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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和農會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動員民眾，推翻舊政權的左右臂膀。建國以后，工會繼續保留了下來，但農會銷聲匿跡了。據媒體新近報道，朱镕基總理在今年四月訪問美國時說，中國有工會，但沒有農會。他會見了美國農場局主席，并邀請他訪華，向中國介紹經驗，以便中國研究一下，是否應該成立一個農會，來代表農民的利益。朱總理提出了一個對中國農村發展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早期，國民黨政府也發展過農會，但對吸收農會會員作了許多限制，后來實際上取締了農會。共產黨在農村廣泛發展了農會，使農會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村的組織基礎。建國后，黨在農村建立了基層政權，農會的某些職能消失了，而某些職能被基層政權替代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基層政權替代農會的職能已顯示很大弊病。世界農村發展的經驗證明，一個健康發展的農會有利于改變農民相對低下的社會地位，也有利于保障社會轉型時期的農村社會的穩定。
在和平建設時期，農會是保障農民合法政治經濟權利的組織。從憲法秩序和國家意識形態上說，基層農村政權的施政行為當然應該與農民的愿望保持一致，但實際過程中并沒有一種制度或監督機制來保證這種一致性。在一定制度框架下，政府官員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對政府行為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政府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特別由于受到合法暴力的支持，政府的力量是一切社會集團中最強大的力量。此外，在工業、商業和金融服務業領域，農民所面對的也是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沒有組織起來的農民是分散弱小的，農民決不會因為其人數眾多而擁有與其他社會集團的平起平坐的對話能力。農民自發組織的成本極其巨大，在沒有合法性的情況下，農民自發組織活動還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因此，在分散的農民與有組織的政府和其他社會集團之間，存在一種力量不對稱，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有可能濫用權力。無庸諱言，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一點。在我國農村，農民的稅費負擔，土地承包權利，糧食收購，農民的生產自主權，金融和技術服務，以及司法審判等許多方面存在農民合法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問題。中央政府對解決這些問題給予高度重視，但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基層落實時遇到不小阻力。廣大農民對此種情形是不滿意的，但因為農民的意見沒有一個農民所信賴的、具有組織化、秩序化特征的渠道表達，不少農民常常盲目自發行動，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后果。筆者相信，如果有合法農會存在，情況就會有很大不同。健康發展的農會一定會提高農民的組織程度，增強農民與社會強勢集團的對話能力，使強勢集團濫用權力的行為受到制約。
恢復和發展農會還有利于農村社會穩定。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有一種錯誤的認識，以為農民自己的組織獲得發展以后會不利于農村社會的穩定。事實恰好相反。據我研究觀察，社會集團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集團之間對話成本就越低，妥協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離散的社會群體最容易受到謠言和邪教的蠱惑，并很容易成為立場極端的領袖人物的基礎。這種規律也在各種農民事變中得到了證實。據著名農村社會問題學者米格代爾的分析，分散的農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會基礎，而有組織的農民則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甚至是保守主義者的社會基礎。如果通過農會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政府與農民對話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農民的愿望就容易通過秩序化的組織渠道得到表達，一些突發事件也可以得到緩沖和調解。
農會與農村社會目前已經發展起來的專業合作組織不同。各種專業合作組織是農民在經濟領域的一種合作共同體，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有時還可以有盈利的目的。農會活動的目的主要是保障農民最基本的政治經濟權利，為農民得到平等的市場交換權利、公正的司法裁判待遇服務，并監督基層政權嚴格執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使農民享有國家應該賦予農民的各項實際利益。政府可以通過農會了解農民的愿望，形成政府與農民之間有序的信息傳遞渠道，為制定和調整農村發展政策創造更好的條件。農會還可以為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更順利地進行市場活動提供服務。
當然，如果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農會也有可能難以發揮維護農民社會政治權利的作用，而成為一個擺設。但這不能成為我們拒絕農會的理由。建立一個健康的農會有國際經驗可資借鑒。美國的農場局是一個重要的農場主組織，相當于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農會。這個組織是從基層發展起來的。許多州政府規定，每個縣均必須建立農場主協會以表明其有興趣得到更多的有關現代農業技術資料，否則就得不到政府為住縣員支付的任何資金，這些縣的組織就叫農場局。以后有了州農場局，1919年又有了美國農場局聯合會。美國農場局為維護農場主利益，促進美國農業發展，協調農場主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和發展農會，我們無疑是缺乏經驗的，但只要我們積極探索，不斷總結經驗，一個健康發展的農會一定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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