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1.中國農村消費總量的增長率按任何標準看，都是極高的，但從目前我國的城鄉人口比例以及農村經濟成長的可能性看，農村消費市場在總量上的擴大是完全有可能的。2.農民儲蓄率較高，與我國社會缺乏降低農民社會經濟活動風險的制度這一狀況有關。3.消費結構方面的特點與問題也與社會制度狀況有關。4.為了使農村出現健康發展的消費市場，今后制度調整具體的目標是：(1)通過提高制度的激勵功能，解決農民收入平穩增長問題；(2)通過制度調整降低農村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3)通過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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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和健全市場規則，在制度上降低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

　　一、引論

　　關于我國農民消費行為的研究，我們已經作過一些計量經濟分析，這些分析說明了不少問題。但農民消費行為以及與此有關的農村市場開拓問題的某些制度性因素，還不容易用經濟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來處理；一些計量經濟分析的結果，也需要非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來給予解釋。本文擬就開拓農村消費市場的一些制度性問題展開一些討論。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文獻中，極少見到專門的關于農村消費問題的研究；而在發展經濟學文獻中，竟也見不到這一類文獻。一些國際組織也很少就發展中國家的農村消費市場展開調查研究。發展經濟學重視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問題，因此也重視相應的儲蓄問題，當然涉及到消費問題，但還不至于把擴大農村消費問題當作一個專門的題目來研究。這種現象當然不是偶然的。在發達國家，不存在一個獨立于城市居民的農村消費問題，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產生的問題不是儲蓄太多，而是儲蓄太少。因此，關于農村市場的開拓，似乎只對中國特殊意義。 但是，中國的農村市場問題具有綜合性，這個問題實際上包括了下述三個具體問題：1.消費總量增長問題。 2.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問題。3.消費結構問題。我們將在后面分別討論這三方面的問題。

　　在我們進入正題前，需要說明制度分析的意義。把影響消費(包括上述三個方面的具體內容)的因素可以歸為三類：第一類是消費者的心理偏好、消費者擁有的財富存量、消費者的人力資本狀況以及消費者的家庭狀況。如果不考慮價格和收入情況，消費者的心理偏好大體上是相同的。但消費者的財富存量、人力資本狀況以及家庭狀況很不相同，它們影響消費者的收入，也影響消費者對未來消費的安排。各種消費函數理論大體上是研究這些問題的。第二類是政府的短期經濟政策。政府的利率政策、財政政策乃至其他一些壟斷性的經濟管制政策，不僅會影響到消費品的相對價格，也會影響到消費者各種行為的機會成本，從而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外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也會影響一國居民的消費狀況。除過這兩類因素之外，其余的社會性因素構成影響消費的第三類因素，即制度性因素。

　　制度是為約束個人行為而制定的一組規章、依循程序和倫理道德原則。(諾斯，1981)組織的行為可以分解為個人的行為。大體上可以從三個方面認識制度。一是所有權制度。要區分法律上的所有權和實際的所有權。例如，我們的集體所有權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較松的情況下，實際上是一種鄉村權勢階層的所有權。二是社會的組織和結構。這主要是指社會的權威結構關系。三是市場活動規則等公共領域的通則。任何一國這三方面的制度都有其歷史內容，這種內容一般表現為所謂文化傳統。這三方面的制度當然是相互關聯的，甚至如果廣義地解釋所有權，后兩種具體制度都可以是所有權的體現。但把制度分為這樣三個方面，會更有利于展開我們的討論。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這幾年提出開拓農村市場問題，其大背景是整個消費市場疲軟而致使國民經濟增長乏力。對于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也值得討論。第一，關于我國市場疲軟問題到底是宏觀政策問題，還是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我們認為，當前的市場問題無疑受到宏觀政策的影響，但主要是一個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當前的問題不是一個收入和消費的絕對量問題，而是一個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問題，而這個比例問題是由經濟體制乃至政治環境等長期的結構性因素決定的。正是由于這個道理，所以政府不停地降低存款利率，而居民儲蓄卻不停地增加。第二，對低物價怎么看？從根本上說，物價下跌并不可怕；物價下跌正有利于市場競爭規律發揮作用，淘汰掉那些管理不善的企業。一些部門熱衷于控制物價，是不可取的。在美國經濟史上，低物價時期對應的正是經濟總量和經濟效率快速增長時期。目前，政府對物價下跌的擔憂說到底是出于對國有企業狀況的擔憂，進一步說是出于對財政收入的擔憂。我們以為，與其在物價上做文章，還不如在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和國有企業制度改革上做文章；更進一步應該在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上做文章，形成充分尊重私人財產權、降低社會生活不確定性的憲法秩序。惟其如此，國人才會踏踏實實地消費，經濟才會有良性循環。

