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內容提要：本文運用現代經濟學對傳統公有制理論及其作了系統批評，分析了傳統公有制在實踐中的異化形式，闡述了現代公有制的基本內涵。本文的主要推論，是主張廢除私人物品生產領域的公有制，擴張公共物品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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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結論

　　現代經濟學對公有制問題究竟有什么看法？什么是傳統的公有制？什么又是現代的公有制？本文通過系統介紹、評論現代經濟學的相關觀點，對這些問題作了回答，并產生了下述認識：

　　1.傳統公有制的弊端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私人物品的公有制，即公有制形式與私人物品的結合；合理的、需要擴張的、并也是現代的公有制是公共物品的公有制。

　　2.公共物品公有制的發展，更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應該體現為公眾對公共物品的不斷擴大的占有上。多少年來，中國理論界和意識形態控制者在公有制問題上的失誤，莫過于對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忽視。

　　3.在私人物品生產領域(一般也是競爭性領域)建立國家所有制從根本上說是沒有出路的。獲取收益曾經是建立大量國有企業的目的，而諾斯教授發現，國家常常為了收益而進行無效的產權交易，結果是抑制了經濟增長(菲呂博騰等，1972，207頁)。

　　4.經濟體制改革的牛鼻子仍然是國有企業�，F在改革的重點是“破產”與“重組”，應該再加一個“退出”，一定要加快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退出步伐，甚至在商業銀行領域、一部分基礎產業領域也應該適當退出，把退出后留出的空間讓給私人投資主體。

　　5.中國正在發生社會大轉變，對社會危機的擔心是人們的共同心態。歷史證明，在這樣的時代里最容易產生烏托邦主義，也最容易對一切財產的公有制產生幻想。而諾斯對歷史的研究證明，英國經濟能成功地擺脫17世紀危機，可以直接地歸因于逐漸形成的私有產權制度(1981，174頁)，這當然是針對私人物品而言的。要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我們堅持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前提，其他領域私有制的充分發展將使我們更有能力擺脫一切危機，并幫助我們強大起來。

　　一.相關概念的內涵

　　關于公有制問題的許多爭論是因為人們對相關概念的內涵沒有統一認識引起的。本文將按照大多數學者約定俗成的慣例來使用一些基本概念。約定俗成概念的內涵不能任意去“發展”，否則，人們無法相互交流，科學也無法發展。例如，“貓”這個概念不論怎么發展，也不能成為老鼠。當然，一旦有了新的科學發現，就需要創造和使用新的概念，但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不理解這個道理常常引起無謂的爭論。

　　本文講的私有制是指：財產權利的全部或一部分明確界定到個人，個人在享有財產權利時具有排他性，并可以自由轉讓權利，在轉讓時獲取一定的收入；私有者之間還可以達成契約，建立起組織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他們之間的市場關系，但在這個組織中，個人擁有退出權利，并在退出時保留自己的財產權利(Cheung,1987a)。這種組織奉行的原則仍是私有制的原則。

　　本文講的公有制則是指：在一個組織或合作關系中(公有制總是存在于組織或合作關系中)，財產權利沒有界定到任何個人，而歸屬于一定的共同體或財產所有者之間的合作組織，任何人都無權排斥其他人使用財產，大家都可以為使用這一財產而進行自由地競爭；任何個人在退出共同體或合作組織時，他原享有的財產權利同時消失。在公有制產權結構中，沒有排他性的使用權，沒有轉讓權，在限定的情況下，不可能從使用公共財產中獲取凈收入(Cheung，1987a)。公有制的倡導者還認為在這種產權結構中，每一個人權利都是平等的，但實踐證明這只是紙面上的理想。

　　本文所講的傳統公有制，是指類似我國建國后長期實際存在的、被以往正統意識形態指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權結構形式。這種產權結構形式除了有一般公有制的主要特征外，還有其他幾個不為人們所注意的特征：

