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到黨委，是我國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外灘特約記者 龔維松/報道

　　8月12日，離鄧小平百年誕辰日已屈指可數，《外灘畫報》特約記者專訪了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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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第二輪思想解放浪潮的“皇甫平”一文的作者周瑞金先生。事隔13年，談起那段跌宕起伏的歲月，周瑞金先生仍保持著激揚的興致。從《人民日報》副總編退下來的他依然保持著對國家命運的思考，談及鄧小平之余，更對當下時局提出了大膽的建議。

　　上海出了皇甫平

　　記者：1991年初，皇甫平的一組文章打破了1989年以后沉悶的氣氛，引起軒然大波，拉開了新一輪思想解放的序幕，皇甫平為什么會產生于上海？

　　周瑞金：盡管經歷了89風波，但當時上海改革開放的氣氛還比較好。1989年1月，我擔任《解放日報》一把手，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的領導下，上海新聞界經受了89風波的考驗。后來又在朱基的領導下，上海對風波的善后工作做得比較好，講政策，實事求是，沒有搞過分。當時上海的政治環境比較好，經濟上堅持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從1988年開始每年到上海過春節，也是看重這一點。正是因為有這個基礎，所以才有皇甫平。本來我已經辦好手續，將接任香港《大公報》社長，想在離開上海前為《解放日報》再寫幾篇文章，宣傳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新思想。

　　記者：你對當時的國內時局有什么判斷？

　　周瑞金：九十年代初全國的局面是比較令人憂慮的。治理整頓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政治風波的陰影尚未從人們心頭清除，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給人們帶來更大的震撼和困惑。當時國內是一片反對和平演變的聲音，一片清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浪，一片對改革開放進行“姓社姓資”的詰難。這使我想起和八大以后的國內氣氛有相似之處。1956年，黨的八大針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方針。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然而不久，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國際形勢的震蕩引起了我們對于自己國內形勢的判斷變化，強調了國內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把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傾斗爭。后來進一步提出“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論，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這是多么慘痛教訓啊！

　　記者：當時改革開放面臨著什么問題？

　　周瑞金：我深切感到九十年代初，中國又走到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是繼續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重提階級斗爭，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走回頭路？中國共產黨人在九十年代初的確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

　　何以解憂，惟有改革

　　記者：你是怎么想起寫這組文章的？

　　周瑞金：1990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提出冒點風險搞活國有企業，小平同志要求善于把握時機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接著，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來到上海，這是他第四次來上海過年。與以往幾次過春節不同，這一次他視察工廠、參觀企業，聽取浦東開發的匯報，發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講話。他著重強調兩點：一個是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講幾十年；第二個是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13年前聽到這些話，我真激動了好幾天。憑我長期從事黨報工作培養的政治敏感和責任感，我深感鄧小平講話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針對性，顯然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改革開放作一番新的鼓動。

　　記者：皇甫平文章是怎么構思的？

　　周瑞金：第一篇我借羊年做文章，提出1991年處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交替點上。回溯12年前的羊年，1979年正好是開創中國改革開放新紀元的一年，歷史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后來人們評論說，已有19個月沒有用這種口吻談論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了。下一個羊年是2003年，正是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進入小康。同樣上一個辛未羊年是1931年，正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說明落后就要挨打，而下一個辛未羊年是2051年，正好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時間。可以說是，時不我待。文章結尾說，“何以解憂，惟有改革”，這是朱基傳達小平視察談話時說的原話。鄧小平說自己的一個大失誤

　　記者：鄧小平對上海是很看重的，聽說他對上海沒有能夠率先改革開放感到比較遺憾？

　　周瑞金：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坦陳“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我以為這是鄧小平唯一一次對改革開放的自我批評。鄧小平一直比較重視上海的發展，因為上海的基礎比較好，人比較聰明，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他曾說過“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鄧小平還說，對朱基發現晚了，他有管理經濟的才能。朱基對貫徹改革開放的力度比較大，他強調“1991年是改革年”，就是針對當時上面提的“1991年是質量年”說的。

　　記者：當時的背景是怎么樣的？

　　周瑞金：“89風波”之后，鄧小平找第三代領導集體談話，強調要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要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他說，在風波中，什么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一句是要打倒改革開放的口號。鄧小平把這一點從戰略的高度提了出來；另一點是腐敗問題，他提出“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于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因此要很鮮明地提出反腐敗。

　　記者：開發浦東是鄧小平的一個大戰略，他是否要彌補這個遺憾？

　　周瑞金：上海在開發浦東之前，有過多個考慮。有一個時候比較傾向放在虹橋，也有向北，以寶山為中心，開發江灣機場；向南，以金山石化為中心發展。最終由鄧小平拍板定在浦東，這是他從全國改革開放的角度和形勢做的一個戰略決策，一個大手筆。他說“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