　　二、消費總量增長問題

　　我們首先要面對一個問題：中國農村是否存在一個消費總量增速減緩的問題？換句話說，農村消費總量問題是一個真問題，還是假問題？

　　中國農村消費總量的增長率按任何標準看，都是極高的。1978年至1997年，中國鄉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平均以18%的速度增長；1997年比1996年仍增長近10%(根據課題組其他分報告的有關數據推算。后文凡未注明出處的數據均出自課題組的分報告)。有這樣一個消費總量增長速度，似乎可以說我們并不存在一個擴大農村消費市場問題。但如果我們把農村消費與城市消費的變化趨勢作一比較，便可以認定農村消費市場擴大不是一個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消費總量變動大體上表現為兩個階段。1978年至1985年，農村地區在中國消費市場中的地位和份額顯著上升。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農村地區所占的份額從41%上升到53%，提高了十多個百分點。1985年到1997年，農村地區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所占比重開始下降，從1985年的53%下降到1997年的43%。造成上述變化要考慮兩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發展所導致的農村消費比重的正常下降，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我國人口的城市化比率一直在穩步提高，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997年30%左右。農村人口相對比重下降，導致農村地區的消費占社會總消費的比重下降。二是由于交通事業的發達，一部分農民到城市去購買消費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據估計，食品的1/3，服裝的1/2，70%以上的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要到縣城、地級市或省城購買。三是一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城市消費。這部分消費近年來平均每年達到1000億元左右。(中國農村經濟綠皮書，歷年)

　　另一方面，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所導致的農村消費比重下降。從1978年至今二十年，農民收入增長漸趨緩慢。1978年至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6.58%，相應地，在這個階段農民消費增加額占我國居民消費增加總額的65%，7年內農村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了近1倍，年均增長約10%。這意味著城鄉消費水平的差距在縮小。1985年至1996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則降為4.11%，相應地，這一階段農村居民消費增加額僅占全社會消費增加額的46%，10年內消費總額提高64%，年均增長5.1%；而同期城市人均消費水平則提高了1倍以上。這意味著城鄉消費水平的差距重新開始拉大。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上年增長幅度較大，增幅達9%；但到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僅增加4.6%，增幅明顯回落。(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通過比較不難發現，農村消費總量增長速度下降，一定與農民人均收入增速減緩有關。從根本上說，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調控農民收入增長，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調控農村消費總量的增長。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問題是一個真問題。但是從長遠看，農村消費市場不會無限地擴大；隨著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消費總量占全社會消費總量的比重一定會逐步降低。但是，從目前我國的城鄉人口比例以及農村經濟成長的可能性看，農村消費市場在總量上的擴大是完全有可能的。當然，“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這一表述，要好于“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這一表述。有了這一番交待，希望的下面的一些分析用語不致引起歧義。

　　因為消費與儲蓄的比率在一定時期有相對穩定性，或者即使發生變化，其范圍也是確定的，所以，從長期來看消費總量增長是由收入決定的。或者更明確地說，消費總量增長問題就是一個收入的增長問題。正因為如此，任何一種消費函數理論，都會把收入列為決定消費的首要變量。在近期關于擴大農村市場的討論中，人們幾乎沒有例外地把農民收入的增長當作解決問題的首要措施。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人們又不外乎講減輕農民負擔、擴大非農產業就業門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等措施，這些東西幾乎要成了老生常談。其實，這些措施本身就意味著增加農民收入，而問題在于如何才能真正落實這些措施。農民收入問題固然是一個綜合性問題，牽涉到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是一個制度或體制問題。