　　1.傳統公有制在私人物品1生產領域建立公有產權，甚至在私人物品的消費領域干涉消費者權利。這個特征是最重要的。因為歷史上存在過的公有產權，乃至現今一些國家的公有產權，一般只限定在公共物品1的生產或消費領域，而較少在私人物品生產領域建立公有產權。

　　2.傳統公有制的“理論”刻劃與現實之間存在相當差距，筆者把這種差距的產生稱之為“異化”，這種異化是傳統公有制得以存在一定時期的基本原因。后文將對此進行專門討論。

　　3.傳統公有制企業一般具有所謂“政企不分”的特征。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根據上級行政部門的經濟計劃指標作出安排，企業管理的目標約束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上級計劃指標。企業不僅承擔生產任務，還承擔職工的社會保障任務和相當一部分公共產品的供應任務。全社會不存在約束企業生產經營的市場機制。

　　二.傳統公有制理論的基本失誤

　　(一)人性假設的錯誤

　　傳統公有制理論以這樣的哲學信仰為基礎：社會沒有抽象的人性，人性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進一步的推論是：在公有制關系之下，人們將擯棄私利要求，產生大公無私的觀念；大公無私觀念又使“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不可能存在，便有利于國家計劃的實行，從而產生一個有序和理性的計劃經濟。傳統經濟體制的世界性失敗，證明這一套哲學信仰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已經熟悉從古典經濟學開始的“經濟人”假說，把經濟人描述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這個假說有兩層涵義，一是說，人總是追求自己個人的利益，而不是共同體的利益，人是利己人；二是說人可以把握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是理性人。一般而言，這個假說是一個具有普遍現實性的假說，但這個現實性卻經常受到懷疑。由于許多懷疑不無道理，后來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發展了這個假說，使這個假說的內容大大豐富了。

　　一方面，從利己人這個層面看，現代經濟學認為，經濟行為者是追求預期效用的最大化，這個效用應該滿足行為者各種各樣的偏好，不僅可以滿足諸如對蘋果、橘子等有形物品的偏好，甚至還可以滿足倫理上的偏好。這樣一來，經濟學把現實生活中的人的行為差異看作是偏好或者效用函數的差異，甚至少數人的些微的利他主義，也被看作他們的特殊的效用函數，而不是背離一般原則的特例。此外，人的利己主義特性在斯密那里尚未包含損害他人的意思，而現代經濟學的許多作者則認為，在條件適當時，利己人會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搞機會主義。

　　另一方面，從理性人這一層面看，現代經濟學已不再堅持行為者有完備的信息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而是認為經濟行為者通過估計每種結果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及其效果，來估價他的行動的預期效用。行為者當然受到信息獲取成本以及自身信息處理能力的限制。然而，這并不妨礙他盡可能地作出合理的決策�；�本觀點仍然是，經濟行為者是理性的，他們在各種約束的限制下，追求預期效用的最大化。

　　人的理性甚至是一種心理傾向。著名“心理分析學派”學者C.G.榮格在1933年的著作中說：“根據我們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規律與可以覺察出來所原因。對此我們深信不疑。象這樣的因果律就是我們人的最神圣的信條之一。在我們的世界里，我們不允許任何無形的，專斷的和所謂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喜好秩序井然的人難免會厭惡偶然事件的發生。偶發事件經常會打破常規，使預料的事情失去常態，因而讓人有無所適從之感。我們對無形力和偶發事件都感到厭惡，因為他讓人感到好象有某種鬼神或外在之神在作祟�！�…由于這些都違法理性原則，所以自然會被唾棄”(榮格，〔1933〕1987，123-124)。按照這個觀點，人類社會有厭惡沖突、尋求秩序的心理傾向。

　　中國古代就有利己人假說。尹文子云：“今天地之間，不肖實眾，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儀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得不肖者觸地是焉”(轉引自梁啟超文)。大儒孔子和管仲，大體上也持這種看法。

