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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我國一些經濟學家重新提出了20年前美國“供應學派”的政策主張，試圖通過某些宏觀政策的微觀化調整來對付通貨緊縮。其實，我們當前面對的經濟問題要比里根總統時期美國的經濟問題復雜得多。供應學派的政策支點主要是兩個，一是降低稅率，二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管制的紛繁復雜的規章制度。這兩個辦法對我們當然有用，但要解決我們的問題是很不夠的。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背后，主要是微觀經濟的組織與結構問題。對于國有企業，必須讓它在市場競爭中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為此要下決心對它撤
去政府壟斷保護。目前更嚴重的問題在于我們的民營企業也處于種種困難之中，而最大的、也是最一般的困難，是私營企業(乃至農村農戶)進入市場的成本太高。
近年來聲譽鵲起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十分重視市場進入成本的意義。經濟發展程度最終可以用勞動生產率高低來衡量，但只有在專業化分工的前提下，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有了分工，生產者才可能通過學習而轉變為具有現代專業知識的專家和企業家。分工與市場當然有一種相互促動的關系，但一個基本規則健全的市場始終是分工擴大的制度前提。只要分工在不斷擴大，專業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就會逐步被分工體系吸收，形成資源充分利用的經濟結構。所以，一個國家好的經濟政策，必須盡可能減少經濟生活中的壟斷，降低經營者進入市場的成本。
新興古典經濟學還試圖用分工理論把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統一起來。楊小凱先生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周期和失業有積極的生產力意義。自由市場的景氣循環是市場的成功，而不是市場的失敗。這個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說法很具有挑戰性，但我們還不能據此對我們國家當前的通貨緊縮形勢喝采。我國的經濟體制距離市場經濟體制還很遠，當前出現的市場蕭條和失業，還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市場力量糾正錯誤經濟政策的消極后果。我們的問題是一種結構性缺陷。一方面，國民儲蓄率因為社會保障制度落后而難以降低，表現出很強的剛性；另一方面，因為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儲蓄不能轉換為高回報的投資。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在體制外運行，使居民儲蓄不斷增加，舊體制早就無法生存了。解決這種微觀結構上的問題，僅僅依靠宏觀政策的調整很難奏效。
我們需要作出某種思路上的調整。一方面，利用通貨緊縮產生的壓力，更快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企業兼并破產；另一方面，要通過改革改善投資環境，降低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市場的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造成企業市場進入成本過于高昂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1)要素市場存在嚴重的政府壟斷行為。改革經過20年，我國的土地、資本和勞動力三大要素市場竟沒有一個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由此大大增加了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和企業的市場活動成本。(2)某些產品和服務市場的政府壟斷。(3)稅費征收不規范。(4)政府有關部門對市場秩序維護不力。(5)外商的不正當競爭以及走私活動的沖擊。這幾個方面的任何一個，都有可能嚴重阻礙企業的市場活動能力，甚至使企業根本無法進行市場交易，從而不得不終止市場活動。解決這項問題不外乎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采取措施。是否愿意采取措施，取決于我們的明智；有了措施后能否真正落實，則取決于我們的行動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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