　　中國農業沒有完成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認識中國農村問題必須以這樣一個對歷史發展的基本判斷為基礎。轉變是兩個方面，一是生產的技術性質的轉變，二是制度的轉變。從當期的狀況看，制度轉變滯后是突出矛盾，并制約著生產的技術性質的轉變。我們試圖用新興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 Economics)的理論對這里的問題作出一種解釋。

　　農民收入當然最終歸結為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問題(在分配比率不變的情況下)，但只有獲得專業化分工的前提下，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有了分工，農民才可能通過學習而轉變為具有現代專業知識的農民。分工與市場當然有一種相互促動的關系，但一個基本規則健全的市場始終是分工擴大的制度前提。(楊小凱，1998)觀察中國農村經濟，我們有一個基本判斷--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太高，由此形成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的巨大障礙，制約了農民收入的提高，也制約了農民消費總量的擴大。農民的市場進入成本巨大的原因或表現主要是：

　　1.外部的技術性成本。主要是農村的基礎設施極端落后，使農民進入市場的交通、通信成本極高。長期以來，國家是投資的主動控制者，并使投資向城市和工業傾斜，使農村公共物品供應嚴重不足，基礎設施極端落后，使農民在公共物品的享有方面事實上處于受歧視的地位。

　　2.農民受教育程度低造成的巨大的學習成本。這是一種內在技術性成本。接受市場活動的專業技術知識，需要基本的文化教育知識，但農民在這方面是很落后的。

　　3.勞動力市場不統一。主要是陳腐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不統一。農民由落后地區到發達鄉村地區務工后，一般不能享有與當地農民同樣的權利；將戶籍遷入城鎮的權利更是受到很大限制。前者限制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后者限制農民消費模式的改變，總體上制約了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

　　4.土地要素市場事實上不存在。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不能保障，更遑論有什么所有權。此項制度缺陷造成土地要素不能合理配置，浪費極為驚人。

　　5.資本市場由政府高度壟斷，增大了農民進入資本市場的困難。據調查，從政府銀行能夠以政府規定利率借出款項的農民多是富裕的、與權勢人物有關系的農民，一般農民往往從高利貸市場上借入貨幣。

　　6.產品市場存在高度政府壟斷，農民不能享有公平的交易條件。主要由于物品的屬性，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與工業品的交易本來具有“價格剪刀差”，使農民吃虧。更由于政府部門在糧食、化肥、種子、電能和通訊等商品與服務上的壟斷，使農民難以在這些市場上建立良好的經濟預期。交易環節上的坑農害農事件時有發生。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地方把農民的不合理稅負追加到交易環節上，大大增加了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甚至使農民根本無法進入市場。高的離譜的電價，提前預收農林特產稅和屠宰稅等等，在農村非常普遍。

　　7.高額稅費造成的市場壁壘。稅費征到一定程度，市場活動就會停止。借助政府的組織力量乃至暴力手段，一些地方的稅費使農民不能承受，降低了農民進入市場的能力。

　　8.權利不平等造成的市場交易能力弱小。農民分散、缺乏組織性，因此作為社會壓力集團是微不足道的，而與農民交易的一切其他社會集團，其社會影響力和組織程度都高于農民。因此農民在交易中，其談判地位是相對弱小的。

　　我們一方面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另一方面并沒有下大力氣消除各種各樣的市場壁壘；農村經濟中的市場壁壘尤其堅固。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太高，是農民收入難以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上述幾種成本類型中，由制度缺陷造成的成本是最為重要的，解決問題必須從這里入手。在這方面取得成功，是農村消費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礎。