　　(二)對勞資關系認識的錯誤

　　我們知道，馬克思認為資本統治勞動是不公正的，這個論點主要基于馬克思的價值判斷，因此無所謂正確與否。但是，如果從經濟規律方面考察，這個論點就值得懷疑了。

　　張五常曾說，企業是一個合約，在這個合約中，“到底是企業家雇傭工人，還是工人雇傭企業家并不清楚”(Cheung,1978a)。張五常在這里事實上強調誰雇傭誰是有條件的。如果我們把“雇傭”看作是某種要素的所有者對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支配行為，那么誰雇傭誰是可以搞清楚的；而且可以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資本所有者雇傭其他要素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我國學者張維迎先生曾論述過資本雇傭勞動的合理性，他認為，認為財富作為信譽指標的可靠性，是資本雇傭勞動的重要原因；而管理者勞動在信息方面的隱蔽性，又是資本所有者把一部分支配權轉讓給管理者的重要原因(張維盈，1994)。這個分析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張維盈忽視了其他一些技術性原因。

　　如果管理者的選擇權由資本所有者決定，管理者當然不可能解雇資本所有者，但這里還有更深層次的技術性的問題，因為金融資本在質上是統一的，價格(利息)是由市場決定的，不論雇傭誰都一樣；至于用金融資本轉換為有質上差異的實物資本，那是管理者的決策問題，而不是雇傭問題。勞動要素則不同，它在質上是有差異的，管理者為了保證擁有素質合乎要求的勞動者，進一步說為了用資本不斷替代勞動而降低管理成本和生產成本，需要有解雇勞動者的權利。顯然，把管理者的選擇權界定給資本所有者，交易成本要低得多。

　　進一步分析，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就不會有資本對勞動的雇傭，甚至不會有企業。從理論上不難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人人將用自己的資本進行生產，那就是自己雇傭自己，雇傭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綜上所述，資本家、管理者和普通勞動者這三者作為資本、管理和勞動三種要素的代表，勞動者出于不利地位。這主要是由生產的自然性質決定的。

　　(三)對財產屬性的狹隘認識

　　把物品(財富)分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兩種形式，是現代經濟學的成就，我國中青年學者應該大多能領會這種區分的重要意義。在馬克思那個時代，主要把有形物品看成是財富，現在看來這種認識過于狹隘了。公共物品是更重要的財富。第一，公共物品也給人們帶來效用，而且是私人物品難以替代的效用。例如安全這種效用人人都是需要的，且通過國家安全體系來提供才有較高效率。第二，公共物品的發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社會經濟的商品化、專業化提供條件，從而促進生產力的進步。第三，公共物品通常能施惠于社區廣大成員(效果外溢性的結果)，更能體現社會主義追求平等的目標。

　　狹隘財富觀在理論上的一個惡果是導致對所有權的狹隘認識。一講所有權，人們便談的是私人物品的所有權，而忽視了公共物品的所有權，好象一個社會搞了私人物品的私有制形式，就是私有化。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必須有這樣的認識：只要一個社會保持公共物品的公有制，就不能說是私有化；只要公共物品公有制在擴大，就意味著公有制在擴大。遺憾的是，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控制者至今不能認識這個道理。

　　(四)傳統公有制倫理基礎的矛盾

　　傳統公有制理論把社會公正的實現當作建立公有制的目標之一。如果把公正理解為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比如較小的基尼系數)，那么，從傳統公有制實踐的歷史經驗看，這個論點是不能成立的。這里的深刻矛盾在于，公有制不能有效制止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奪，因為公有產權的控制者的行為同樣可以是隱蔽性行為，即普通成員根本難以監督控制者，控制者的貪占行為幾乎是不受制約的。而依靠諸如思想教育這樣的手段約束控制者根本不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

　　當代社會科學沒有一種關于社會公正的理論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原因可能是社會公正問題涉及價值判斷的緣故。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包含了對社會公正的理解，J.羅爾斯(Rawls)提供了關于在“無知之幕”下社會公正的形成的理論(1971)，而D.弗利(Foley)則從人的基本心理感受出發對公正的內涵作了分析(1967)。所有這些分析盡管有其片面性，但都比我們過去的理解要深刻許多，很值得我們借鑒。

