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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負擔問題已經是我國社會生活的一個沉重話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只是問題的嚴重性逐步加劇。改革開放前，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們在農村主要搞實物分配，農民負擔問題表現為國家有時向農民過多地征收糧食。市場化改革使農村分配關系貨幣化，而“貨幣在量上的有限性和質上的無限性”(馬克思語)大大刺激了某些鄉村權勢人物貪得無厭的胃口，以至于近些年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減輕農民負擔，仍有一些地方變本加厲地增加農民負擔。
農民負擔問題本質上是公共部門與農民的交易關系問題；負擔過重意味著交易關系不平等。政府公共部門向農民提供安全和秩序，農民向政府納稅，解決公共部門的運轉費用問題，這種契約關系為一切社會之必然。我們把農民負擔問題看成是一種交易關系問題，其意義在于承認農民有權利獲得一個平等地位。減輕農民負擔因此也不是誰對農民的恩賜，而是平等交易的題中應有之意。但是，要看到這種交易不是一般的市場交易，而是一種非市場交易，并極易在非市場因素影響下發生畸變。政府部門擁有普通農民所不具有的信息資源、組織資源，乃至暴力資源，如果它得不到來自農民方面的某種監督，農民對部門官員的任免沒有發言權，它的利益就會膨脹，它就會單方面制定與農民的交易規則，使交易變成一種強制性剝奪。農民負擔問題的根源正在這里。
由農民養著一個不受節制、日益膨大的公共部門，終究會危及農村社會穩定。按照我國歷史學家葛劍雄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發生周期性動蕩，是因為不種地的達官貴人、幕僚門客與種地的農民之間的數量比例發生周期性的變化。這個比例小，社會經濟就相對穩定繁榮；這個比例大，社會經濟就凋零衰敗。農民起義是調整這個比例的手段。美國學者黃仁宇曾說，“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氏族大夫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13萬人。”就在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動蕩。農民與這樣一個龐大的公共部門交易，當然沒有公平可言，也沒有穩定可言。把農民負擔問題提高到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怎么說都不為過。
能否與農民公平交換，關系到農村經濟的長遠發展。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規律是：經濟主體只要有足夠低的市場進入成本，經濟主體之間就會憑借理性達成公平的交易契約；而交易的結果總會產生“凈剩余”，導致專業化分工，最后引起社會經濟結構的升級。經驗證明，由不發達國家不規范的稅費征收所形成的巨大的市場進入成本，是阻礙經濟發展的首要原因。公共部門的不合理稅費征收把農民擋在了市場大門之外：果子沒長大，農業特產稅就來了；豬養了沒幾天，屠宰稅就要繳了。農民在進入市場之前，就挨了一刀，怎么進入市場？
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建立與農民公平交易的條件。從根本上說，要通過鄉村民主選舉制度形成農民對鄉村干部的約束機制，使鄉村公共機構變小，公共行政效率提高，向農民收多少錢，用多少錢，都有一個明確交代。還要進行一些技術性的改革，取掉五花八門的費，歸并出幾種稅，使農民對政府的公共行為能有一個穩定的預期。經驗證明，只要不是巧取豪奪，農民是愿意與政府合作的。只要政府公共部門值得信賴，農民就會是很好的交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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