　　重磅文章反應不一

　　記者：皇甫平文章的出爐有什么阻力嗎？

　　周瑞金：1991年時，上海的輿論環境還比較寬松，我寫皇甫平文章時，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干預，當時市委宣傳部很少干預《解放日報》的編輯工作，我還是有比較大的自主權。市委有什么重要宣傳意見是由分管副書記甚至直接由市委書記向我下達指示的。

　　記者：上海本地對皇甫平的反應如何？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出來后，上海本地普遍支持，只有個別老同志借評報時機批評幾句。站出來鮮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時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后來是新華社《半月談》和首都經濟學界。后來，吳敬璉對我說，他非常感激皇甫平文章對市場經濟的論述。

　　記者：上面有什么反應嗎？有沒有責難你？

　　周瑞金：4月份，我給當時市委三位主要領導寫信，詳細報告了皇甫平文章發表的前后經過及海內外的各種反應，他們并沒有批評我，只是說像這樣重大的文章應該在發表之前送審，和市委打個招呼。我對此作了自我批評，除此以外，在上海我沒有承受多大的壓力。只是受到北京一些報刊的圍攻，無限上綱的大批判。

　　記者：當時攻擊皇甫平抓住了什么？

　　周瑞金：發難皇甫平文章的實質是第二篇《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里說的市場經濟，他們知道這是鄧小平的話，不敢攻擊；所以借第三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強些》里說“不要囿于姓社姓資”這句話，無限上綱為“改革開放不問姓社姓資”。1991年10月份有位領導來上海視察，在干部會上公開指責皇甫平文章影響很壞，把黨內外思想給搞亂了，好不容易剛把大家思想統一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來，現在又冒出一個“市場經濟”， 不是又把人的思想搞亂了嗎？但是，戲劇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領導來上海視察，他很巧妙地支持了皇甫平，他說，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是帶框框，先定性，先戴帽，這就很難辦。不要還沒有生小孩，還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鄧小平操控大局

　　記者：外界一直傳言皇甫平文章與鄧小平有關系，鄧小平有沒有直接授意或參與？

　　周瑞金：寫皇甫平文章時，事先并沒有完整的計劃，但四篇文章差不多都相隔20天左右時間發表，這是個巧合。第一篇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發表正值大年初一，《解放日報》頭版上面就是鄧小平接見上海黨政主要領導的新聞，下面就是這篇評論，相信鄧小平一定是看到了這篇文章，但他的反應我并不知道。

　　后來皇甫平文章遭到許多文章圍攻批判之后，四篇評論及那些批判材料由原來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送給小平身邊的一個同志，轉給了鄧小平。當時北京流傳一句話：京都老翁，坐看風起云涌。鄧小平在冷靜觀察、把握時機。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毅然選擇南巡。因為1992年要召開黨的十四大。在這個關鍵時刻，政治報告主題確定什么，選什么樣的人進中央領導機構都事關改革的前途。所以他果斷行事，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有魄力，分寸拿捏到位，時機把握得極好，一舉扭轉乾坤。

　　記者：在十四大籌備過程中，鄧小平采取什么措施為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順利過渡？

　　周瑞金：概括起來說，采取了五大果斷措施：批“左”、退老、集權、調整軍委、廢“太子”。也就是：以南方談話統一全黨思想；解散中央顧問委員會；把黨權、軍權、國家領導權、經濟領導權集中到黨的領導核心手中；調整軍委舊領導班子以鞏固中央軍委主席地位；暫阻中央高干子弟進入黨的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等。小平同志為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家的穩定，創造了充分的條件，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面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記者：當前，我們為什么仍然需要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周瑞金：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解決的是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問題，樹立了實踐標準的權威。當時推倒了“兩個凡是”，端正了思想路線，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根本方針政策。九十年代初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實際上解決的是對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傳統觀念的看法，樹立生產力的標準的權威，破除一個凡事，即凡事要問一問姓社姓資，以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根本標準，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

　　當前我們又面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要求。因為，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世紀新階段，面臨許多體制轉型的深層次需要和問題，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任務異常艱巨和繁重。這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探索一條觀念創新、體制創新、行為模式創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子。

　　記者：新歷史條件下解放思想的重點、熱點和難點表現在哪些方面？

　　周瑞金：我認為集中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上，而突破口應當選在執政黨自身的改革上。改革開放20多年來，可以說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變化最小，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相差甚遠。因此，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使之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從體制、機制上治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以及基層組織退化、民主與監督不到位等問題，切實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也是執政黨建設的重要課題。

