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北京大學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共同策劃推出了《探求智慧之旅》一書。初聞廖理、汪韌和陳璐三位先生所著的這本書，我的第一反應是，“又是一本訪談”。打開書，讀完其中一、兩篇，我已相信，這決非一本普通的訪談報道集。待到讀完其中的主要篇章，我已為書中內容之博大，論述之精辟所折服。雖然這本訪談的主要服務對象，仍然是普通大眾和實際工作者，以其論述之精、之專與之深，稱之為當代重大經濟問題論文專集，委實當之無愧。
既為折服，便亦有感。清末康、梁為推動戊戍變法，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推薦給皇上和國人時， 曾既是褒揚，亦是感嘆地說，《國富論》以一書之力，奠定自由市場制度之基礎，富一國之民，其蓋 世之功，無與倫比。
將當年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國家的富強，主要甚至全部歸功于一部經濟學著作，當然是有失公允。但有一點，卻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理論水平，既反映和代表該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體發展水平，又是推動物質和精神文明發展的重要力量。
雖然中國的有識之士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初接觸便十分贊嘆，但無論在戊戍變法之前還是之后的多數時間里，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統治者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下，中國對西方的學習， 注重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忽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當這一思想達到極端時，中國對西方采取了幾乎完全排斥的態度。
中國的國門時開時關， 開時也或大或小。每當國門開得稍大時，中國人便驚訝地發現，“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西方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又達到了一個超乎想象的新的高度。以經濟學為例，自中國人知道亞當 斯密，已是百多年光陰。在這人類歷史長河的一瞬間，幾代人、數以百計的優秀經濟學家通過他們的辛勤耕耘，添磚加瓦，已經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龐大、豐富的體系。 中國人勤奮好學，發現自己落后了，便要急起直追，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論。順其自然，往往會有一大批對西方名人的“采訪”、“追蹤”、“訪談”之作，應運而生。這些作品中的內容，雖是名人之言，卻多是名人雜感、閑談之言，讀完之后，對讀者最大的幫助，當在茶余飯之后，而非思考求索之時。廖、汪、陳之作，令人耳目一新之處，在于他們訪談的宗旨，是要到西天去取真經。為此，他們自己先做了許多功課。從選擇采訪象，擬定采訪題目，到提問方式策略，無不細致推敲。每次采訪，都有備而去，有的放矢而問，被采訪者也都是擇己所長，有備而談。三位青年學者這種認真、踏實、細致的態度，加上他們堪稱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終使我們有了這本值得細讀的訪談之作。 功夫不負有心人。廖、汪、陳通過對哈佛和麻省理工最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的訪談，對當前經濟學的很多重大問題，得到了具有真知灼見的權威回答。現試舉一二。
克魯格曼，多恩布什，瑟羅，索羅，萊斯特等人令人信服地指出，世界經濟正在朝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方向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不敢于和世界各國交往必然導致落后。但以為打開國門就自然可以快速發展，享有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好處，也是幼稚的。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今天，各國在財政、貨幣、 經濟體制和企業制度等問題上，仍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全球化和一體化后，一國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失誤，會引起更加劇烈的反響，帶來更加嚴重的后果。因此，如何使一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更加健全和完善，成為一個不可稍加忽視的重大問題。
莫迪格里亞尼，博迪等人對金融體系、外匯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論斷，令人感嘆-金融體系的創新和發展，也是日新月異，決不亞于技術和產品的開發。對已經如此發達，且仍在不斷發展的體系，應該如何管理，方能得其利而免其禍？博迪直言，應以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來取代傳統的銀行，乍聽雖讓人感到難以想象，細讀后卻讓人感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據，言雖大膽，卻絕非妄言。 細讀各位權威的精辟論述，不難發現，對訪談所涉及的當代重大經濟問題的討論和回答，謹有當年亞當。斯密當年“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已經遠遠不夠。訪談告訴我們，在方法論上，當代經濟學對信息問題、合同承諾的可信度問題的研究，實是我們深刻理解紛繁復雜社會經濟問題的基礎。
讀完這本訪談，再次感受名家的風范與思維，一 個老問題又重新在我心中提出：何時國人在經濟理論 和經濟思想的創新上，才能有更新、更大的作為呢？我想，中國人的個人素質是不亞于任何優秀民族的。訪談一書中，華人經濟學家羅聞金和王江與哈佛、麻省理工其他代表美國乃至世界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同堂議事，在自己的領域名列前茅，學術水準不輸他人少許，就是令人鼓舞的證明。 除此之外，更有 以錢潁一、楊小凱、田國強等為代表的一 批中國經濟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嶄露頭角，其杰出學術成就，為全世界經濟學界所承認和稱道。
問題既不在個人素質，就要另找原因。細心的讀者可以注意，訪談中的名人談問題，均限于自己下過真功夫，有深刻研究的領域，而非無事不知，無事不嘵，滿天亂侃。即使在自己所專的領域，這些大人物也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里，我們既要承認有個人學術道德和風格的差別和魅力又不能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可以相信，在思想產品和學術市場上，有如在產品市場上，當偽劣假冒不 再吃香時，創新和效益就會得到鼓勵和發展。當前中國經濟學界，不但要學西方的經濟思想，更要學 西方的學術評估體系和制度，鼓勵大家做扎實學問，獲真才實學。這樣，中國經濟學界才能象哈佛和麻省理工那樣，產生一批又一批具有大家風范與思想、真知灼見的一流經濟學家。希望廖、汪、陳三位優秀學子，屆時能再寫一本訪談。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