　　三、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問題

　　在收入數量一定的情況下，消費量的大小取決于儲蓄與消費的比例，這個比例的大小當然會受到物價和實際利率變動的影響，但歸根到底與一個社會的制度狀況密切相關。

　　規避風險是人的一種基本的心理傾向，并對人的消費活動有重要影響。著名“心理分析學派”學者C.G.榮格(C. G. jung)在1933年的著作中說：“根據我們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規律與可以覺察出來的原因。對此我們深信不疑。象這樣的因果律就是我們人的最神圣的信條之一。在我們的世界里，我們不允許任何無形的，專斷的和所謂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喜好秩序井然的人難免會厭惡偶然事件的發生。偶發事件經常會打破常規，使預料的事情失去常態，因而讓人有無所適從之感。我們對無形力和偶發事件都感到厭惡……由于這些都違法理性原則，所以自然會被唾棄”。引這段話的目的是想說明，人和人類社會有厭惡沖突、尋求秩序的心理傾向。對消費問題有深入研究的經濟學家迪頓(Deadon)說：不喜歡冒險的人要想避免風險，就要付出代價，他們會想法隨時間的推移而平滑地消費。需要很大的刺激才能讓他們改變其消費偏好和儲蓄輪廓”。。這個論點對我們認識中國農民的消費是有啟示的。中國農民是我國抵御風險能力最低的一個群體，這決定了他們輕易不會改變消費行為。

　　對經濟發展所進行的長時段研究發現，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越大，居民就越是傾向于多儲蓄，換句話說，居民之所以進行儲蓄，不過是為了降低以后生活的風險。一個社會中那些降低人們生活風險的保障制度越是健全，人們就越敢于消費。只有在社會保障制度十分發達的國家，寅吃卯糧式的消費才會普遍化。我們國家的各大銀行眼下正在搞消費信貸，而敢于借貸的大多是那些在未來不愁吃、不愁穿的富人。不用說，我們國家落后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導致居民高儲蓄的根本原因。

　　美國學者的研究發現，低收入家庭(如黑人家庭)的儲蓄水平高于高收入家庭，這個論點對于理解我國農民的消費特點很有幫助(我國農民有實物儲蓄傾向)。美國學者(Koskela,E. and Viren ,M.1982)在80年代還發現，儲蓄對通貨膨脹的反應是正的，至少對不能預測的通貨膨脹是這樣。按照這個觀點，在一定范圍里，降低利息率不一定能夠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從去年開始，我們已經連續七次降低利息率，但對消費的刺激作用很小。

　　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的制度模式決定農民的消費模式。中國多數農民家庭生活在平時是節儉的，但平時的節儉和儲蓄是為了未來某一時刻的奢侈消費；農民在蓋房時有強烈的攀比心理，住房面積指標(乃至房屋高度)嚴重超前；婚喪嫁娶也是農民大擺筵席時機，一次筵席可耗盡數年的積蓄。這些類型的消費大多沒有市場經濟循環，與市場景氣不相關。美國學者米格代爾的研究揭破了農民這種消費行為的秘密。原來，傳統社會的農民的奢侈性消費不過是為了實現平均主義生活目標，而平均主義的意義在于降低農民受外部社會壓迫掠奪的風險。米格代爾(J. S. Migdal)說，農民在進入市場時總是感受到巨大的風險，風險主要來自官員腐敗、市場結構不完善和各種各樣的經濟壟斷。我國農村市場交易規則不健全，政府有關部門對農村市場中的不法商人打擊不力，農民訴訟成本相對高昂，農村信用關系落后，都大大加強了農民市場活動的風險，使農民購買商品畏首畏尾，嚴重影響農村市場的擴大。到農村了解發現，農民的憂慮太多了，城市居民擔憂的，農民都擔憂；城市居民不擔憂的，農民也擔憂，如社會安全，婚喪嫁娶，稅費罰款等，對農民都是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對于如此生存方式下的農民，要他少儲蓄，多消費，實在是一廂情愿。本來我們可以利用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務工經商的5、6千萬農民以及1億以上由他們贍養的家庭人口擺脫農村消費方式，按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進行消費，但我們的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制度把農民拴在了農村，農民只能按傳統方式消費，產生了一種生產和消費之間在制度上的斷裂。