　　(五)傳統公有制的邏輯前提--計劃經濟制度不能成立

　　馬克思認為，資本統治勞動是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制度基礎，因此為了消除無政府狀態必須建立計劃經濟制度，而計劃經濟制度必須靠公有制來保障�，F在來看，這一論點的基礎已是十分脆弱。

　　二戰前就有歐洲學者證明計劃經濟在實踐中的不可操作性(米賽斯，1927，106頁；N.P.Hayek，1944，1952)，用現代的經濟學術語來說，計劃經濟制度的交易成本過于巨大，以致無法運行。馬克思注意到了市場經濟的交易成本，而忽視了計劃經濟的交易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計劃經濟論者曾十分欣賞荷蘭經濟學家廷伯根和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在早期對計劃經濟制度的肯定，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了一套宏觀經濟系統的數學解釋模型，不僅他們自己欣賞，也被“計算機烏托邦主義”所推崇。殊不知在這兩位學者的晚年，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廷伯根明確不贊成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制度，而弗里希則更杜撰了“延遲經濟學”和“玩計量經濟學”這樣一些名詞，來表達他對計量經濟學應用的憂慮。

　　既然傳統公有制的邏輯前提不能成立，其自身又如何成立？

　　(六)對產權效率認識的錯誤

　　傳統公有制理論認為，公有制產生了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因而可以大大解放生產力，并產生經濟效率。這個論點的錯誤也是顯而易見的。另一種頗有迷惑性的觀點在我國仍大行其道：認為公有制企業可以通過加強管理來提高效率。經濟學家廷伯根也贊成通過管理出效益，他說：“根據多次討論的結果和各種不同管理結構的經驗，許多歐洲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得出了結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對企業的效率來說，不如它的管理素質那樣重要。在別的特征當中，官僚主義的趨勢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如果選擇公共企業作為促進國家發展的手段，效率不一定成為絆腳石。更確切地說，沒有足夠強大的私人資本可供利用才是決定性的問題”(1984，358頁)。這種論點對我國官方影響很深，但這其實是一種烏托邦主義。

　　所有權問題的核心是什么？諾斯曾經有一個經典的回答：所有權要解決效率問題，而所有權的效率取決于良好的刺激結構，后者又取決于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一致；這兩者越是一致，刺激結構就越是良好，效率也就越高(諾斯，1981，5頁)。在這里，所有權問題的分析在“效率”、“刺激結構”和“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三個層次上遞進。在傳統公有制體制下，個人具有強烈的“搭便車”傾向，因而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差距有擴張趨勢，其刺激結構必然是低水平的，效率低下也就不難理解了。

　　張五常有另外一種認識：在公有制結構下，人人競相使用有限的資源，都去追求超過邊際成本的邊際收益(租金)，結構必然導致租金損耗至零。因此，“把社會的大部分有價值的資源托付給這樣一種結構的財產權，是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承擔得了的”。公有制結構能否通過一套嚴格的管理規則來限制人們的行為，以減少租金的消耗？張五常認為，這在理論上是可以的，但其交易成本太高，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因此，純粹形式的公有制難得發現(1987b)。

　　有不少學者曾以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的效率狀況，來證明我國國有企業制度的可行性。其實，據阿爾欽的研究，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有企業因其特殊的政治制度環境而具有私營企業的特點(阿爾欽，1987)。即使如此，西方國家的國營企業的效率低下是普遍的。

　　(七)對實行傳統公有制社會后果的批評

　　傳統公有制的社會后果如何？黃仁宇對此有過深刻分析，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不能進行數目字管理。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預算約束不能硬化�？磥�，不僅企業有一個預算約束硬化問題，一切政府機構都有這個問題。如何硬化預算？黃仁宇有很精到的見解：“先要承認私有財產之堅定性，如此其下層機構才能有確切加減乘除的公數�！边M一步說，“私人財產之享用轉讓，也要脫離專制皇權和宗法社會的限制與壟斷”(1991，159頁)。我國歷史學家秦暉、蘇文證明我國封建社會并沒有真正的私有制，而農民在本質上首先作為私有者才體現了他們的革命性(1996)。這是歷史學家所看到的私有財產制度的重要性。

