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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署名王中介的非法勞務中介經營者給《燕趙都市報》的信的確值得“欣賞”。千把文字活脫脫表現了當今社會一個重要社會階層的價值觀，也集中反映了這個階層與“酸秀才”們之間價值觀的沖突。《南方周末》的編輯把這個階層稱為“混世魔王”，而筆者愿把他們稱作“白領流氓”。白領流氓混跡于商界、政界、文化界，數量見增，隊伍龐大，已是當今社會處于轉型時期的一大景觀。
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解，在社會轉型時期，因為社會新生活出現，而新的行為規則尚未確立或實施成本很高，便給機會主義行為的猖獗留下了廣闊空間，此即王中介所說的“門道”。那些具有流氓性格、敢于冒險鉆“門道”的人們在這種社會里往往如魚得水，因為他們違規行為很難得到認定，或者認定以后也很難得到制裁。例如警察哥們忙于釣魚，而顧不上管一管飯店老板申中華逼良為娼的行為。不能說白領流氓的價值觀就單單是鳥為食亡，人為財死，因為他們是“白領”，所以還能就他們的行為的社會功利價值的說長道短，如“為城市清除隱患”，為私營企業“補充兵員”，而對他們的批評者則是千古罪人，給“我們中華民族蒙下了巨大陰影”。
從把握社會現實的才智上，筆者很欣賞王中介的大作。的確，浩繁的歷史卷帙在以往大書特書的不少是流氓，當然是大流氓，不是小流氓。王中介為之張目的白領流氓們，應該有可能發育成大流氓；如果當了大流氓后再按規則辦事，或許還有可能被歷史改寫為大賢人。在社會轉型時期，的確少不了這種白領流氓，似乎也沒法不讓這種白領流氓猖獗一時。也正因為如此，有一些經濟學者抱守“實證分析”方法，而對價值觀分析退避三舍，把白領流氓交給了“歷史必然性”去處理。這些學者為躲避“酸氣”而與普通秀才們劃清了界限。只是這樣一來，經濟學家在得到白領流氓青睞的同時，也成了白領流氓的幫兇。
然而，從把握歷史發展的脈搏上，筆者又鄙視白領流氓們，并對某種經濟學遠離價值觀的分析不以為然。傻大笨粗的小民雖然不因數量龐大而地位顯赫，也總是斗不過那些數量雖少但組織起來的白領流氓們，但以為可以忽視他們的存在就大錯特錯了。他們給當權者的潛在壓力，在于他們的苦難達到臨界值后就要以暴力摧毀既定秩序，那時，既存的白領流氓們定然逃不脫灰飛煙滅的命運。連古代政治家也懂得“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這個道理，當代政治家豈能不懂？所以，有作為的政治家們不會讓這些白領流氓們為所欲為。問題還有更重要的一面：任何一個社會在轉型時期總有一些秀才要站出來為小民說話。秀才們讀了書，就難免生成一種白領流氓們不具備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價值觀，因此，人們沒法不讓這些秀才們“為傻大笨粗的一些人喊冤叫屈，……鼓腮幫子”。我國歷史上每個社會轉型時期，總有秀才們發出為民伸冤的呼喊，顯示一種匡正時弊、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無畏氣魄。古代秀才們冒掉腦袋風險而敢于肩負起歷史的責任，今日秀才何懼之有？聰明的秀才只不過更會運作恰當的手段而已。
與白領流氓們靠投機的膽識而一時風光相比，秀才們的歷史作用才真正萬古常青。社會為了進步，總要確立一種行為規則，來約束各種流氓的機會主義行為。這是社會發展的鐵律；社會轉型時期總要周期性地結束，也是鐵律。西方現代的政治行為規則就是由歐洲幾個秀才首倡，美國幾個秀才率先付諸實踐而建立起來的，而這一過程的背后，則是千百萬秀才的努力。那些極少數的白領流氓一旦頓悟，如張作霖一輩，轉變成賢人，也會依靠秀才們，甚或成為杰出秀才的政治工具。歷史的進步表現為人們行為規則的健全與調整過程，這是離不開秀才的；秀才總在“修理”流氓，只不過通過制定規則來修理。人類行為規則越是完善，傻大笨粗的小民到利益就越是能得到保障。
王中介的“宣言”所涉及的價值判斷問題，經濟學是可以分析的，只不過分析依據是對社會心理的研究。價值判斷問題可以轉化為社會功利問題。一個人的特別的價值判斷不足為訓，但由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判斷所形成的“公正性”意識，必是滿足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意識”。按照西方秀才羅爾斯《公正論》提出的看法，人們在“無知之幕”下可以形成一致的價值判斷和行為規則。雖然現實中各個階層(包括白領流氓)利益取向不同，并因此對“公正”作不同的解釋，但在他們經過一番較量之后，總會形成一種行為規則，這種規則原本來自主流的價值判斷。遺憾的是這種較量常常不總是和風細雨，不時呈現刀光劍影。較量采取何種方式，常常反映社會的文明程度。筆者相信，一個社會的秀才越多，對社會生活介入的程度越深，社會集團之間的較量方式就越顯文明。在歷史的大背景下，白領流氓們顯得多么蒼白和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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