　　從長期歷史來看，我國消費生活的一個特征是個人和家庭生活的節儉，而社區和群體的奢侈；或者平時生活的節儉，而禮儀性消費的奢侈。我國歷史上的王權或皇權至高無上，私人財產權得不到保障，等級關系不穩定，形容人一生命運之乖蹇有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說。這與歐洲社會很不相同。(參閱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95-96頁)有這種制度性構造，個人的節儉與群體的奢侈，就可以理解了：兩個極端是一個目的，都不過是為了降低自己的社會生活風險。特別是那種群體消費的奢侈，不過是要處理好人際關系，求得一種未來的安全。

　　當然按照我們對調查數據的分析，尚不能籠統地說我國農民都出于避免風險的原因而在不停地擴大儲蓄。如果把農民家庭年收入分為3000元以下、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三個類型，可見到第一等級和第三等級的農戶都有較強的儲蓄和投資傾向，而第二等級的農戶則具有較弱的儲蓄或投資傾向(參見其他章節有關內容)。顯然，不能把第一類農戶與第三類農戶混為一談。第一類農戶的儲蓄傾向高是出于規避風險，第三類農戶則因為抗風險的能力較強，收入水平較高，其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則主要是為了投資。另據調查，一些十分貧窮的農戶，1998年的邊際消費傾向大于1，我們認為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1998年農戶收入水平增速很小，在不少地方，收入水平絕對下降，一部分農戶依靠借債度日是不奇怪的。

　　農民為了降低風險，還有一種極為低效的“儲蓄”方式，即儲備糧食。中國農民大量儲備谷物，是一種降低生活風險的辦法。中國農戶大約儲存3-4億噸谷物，其成本是每年損耗相當于谷物價值的15-20%。如果農民為防范通貨膨脹動機而儲存2.5億噸谷物，每噸谷物以1000元計，則全國的總成本大約是375-500億元；或者換言之，農民在儲存谷物上占用了2500億元的資本。當然，農民這種以高昂的代價來儲存谷物的行為，決不是非理性的。谷物是抗御通貨膨脹風險的較好的儲備對象，通常，在通貨膨脹時期，糧食的價格也跟著上漲(D.Gale.Johnson，1995)。農民在這方面的損失以及資本占用，當然會影響到消費和儲蓄的比例。

　　以上所講的內容的中心意義在于強調理解中國農民必須注意風險防范的問題，解決問題也要從選擇降低風險的制度安排入手。

　　四、消費結構問題

　　中國農村的消費結構當然與城市的消費結構有所不同，但其特殊性一定有其合理性，問題是我們如何對這種合理性作出解釋。斯蒂格勒、貝克爾(G.J. Stiglerand G.S. Becker)和舒爾茨(T. W. Schults)等幾位經濟學家的研究認為，個人的偏好在不同人群之間沒有重大差別，愛好差別可以簡化為費用的差別。人們關于消費的“偏好和動機在多種不同社會都基本是相同的”。我們認為這一論點對于判斷我國農民的長期消費趨勢具有重要意義。根據我們所做的計量分析以及其他方面的相關資料，我國農民的消費結構大體上有如下特點：

　　1.我國農民消費總體上具有溫飽型特征。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目前為55.05%，比城市居民的同一指數高出8.4個百分點。據我們對農村抽樣調查資料的分析，我國不同收入等級的農民，對于食品、居住的消費，都始終予以較多的重視；人均純收入3000元以上的農民，對文教娛樂的消費和家庭設備的消費開始給予較多的重視。

　　2.自給性消費仍占較大比重。目前，中國農民的收入有相當一部分是實物收入，因此產生了自給性消費，總量的30%和食物的近50%屬于自給性消費。

　　3.不同地區農民的消費結構差異較大。我國城市居民在普通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方面較為雷同，差異主要表現在對服務的消費方面。但不同地區的農民由于收入差距較大以及基礎設施水平有差異，使得消費結構存在重大差異。例如，據抽樣調查，1997年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彩電擁有量之比為1：1.5，摩托車擁有量之比為1：3。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差距近年仍在不斷拉大。

