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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字中郎，明朝隆慶、萬歷年間的朝廷大員，也作過地方官員，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袁中郎意趣廣泛，性情灑脫，身在官中而不染官場陋習，故對官場煙云、人間百態洞察秋毫，常對一些陳陳相因的俗人俗事議論風生，別有一番見教。
以往官場之俗，莫過于官員間表面上阿諛奉承，背地里爾虞我詐；特別是下級官員投上級官員所好，借以漁利，惟心里視上級官員為自己的進身階梯而已。官場中不乏正人君
子，但他們每每被官場陋習迷住雙眼，而不辨忠奸。那些自以為一世精明的官人，待到仕途中挫或行將引退之時，方發現自己所栽培的親信同黨奸相畢露，不免跌首頓足，但已悔之晚矣。
袁中郎當世，為時局險惡而焦慮不安，提出扭轉危局的辦法是“補大僚”，主張“才望出類者，盡補京卿，以實朝廷”。他也深知選才拔優之不易，便提出了辨識忠奸的幾個標準。他給太宰孫立亭的信中說：“所言為國家者，正也；所言為身家者，奸也。論人有實績，不傷厚道者，正也；論人而牽枝帶蔓，語猶隱而意傾險者，奸也。直言時事，無所依違者，雖偏亦正也；假借題目，預為迎合者，雖正亦奸也。……又有一種奸邪，本非族類，自知彌天之罪，不容于世；則又強附正論，捏造書札，以恐嚇鄉曲。其言似忠，其計甚詭，尤當急辨。”
現如今我國的各級官員主要靠由上到下的考察、任命，干部路線自有適應這個時代的一套選拔準則，袁中郎的某些標準當然不可拿來套用。例如，他所說的“國家”是指專制朝廷，“為國家”當指為朝廷效力，特別是指效忠于皇帝，這一點對我們是不可取的。但是，袁中郎的一番話仍對我們有很大啟示。
袁中郎所提出的幾類“奸人”中至少有兩類在今天并不少見。一種人用心險惡，用放大鏡搜尋他人缺點，所謂“論人而牽枝帶蔓，語猶隱而意傾險者”。這種人常常在一個組織內上躥下跳，搖唇鼓舌，越是善良的人，他們越要使絆子，直至把水攪渾，方便自己撈到好處。另一種人專門迎合上級領導，揣摩上司的脾氣，手里把玩幾個題目，選中一個，便以“公正”姿態大發一番議論，以博取上峰青睞，所謂“假借題目，預為迎合者”。與這種人相比較，那種“直言時事，無所依違者”自然顯得“不識好歹”，或曰不易“合作”，于是便常常只能揀條冷板凳坐坐。這兩類“奸人”的危害在于他們在上司面前的“曝光”率高，常常被上司看作知己，而得到上司的頻頻擢拔。他們屏蔽了那些正派人士的高風亮節，極易把官場搞得黑白顛倒，忠奸莫辨。袁中郎的官場箴言積一世體驗而得，我們不該忽視，并該提醒那些尚未清醒的正派官員們：奸人可能就在你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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