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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天蔚
一向頗具英派紳士風度的郎咸平教授，忽然搖身成了斗士，不但以不那么學術卻絕對犀利的方式，將辨析、拆解的矛頭，對準了海爾、格林科爾等明星企業，最近索性與格林科爾大張旗鼓地打起了筆墨官司。
公允地說，郎咸平教授對格林科爾的律師函有曲讀之嫌，譬如律師函稱，將對郎教授“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其意可能是把法律程序作為最具威脅性的手段而予以特別強調，而不是如郎教授所暗示的那樣，是在法律程序之外，還有更“狠”的非法手段。
但如果撇開這些并不重要的細節，則郎咸平先生對格林科爾和海爾等明星企業的研究和分析，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郎教授對顧雛軍先生的回應，是以維護學術自由的名義進行的。而對于一般公眾，學術自由倒是未必重要，但如果有人能把格林科爾、海爾等國有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事情“說清楚”，則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雖然國有公司或上市公司與公眾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這些公司的內幕被遮掩得如此神秘，其股權關系被編織得如此莫測，以至于幾乎沒有哪個股民能掌握足夠的信息而對自己的投資回報作出理性的預期。基于同樣的理由，也有越來越多的國有公司，不能讓人放心地相信國有資產能夠在那里安全地保值增值，而不是被直接或變相地流失到個人的口袋。
而郎咸平教授以犀利的目光，輔以熟練的經濟學方法，將已經被人為復雜化的現象拆解出清晰的線索，使我們終于能夠從無比復雜的現象中間，看出一些其實非常簡單的事實。譬如海爾的“曲線MBO”，或格林科爾的以小(資本)博大(國有資產)等等。而且，即使郎教授的分析并不完全準確，或因某些原因而使其與被分析企業之間發生糾紛，但它至少可以使我們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有這樣一些公司，可以采取這樣一些手段，玩著看似與我們無關，其實直接或間接地損害著我們利益的財富游戲。
尤其是在目前這個特別的時期，種種跡象已經顯示，新一輪“合法”的，以“轉制”為主要形式的國有資產流失高潮已經開始。與以往的國有資產流失方式不同的是，當這一輪“轉制”完成之后，連一個“原罪”的概念都不必提出，一批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將毫無聲息地悄然產生，而其背后，則是數目可能高達數萬億的資產，完成由“公”到“私”的轉移。
因其學術地位、特殊身份和直言無忌的表達方式，郎咸平先生已經成了一支“大喇叭”。但愿這支喇叭的這一輪喊叫，能夠引起社會上下的足夠重視，而對完全有可能日趨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進行有效的遏止。在改革開放已經近30年，全社會已經為社會變革支付了足夠高昂的學費和代價之后，如果再次容忍大規模的、有綱領、有計劃的對國有資產的掠奪和瓜分，我們將無法對歷史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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