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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類同今之所謂知識分子，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重要社會階層，此一階層之存在大大相異于歐洲古代社會。然則，中國歷史對士人頗多詬病，不僅有如秦始皇這樣的政治家屠戮士人，也有不少飽學之名士數落士人。與法蘭西皇帝拿破侖在戰爭中刻意保護學者相比，我們的士人倒似乎常常是歷史的替罪羔羊。
批評士人的言論汗牛充棟，但堪為誦讀之作并不多見。清代大文學批評家袁枚作過
一篇《原士》，說“士少則天下治”，又說“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證據何在？他說歷朝鼎盛之時往往士人不多，而及至各朝末期，士人增多，朝政綱紀便要出亂子。如“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斗。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即稱賈為周公、召公。”結論是：“士習之陋，一至于此，皆多之故也”。
袁枚所言差矣！士人別于百姓，飽讀詩書為其要者。既讀書，便不免耳濡目染，潛意識中或許把典籍之教誨奉為圭臬；既讀書，也不免拿古之賢人與今人對比，抨擊時弊遂成習性。但士人之為人，若有大利誘惑，也不免趨之若鶩。至少多數士人無法避開追名逐利之窠臼。此乃人性使然，本無可厚非。問題在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中國本無穩定的貴族階層，而“公卿大夫，非士莫為”，士人又出自百姓，百姓則受惠于中國“有教無類”的傳統，有望通過讀書科舉而出將入相。中國政治傳統又特別地“重農抑商”，而實則是重官抑民，士人惟作官才不罔半生寒窗苦讀。這個傳統不啻對中國社會之進步是一種抑制，對中國士人也是一種災難。他們無法為自己建立一個保持獨立人格的經濟基礎，不得不依附于官僚政治。
袁枚顛倒了一個歷史事實。中國每一個王朝末期，首先是官員大大增多。據葛劍雄的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口年增長率一般是千分之七，而官吏和富人的增長率一般是千分之三十以上。這種不平衡增長必然伴隨農民的負擔日益加重。總歸有一天，農民再無力養活他們的“主人”，跟著就是一場農民起義。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官多則天下亂，官少則天下治”。誠然，士人在王朝末期的確也大大增加，但這是因為官多了，對士人的需求便大了，而士人的供應則由增加了的達官貴人的子女們補充，自然是少不了的。
士人作官之后往往便不大喜歡那些未作官的士人。如果士人只有作官一途，一旦仕途蹇澀，便“轉生嫉妒，造誹謗，而怨上之不我。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愈困”(袁枚語)。這樣的士人當然不討官人喜歡。更有甚者，“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于是，士人的腦袋對官人來說便成了一種威脅，必欲摘除而后快。但是，說到底，沒有一個王朝是士人推翻的；如果沒有民不聊生的事情發生，士人能奈官人幾何？當然，如果沒有士人，也不會有一個王朝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士人能幫助起義領袖少犯錯誤。
袁枚之論算不上正確，但尚未流于膚淺，而當今一些人對知識分子的責難則不僅膚淺之至，更有對官老爺拍馬奉承之嫌。前些年改革有挫折，而近幾年的改革也并不順利，便常常聽人指責是學者們出了餿主意。在社會轉變時期，道德約束力下降本是一切民族在一切時代的必然現象，但卻有人把板子打在一部分學者的屁股上。按照這類高論，改革開放前學者們緊閉嘴巴，卻災禍不斷，浩劫不已，不知該如何論罪？
當今某些人對知識分子的籠統責難與以往對士人的詬病一脈相承，是一種腐臭之論。士人或知識分子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歷史上不乏高風亮節的士人，當今也多見如顧準、張聞天這樣剛正不阿的知識分子。如果存在什么知識分子的整體傾向，也恐怕要從社會根基上找原因。在官本位的集權社會，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太容易被扼殺，有一批投上所好的知識分子本不為怪。當年有大人物喜歡放衛星，就有科學家論證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若干百分點便可畝產達萬斤。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多也罷，少也罷，并無大礙。當今社會走向多元化，政治家又提倡實事求是，知識分子恐怕是多多益善。真正運行良好的現代社會，大多是官少士多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知識分子在許多不同領域各顯其能，而不致被官僚制度的“黑洞”所湮滅，是為社會之幸，民族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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