　　4.以簡單消費為主，“不可分性消費”水平低。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許多消費項目具有“不可分”的特點，例如高檔家用電器的消費，不僅需要電器本身，還需要電力或供排水設施，需要服務(如廣播電視轉播等)，需要正常的社區生活規則(如電費、電話費、養路費的收取等等)，更需要農民一定的文化水平。這些條件只要缺少一項，就會制約消費的實現。大部分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屬于“不可分性消費”。在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實現“不可分性消費”由于各種條件不充分而多有制約，農民不得不囿于常規性的簡單消費。農民近年的耐用消費品的購買量在逐步增加，但不少農民家庭購買了耐用消費品滿足的是“精神消費”，是為了給人看，例如有農民買了冰箱以后并不開通使用，是因為使用的成本很高。

　　5.據農業部的調查資料，近年農民生活消費中，教育與衛生的支出增長較快。

　　6.相對于對土地的投資，中國農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較高。由于許多原因，農民對住房的投資與城市人對住房的投資不好作比較分析，可以比較的是農民的住房投資與生產投資，而現在的情況是農民對住房的投資超過了對土地的投資。據文貫中1989年的研究，中國農民在住房上的投資是生產投資的2-11倍。(轉引自D.Gale.Johnson，1995)這種情形至今沒有改變。1996年農村個人購買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283億元，而同年竣工房屋投資2251億元，后者是前者的8倍。(《中國統計年鑒》1997卷)

　　上述消費結構上的特征的形成，仍然與農村制度狀況密切相關。

　　1.土地制度的弊端使農民采取成本較高的風險規避方式。前文所述農民大量儲存谷物，就是一種高成本的風險規避方式。因為土地承包關系不穩定，農民為了穩定地占有一塊土地，辦法是獲取宅基地，蓋房，所以建房始終是一個農民投資的一個熱點。

　　2.要素市場的政府壟斷扭曲了農村消費結構。按照我們的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應該比目前的水平高。換句話說，我國城市有能力容納比現在多的人口(從戶籍方面統計)。但由于陳腐的戶籍制度的影響，農民在城里掙錢農村花，不敢奢望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和戶籍，抑制了城市的住房需求，而刺激了農村的住房需求。農村信貸供應的政府壟斷也是弊多利少。事實證明，貧窮農民的還貸率最高，但政府金融機構很難給他們提供貸款，致使他們求助于高利貸市場，加重了他們的利息支出，促進了農村的兩極分化。在兩極分化的狀態下，不會有繁榮健康的農村消費市場。

　　3.鄉村社會結構與政府體制的缺陷對鄉村消費結構有消極影響。我國鄉村社會結構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鄉村兩大社會集團的權利不均衡。一方面，普通農民的社會聯系松散，組織程度低，生活水平較低；另一方面，包括農村率先富裕起來的少部分人和鄉村主要干部在內的鄉村權勢階層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實際上控制著普通農民賴以生產和生活的主要資源。毋庸置疑，在這兩大社會集團的關系中，普通農民處于弱勢地位。由于目前事實上不存在一種強大的力量來合理調節這種關系，使得鄉村權勢階層的力量得不到節制，產生諸如政府機構膨脹，農民負擔加重這樣的老大難問題。這種制度狀況對消費結構的影響是：

　　第一，少部分農村人口利用公款進行的奢靡消費。在農村考察可以看到，農村的公共服務業總體上很落后，但飯店、歌廳很紅火。這種“產業結構”是由畸形的消費結構支撐起來的。據報道，從1996年底開始，安徽省合肥市成立清理農村財務辦公室，決定對2000多個行政村的財務進行清理。清理的結果令人震驚：挖出貪污挪用公款的鄉村干部1000余人，涉及金額達32億多元。長豐縣孔店鄉頭郢村年均招待費近6萬元，其中98%是白條，從白條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多是村干部自己招待自己，或招待自己的家屬(黃勇，1997)。