　　傳統公有制的社會后果不止于此，傳統公有制會刺激人們哪怕是卑微的享樂，在我國具體表現為人們對大城市生活的追逐。因為對私人財富積累的限制，人們無法通過私人財富的積累來彌補公共物品占有的不足，也就是說，私人財富的積累程度在任何不同地方沒有大的差異，于是，人們必然追逐對公共物品的占有。而公共物品的供應一般在大城市相對豐裕，于是人們自然努力爭取到大城市生活。這種情形特別會吸引知識資源較好的人到大城市去，他們的競爭條件比其他人要優越一些。更通俗地說，傳統公有制不激勵人們到艱苦的地方創業。美國近代有一大批中產階級冒著生命危險去拓展西部邊疆，只是因為西部邊疆為人們提供了“較多的促進個人自身利益的機會”，使得邊疆居民的性格是“物質主義的、好移動的、多才多藝的、有創造力的、豪爽的、樂觀的和民族主義的”(比林頓，1974，下冊，425-433)。相比之下，我們熟悉的情況是，傳統公有制下人們總想坐享其成，失去了創業進取精神，只是一味地在政府供應產品的領域“擁擠”。有人用文化類型解釋這種差異，其實與文化何干，只是制度差異而已！

　　三.傳統公有制在實踐中的異化

　　本文分析到這里，勢必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傳統公有制有許多弊端，為什么它可以存在這許多年？這個問題很值得單獨討論。這里的秘密在于：純粹的公有制因其交易成本極高，人們便發明了一些制度來弱化公有產權的公共性質，使傳統公有制發生了異化，也就是說，實踐中的公有制背離了其經典內涵。就我國而言，對公有制的異化手段有：

　　1.戶籍制度。中國的戶籍制度與憲法規定的全民所有制之間存在嚴重的沖突，這是一些肯動腦筋的人早已發現的事實。但是，戶籍制度卻彌補了公有制激勵功能的不足。你要進大城市，就可能會認真讀書考大學；你要不聽領導的話，就可能送你去農村接受改造。這就是激勵。 2.轉換工作的限制。人們從一個差的企業進入好的企業是受限制的，這也與全民所有制的性質相矛盾。不難理解，這也彌補了公有制激勵功能的不足。

　　3.等級制度。傳統公有制理論強調主人翁的意義，但事實上卻廣泛存在明顯的或隱含的等級制度。我們對此再熟悉不過了。等級的存在保護了集團利益，否則有誰還會為自己的等級的晉升而努力？至于等級的晉升規則是否合理，則另當別論了。

　　4.行政分割。行政分割對保護前三種異化手段起到了一種輔助作用。

　　要從兩方面認識上述異化手段的作用。一方面，異化使傳統公有制本來具有的僵化性有所減弱，而不至于崩潰。這是有歷史證據的。例如，1958年曾試圖取消各種異化形式，結果是災難性的。另一方面，各種異化形式終究不能解決傳統公有制的固有弊端，因此，其效率仍是低下的。

　　四.現代公有制理論

　　現代經濟學并不否認公有制的意義，只是否定前述傳統公有制的意義。事實上，已經有現代的公有制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

　　(一)有效率的公有制只能針對某些公共物品來建立

　　公有制產權的產生與界定物品產權的交易成本有關。一般來說，在使用中排他性權利容易形成的私人物品，其產權界定的交易成本較低，因此應該建立私有產權制度；至于公共物品，情況就復雜了。某些公共物品在使用中容易“搭便車”，產權界定成本很高，很難做到“明晰化”，公有產權便有了存在的意義；“搭便車”現象的存在足以使任何公共物品的私有者不堪重負，其權利難以得到保障。更為重要的是，在相當大的數量域里，公共物品一般具有邊際成本接近零的特性，即是說“搭便車”的增加不一定導致成本相應增加，這就大大減弱了公共物品公有制的效率損失。

