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文豪袁宏道講過一個故事，說曾有一位書生攜仆人向太行山行進，仆人粗通文墨，見道旁石碑上書有“太行山”三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以為可笑，告之曰：讀杭，不讀形。仆人不以為然，爭辯不已。書生道：若前面遇到有識之士，我們請他作一公斷，誰錯了輸一貫錢。走不遠，見一老學究正給童子教書，書生趨前請教，并告以主仆打賭一事。老學究答曰：讀“太形山”是對的。仆人聞之，歡呼雀躍。書生不得已付給仆人一貫錢，但心里甚是不服。離開老學究走了不遠，書生復返回再問老學究：先生以傳道授業立世，怎能如
此錯謬？老學究答曰：寧可讓您輸一貫錢，也要“讓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故事的結尾讓人驚愕。表面上看，老學究不像主人那樣批評那仆人，但其實老學究的態度是一種更刻薄的(甚至是刻毒)批評。
時下有一些文人、“學者”，常常下筆萬言，不知所云，整個一“不識太行山”的仆人樣；更有寡廉鮮恥的欺世盜名之徒，七分經營，三分抄襲，以文字壘就了進身階梯。這些人只聽得好話，聽不得批評。誰要批評他們，諸如“心理變態”、“小丑”、“盜版者的幫兇”這樣的帽子便從他們的手里拋將出來。這種情形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風尚。如果我們抱以寬容的態度，對他們的“硬傷”、“軟傷”一概不予理睬，便宜了他們倒算不上可惜，要緊的是害了大眾。晉冀間的那個“太行山”，眾人當然曉得，任無知的仆人怎樣犟嘴，眾人也不至于跟著學舌。但是，知識領域的“太行山”，眾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像無知仆人那樣的文人、“學者”又不甘寂寞，常常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有善于煽情者，不遺余力地蠱惑大眾，腐蝕著大眾智慧。如果任憑他們搖唇鼓舌，總有一天太行山會變成“太形山”。防止知識界墮落的辦法是展開批評，而眼下批評者的處境似乎岌岌可危，批評工作好像見不得人，尤其在批評涉及名人的時候，批評者免不了一頓臭罵。
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受人尊敬的人士也不習慣批評，尤其不喜歡刻薄的批評。近日讀到李國文先生議論批評的文章(中華讀書報，19990602)，作者對批評者的不屑躍然紙上。作者以著書為文必然出錯立論，來貶斥批評者是沒有道理的。作為批評者，當然是要挑錯的；越是名家的錯，挑起來越具有刺激性。李國文先生講了一個故事，說歐陽修等一幫名士曾原諒蘇東坡的錯誤，要證明凡大家不僅不究小錯，還欣賞那種無傷大雅的小錯。更有一位福樓拜，干脆說大作家往往不在乎語病，文筆不佳，而這正是大作家的美妙之處。其實，蘇東坡說“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一看就是夸張之語，算不上什么錯，只不過引經據典的文人不習慣而已。至于福樓拜的一番話，根本不足為訓。
著書立說難免出錯，批評家也難免刻薄。一些人動不動說什么只有中國文人才容易刻薄，好像外國文人就寬容，就通情達理。此論實在俗不可耐。別的不說，美國大社會批評家凡伯倫就是一個很刻薄的人。叔本華也是一位很刻薄的人。前不久，美國人為看克林頓的陰私幾乎要擠崩互聯網，讓我感到山姆大叔與我中國百姓也沒甚不同。我極為厭惡有人跟在柏楊屁股后頭對“中國人”說長道短。第一個柏楊是英雄，第二個柏楊是狗熊。
對某一類文人、“學者”的批評，我看該刻薄的還是要刻薄。刻薄出智慧。刻薄使被批評者難堪，要他們不再以為國中無人而信口開河。大凡批評者對某一位人士采取刻薄的態度，多是胸有塊壘，不除不快。以我的經驗，凡是名不副實的“名人”，遲早會領教刻薄的批評。最近我讀到楊早先生批評余秋雨的文章，甚為痛快，要是由我來寫，還要更刻薄一些。
對名副其實的學者、名人，批評者是大多是不會的刻薄的。從維熙先生的筆下曾經議論過老舍先生，因為在1957年那樣特殊的政治氣候下，老舍竟指責從維熙的作品“煽動農民造反”，要不是首長有異議，不把從維熙送到斷頭臺上才怪！但是從維熙先生沒有刻薄，因為從普通人的眼光看，老舍也是人，說點無人信的過頭話，也算是保護自己。老舍盡管沒有英雄豪氣，但文章的確做得好，又遠不具有那種大文痞翻手云覆手雨的本領，誰還會對他刻薄？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