　　第二，鄉村權勢階層直接在消費環節上剝奪普通農民，使普通農民的消費結構的產生“畸變”。在農村，任何一種物品或服務的供應只要由政府壟斷，必然出現高價，而高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鄉村干部利用權力實行價外加價。電價高，教育收費高，衛生收費高，使農民在這些消費領域要么當冤大頭，要么干脆退出消費。在一些地方調查中竟然發現所有村干部及其直系親屬均不交電費而把應交電費分攤到普通農民頭上的事情。我們在統計分析中發現的教育衛生支出增長較快，實際上反映了消費結構方面的問題。近年來，隨著通訊產業的迅速發展，電話開始進入普通農戶，話費高又成為突出問題。概言之，政府壟斷行為最容易被鄉村權勢階層用來在消費環節上剝奪普通農民。

　　第三，農村公共消費極端落后。我們無法從統計資料上看到這種情形，但只要去農村進行實際考察，就可以看到大部分鄉村村容凌亂、環境惡劣、道路破敗等一幕幕公共生活領域的落后景象。對社會發展的研究證明，形成一個良好的公共物品供需銜接機制，需要一種成熟的社會合作機制與運行良好的權威結構。顯然，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制度建設，遠遠沒有達到能夠滿足農村社會對公共物品的基本需求的水平。鄉村干部沒有向農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激勵，卻有強烈的興辦盈利性企業的沖動；而普通農民對鄉村干部提供公共物品的誠意缺乏信任，大多不愿意繳納稅費。就這樣，農村公共物品的供應得不到穩定規范的財政支持，沒有了健康發展的基礎。農村教育衛生事業、社會保障事業和社會安全體系都屬于公共物品消費領域，因為同樣的理由，這些消費的重要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五、政策分析

　　(一)政策分析的認識基礎

　　農村消費市場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涉及消費的總量增長問題、儲蓄與消費的比例問題，以及消費的結構問題，都與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關；特別因為消費涉及到農民收入增長問題，而收入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但是，面對這個復雜的對象，我們仍不妨用理論的“奧卡姆剃刀”來解剖這個對象。

　　我們通過對農村問題的長期研究，形成這樣一個基本認識：中國農村社會轉變的全部問題可以歸結為中國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問題；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越高，農村社會經濟的轉變就越困難，反之，則越順利。這一認識與我們前述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經羅列農民進入市場的多種成本因素，這些成本因素可以分為兩個類別，一是制度性的，另一是物質性或技術性的。一般而論，降低制度性成本要靠改革，而降低技術性成本要靠發展。但這二者是聯系的，如果不改革，發展就會停滯；而在改革的同時沒有合適的發展戰略，改革也就不會有寬松的條件。但就中國目前的狀況而言，制度變革滯后是主要的。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在這里將主要分析制度變革問題。

　　(二)制度調整的目標

　　我們在這里講制度變革當然是為了解決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目標。圍繞這個根本目標，具體的制度調整目標是：1.通過提高制度的激勵功能，解決農民收入平穩增長問題；2.通過制度調整降低農村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3.通過市場的自由化和健全市場規則，在制度上降低農民進入的成本。如果這三方面的目標可以達到，農村消費市場必然會穩步發展。

　　(三)制度變革的主要內容

　　實現上述制度調整目標，可以和應該做的工作很多，但最為關鍵的是下述三個方面：

　　1.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現行土地制度能夠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的需要。當前的農村土地問題有兩大難點，一是承包權不能真正穩定，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市場發展不起來。二是一部分農民喪失土地的現象已經出現，有可能愈演愈烈。解決前一個問題，我們認為已經不能依靠鄉村干部執行中央政府政策的自覺性，中央政府必須推行更強有力的措施。我們建議在短期內宣布農村土地使用權永久不變，用當年土改的精神落實這項政策。解決第二個問題需要采取某種技術性的政策，這里暫且存而不論。 實現土地使用權的永久化對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意義，美國學者約翰遜(D.Gale.Johnson)曾有過極為精彩的論述，他認為，這種措施不僅可以產生生產激勵作用，還可以產生社會保障作用，減緩鄉村社會的沖突，實現農村產業的合理布局。