　　但是，不是所有公共物品都應該實行公有制，有些公共物品可以通過組成社團來享用，人們可以通過社團規則來解決“搭便車”問題。

　　概言之，公共物品的公有制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公有制，它可以是一種有效率的、因而也是一種合理的公共產權制度。這一論點已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論點，并得到了廣泛承認。即使最極端的自由主義之者，也不反對在一定條件下建立公共產權。著名的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H.西蒙斯主張用政府的力量來縮小大企業和工會的規模，在這樣的政策造成不可接受的效率損失的地方，他主張實行社會所有制(里德，1987)。

　　(二)社團理論

　　社團(Clubs)理論或俱樂部理論是6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個分支。嚴格地說，社團理論并非是研究公有制的理論，其最大的應用是用于分析政府權力分散化、等級制度以及財政聯邦制等問題，但這一理論對理解公有制問題大有啟示。

　　社團是一種組織，它對自己的成員提供分享的集體商品(一般在某種程度上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并按照某種平等的或有時是歧視性的規則向社團成員收取費用，以支付集體商品的成本費用。如果社團的成員資格可以商品化(在免費進入的情況下其商品化的價格是零)，則社團實際上奉行私有制的原則；如果相反，則社團奉行公有制原則。后一種情形一般是政府治理結構，其他領域很難看到。

　　(三)正常情況下政府治理結構是一個較為典型的公有制結構

　　諾斯認為，國家必須提供促進經濟活動的公共物品或基礎設施(1981，230頁)。現代政府提供的典型物品是社會秩序、疆域安全、大眾信息、經濟穩定、居民基本保障、基礎教育等無形公共物品和表現為基礎設施的有形公共物品。此外，幫助私人企業避免一部分(外部性很強的)投資風險，也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在公共物品的產出與分配中實行強制權。作為極端公有制形式的政府治理結構，其所有成員是所有者(除非依法剝奪)，于是，產生了公民概念。公民雖然是所有者，但沒有退出權，或者退出(如深山隱居或占山為王)的成本極高。移居國外雖然離開了一個政府治理結構，但又進入另一個政府治理結構。如果公民移居國外時有福利的損失，政府一般不會給予補償，這是典型的公有制特征。

　　因為政府治理結構的強制性以及它對個人會造成極大的外部性(少數服從多數時，少數人得到負的外部性。參閱 Buchanan,J.M. and Tullock, G.,1962)，公民必須享有一定的所有者權利，特別是遴選政府官員的權利，這種權利在法律上表現為公民權。真正保障公民權的國家是民主國家。

　　如果公共物品的外溢效果不能由權威機構界定給公眾，可能發生公共物品私人占有的情形，或者公共物品主要為少數特權者服務。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政府也有可能完全為少數私人的利益服務，這個時候，政府治理結構就不再有公有制的性質，而成為少數人的俱樂部。

　　(四)公有制為主導的意義

　　公共物品公有制這種產權結構在以往的歷史時代被人們所忽視，但在當今時代它以日益擴大的勢頭受到學者的矚目。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共物品的范圍和數量在總體上看是增加的，這在發達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奧爾森注意到：在任何情況下，發達國家中政府用于處理至少已意識到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有關事務的支出占國民產出的比重已大為提高�！�…隨著時間的推移，外部性和集體物品在美國(也許還有其他發達國家)顯然越來越顯得重要(奧爾森，1965[1971]，212頁)。諾斯也注意到，“當今象整個歷史一樣，許多資源更接近公有財產，而不是專有財產”(諾斯，1981，5頁)。

　　關于公共物品的上述變化趨勢，顯然會對人類社會的權利關系或制度安排發生重要影響。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的人力資本日益顯示其重要性；人力資本的水平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公正程度。從發達國家的情形看，社會福利和個人收入越來越與人力資本水平呈強相關，而與物質資本擁有水平呈弱相關(貝克爾，1964)。而決定人力資本水平的教育和健康投資一般是現代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僅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物品公有制在現代國家已具有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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