　　記者：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是什么態度？

　　周瑞金：89風波前，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了很大的推動，87年、88年，鄧小平看到前蘇聯在政治改革方面推動力度很大，有急迫感。有人把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做對比，說鄧小平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這一點對鄧小平有過一定的影響，所以1987年，鄧小平大量地談及政治改革。最近原廣東省省委書記任仲夷接受采訪時談及鄧小平南巡沒有談到政治改革內容，我想恐怕還是看到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有一定的影響。但鄧小平并沒有收回他的講話，在他逐一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都有記錄。鄧小平講到黨政分開，不能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到黨委，是我國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89風波”后，黨政分開不再提了。后來精簡機構只精減行政機構，在加強黨的領導名義下，各級黨組織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黨的機構卻越來越龐大臃腫，對政府事務對社會事務干預過多。

　　只聞潮聲，未見潮頭

　　記者：如何評價我們的政治改革？

　　周瑞金：我在最近一篇文章說：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按照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應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要使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協調，改變“市場基礎經濟，計劃時代政治”的脫節問題。大量事實說明，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不協調不適應，是當今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所在。正是鄧小平所說“我們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記者：您對現實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有怎樣的預測？

　　周瑞金：一句話，只聞潮聲，未見潮頭。

　　現在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經濟體制改革來說，滯后了許多，但要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必然要加強監督，要透明和公開，這都要直接觸及到我們許多干部的既得利益，因此，思想阻礙和現實阻力是很大的，改革的難度也就可想而知。

　　記者：按照你的估計，要推動您所說的新一次思想解放，會不會需要再一次“皇甫平”事件？

　　周瑞金：表現形式不一定一個模式，但需要輿論的先導作用，需要勇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先驅，這是確定無疑的。

　　記者：在今年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你覺得中央會不會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大的動作？

　　周瑞金：希望四中全會能對政治體制改革有大的促進和推動，現在社會各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相信中央會考慮這些聲音。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失去了兩次時機：如果不是出現1989年的政治風波，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絕對不是現在的這樣，當時有鄧小平的權威支持，改革不會有太大的風險；第二次是十五大之后和十六大之前，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確立了新權威，本來要在其中某一次全會上討論政治體制改革，但因為“法輪功”事件的出現，政治上收緊，又一次延緩了政治體制改革。

　　現在我們寄希望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與搞經濟體制改革一樣，搞政治體制改革也要有一點闖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有一股氣呀，勁呀，走出一條好路、新路來。不要怕亂，不要用“穩定壓倒一切”作為拒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擋箭牌。政治改革與穩定不是對立的。只要政策、步驟、方法對頭，只要做好上層的調查論證，基層的集思廣益，內部的民主論證，外部的解釋說明，統一上下內外思想，減少社會震蕩，那么，政治改革不但不會大亂，相信會收到治亂的明顯成效。從根本上說，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協調，是共產黨執政長治久安的頭等大事。

　　既是偉人也是凡人

　　記者：您如何總結或評價鄧小平？

　　周瑞金：鄧小平是偉人，中國的偉人，世界的偉人，世紀的偉人，20世紀偉人時代的最后一個偉人。

　　我對鄧小平的評價有四句：眼中有世界，心中有人民，胸中有韜略，手中有奇兵。

　　鄧小平有寬廣的眼界，總是從世界的角度看問題，思考問題，做決策，都有世界眼光，博大胸懷，這是很大特點。

　　同時，鄧小平不做秀，誠心誠意為人民，一切決策、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都從人民利益出發。

　　縱觀鄧小平的一生，三起三落，無論起和落，都顯示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每當關鍵時刻，每遇最大難題，他都表現出極大的理論勇氣、政治智慧和戰略意識。三起三落的政治經歷，也使鄧小平積累了很豐富的政治經驗。1977年第三次東山再起，鄧小平已73歲，到1997年去世，20年時間，鄧小平帶領中國政治、經濟走出困境，力推改革開放，創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

　　鄧小平慧眼識人、大膽用人。在“文革”后期他用了幾個人就把各條戰線整頓搞得有聲有色；在改革開放中也只用了幾個人就打開局面，充滿生機。總之，他用人厲害，看中的人都不錯，即使落馬者也贏得極好口碑與民心，殊不易也！

　　記者：鄧小平在老百姓心目中親和力很強。

　　周瑞金：鄧小平一再強調自己是人民的兒子，是凡人，可以讓老百姓近距離接觸。沒有架子，很講人情，在他家庭里完全是一種其樂融融的氛圍。當然，是凡人也難免會發生一些錯聽、錯斷、錯處(處理)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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