　　2.堅決打破農村競爭性產業的政府壟斷、部門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壁壘，推動農村經濟的自由化，減緩乃至消除產品和要素交易環節上對農民的剝奪，降低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糧食、棉花(資訊 論壇)和所有農用生產資料的貿易，都可以完全放開，不論東南西北，不論公家私人，既沒有地區封鎖，也沒有制度屏障，創造一個大一統的農村市場。特別要幫助農村私人商業的發展，依靠私商的力量把農民拉進市場。

　　在要素市場上，一要解決戶籍制度問題，二要解決農村資本市場問題。我們認為，解決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關鍵是見識與決心問題。農村資本市場問題要依從全國的金融體制改革進程。我們認為，中國必須發展私人商業銀行，當城市的私人商業銀行發展成熟起來以后，他們會把業務擴展到農村去。當然這項改革不能操之過急。

　　3.要在思想上和制度上解決鄉村公共領域的各種問題，使農民擁有一個秩序化的、健康的社會公共生活領域。要通過制度約束地方政府不要再搞什么“政績”工程，并堅決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來，把公共部門的事情辦好。國家和集體的任務主要是幫助農民以較低的成本進入市場，通過立法和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健全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集體應該更多地在市場服務、技術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幫助農戶提高市場活動的能力。國家必須幫助農戶乃至集體解決他們需要解決而又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維持大體穩定的農產品價格，改善農業基礎設施，推廣農業科技知識，提供有效的農村金融服務，規范和穩定稅費征收制度，建立和維護農業風險防范體系，等等，都是政府應著力解決好的問題。

　　為了解決鄉村公共物品供應問題，必須改革和完善農村政治體制和財政體制，從根子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要真正落實鄉村民主選舉制度，實行村民議事和村務公開，從政治上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以增強農民制約和監督鄉村干部的能力。可以考慮用“稅費合一”的措施，改革農村財政體制。一些同志建議適當提高農業稅稅率，開征農村公用事業建設稅，以取代農村各項收費，應鼓勵進行試驗。在實行這些改革的同時，要糾正目前農村機構設置和人員任用中的錯誤做法，下決心精簡機構，減少冗員，杜絕各種不合理開支。

　　參考文獻

　　M.W.里德，1987，《芝加哥學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

　　T.W.舒爾茨，1964，《改造傳統農業》，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6頁。

　　[美]石洪齊、讓.密特海默、托馬斯.沃，《轉型經濟中的食品總需求分析--中國家庭支出調查資料的應用》，農村社會經濟學刊，1996，4。

　　J.米格代爾，1974，農民、政治與革命--第三次世界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壓力。李玉琪、袁寧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

　　榮格，1933，《探索心靈奧秘的現代人》，1987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123-124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95-96頁

　　D.C.諾斯，1981，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D.Gale.Johnson，1995，中國農村的產權，載汪熙、段志煌主編《市場經濟與中國農業：問題與前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楊小凱，1997，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徐德徽等，《我國貧困地區的食品消費與營養狀況》，中國農村觀察，1997，4。

　　步德迎，《如何正確評價農村消費水平》，經濟工作者學習資料，1997，51期。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農戶經濟行為及勞動時間利用調查資料集》，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版。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農戶經濟行為調查資料集》，中國物價出版社1994年版。

　　庾德昌等，《農戶經濟行為量化分析》，中國農村觀察，1996，1。

　　彭麗荃，《本世紀末農民生活消費結構的變動趨勢》，中國農村觀察，1996，5。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業部農村固定點觀察辦公室，《農村文化消費：現狀特征及計量分析》，中國農村觀察，1997，2。

　　馬成文，《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分析》，中國農村觀察，1995，5。

　　江華等，《發達地區農民收入消費特點及成因》，中國農村觀察，，1995，5。

　　殷奇等、張玉英，《我國目前農村消費狀況及九十年代農村適度消費問題探討》，經濟科學，1991，6。

　　黃勇：挖出蛀蟲，收獲什么，《中國青年報》1997，12，9。

　　《中國統計年鑒》，多卷。

　　中國農村經濟綠皮書，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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