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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和農民生存狀況牽動著中國人的心。改革開放初期，土地承包制改革極大地煥發了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束縛在中國農民身上的沉重枷鎖開始打破，農村經濟開始走向繁榮，農民收入顯著增長，中國告別了糧食嚴重短缺的局面。然而，大好形勢一度使我們沉醉，農村改革的力度有所減弱。上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生產出現徘徊；90年代后半期開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放慢，一些地區純農戶的收入增長出現負數。城鄉居民之間本來開始縮小的收入差距重新拉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更為突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農村發展
形勢有了清醒認識，全面加強了對農村工作的指導和支持，已經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給農村經濟注入了活力。最新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對前一時期的農村工作做了總結，更集中地體現了新領導集體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戰略思想和基本政策安排，其意義十分深遠。
《意見》的出臺反映出新一屆領導集體堅持“以人為本”，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塑造社會公正的施政方針正在全面落實。中國正處在社會結構實現重大轉變的特殊歷史時期。任何國家處于這樣一個時期，農民都或多或少處于弱勢地位。能否在這樣一個時期給予農民強有力的支持，不僅決定執政黨建立社會公正的執政理念能否落實，更關乎全社會的穩定發展和持續繁榮。中國人口仍以農民為多數，而且由于種種歷史因素，農民在全部社會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把農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把農村發展放在經濟發展的首位，把農業的基礎地位穩固下來，是中國當前最大的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見》的發布和實施確立了中國長遠發展的政治基石。
《意見》抓住了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并揭示了矛盾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全國農民收入連續多年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是困擾我們的難題。這個難題是我國農業和農村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現實反映，也是城鄉二元結構之下各種深層次問題的集中反映。新領導集體的這個判斷是確切的，也是睿智的。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說要實現中國社會經濟的兩個轉變，一個是經濟結構轉變，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要縮小，效率要提高；另一個是大部分農村勞動力要轉移到城市經濟部門，更大規模地實現城市化，創造出工商業經濟反哺農業經濟的條件。這兩個轉變不順利，農民增收的問題就難解決。農民增收背后就是這兩個轉變的條件問題�！兑庖姟氛w現了新一屆領導集體促進這兩個轉變的全面的政策安排。
《意見》進一步明確了農業和農村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并為政府實現對市場的宏觀調控、強化對農業的財政和金融支持確立了基本政策框架。一度時期，我們在農村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上出現過搖擺，對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村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新發布的意見強調了在農業生產要素流動和農產品市場流通中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將有利于提高各種資源在農村經濟中的配置效率，增加農村經濟的活力。同時，《意見》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了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克服單純市場調節出現的“市場失靈”弊端，增強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和農民組織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對我國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產生積極意義。
政策明確以后，關鍵在于落實。過去的經驗證明，在我國現行體制之下，一些重要政策的落實，只有中央政府一方面的積極性是不夠的。僅僅靠文件規范，也往往不能有效約束基層政府去積極落實中央政府的政策。通過進一步落實基層民主改革，增強農民在政策實施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將有利于提高政策落實的效力，解決農民所擔憂的“歪嘴和尚念錯經”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今后需要加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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