年代初，他明智地允許農村和農民采取各種方式發家致富，1992年他在“南巡”時又英明地發起經濟改革的大討論。在意識形態方面，他鮮明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并不意味著要固守蘇聯30和40年代那套過時、低效的經濟體制。
問：你認為他在哪些方面應該能做得更好？
答：中國在社會、經濟開放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也有提高。但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如果要獲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堅實政治基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任何大國的發展初期，政治動蕩的風險的確存在，但是對潛在動蕩的過度擔憂也會阻礙政治和社會的改革。但從長遠來看，只有進行這些改革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政治動蕩。
問：你認為中國仍在進行鄧小平倡導的改革嗎？現在的一些做法與他當時的期望有沒有不同之處？
答：鄧小平發起的這場改革的最大啟示是，我們應該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變革措施，而不是盲目跟從那些基于意識形態或別國經驗的舊模式和發展道路。這一啟示適用于1978年的中國，也適用于現在的中國。2004年的中國和1978年的中國有非常大的不同，同樣，2020年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又會有很大的不同。那時，人們的收入將更高，中國將以城市社會而不是農村社會為主……新形勢需要新方法。我認為，這就是鄧小平改革的精髓所在。 (余智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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