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評價，其實已經是個世界性難題。許多新經濟現象的出現都會為宏觀調控帶來新的挑戰。因此，對于調控中出現的政策失誤，社會各界也應抱有相應的寬容。

　　文/岳崢

　　宏觀調控是痛苦而艱難的，它陷入一種自然的悖論：如果調控不成功甚至經濟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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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推行者自然難脫其疚；如果成功了，它的效果又難以判斷—宏觀調控是要避免潛在的經濟過熱，而經濟過熱既然沒有發生，誰也不能計算發生以后到底會為國民經濟帶來多少損失。在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導向的今日中國，無論宏觀經濟調控的棒子落在國企、外企還是民企身上，反彈的力度都是日益增大。

　　問題是，是否有相對客觀的標準來評判宏觀調控的效果，并可以與“如果不這樣”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來比較。一種比較流行的支持宏觀調控的邏輯是經濟過熱會帶來通貨膨脹，那么通貨膨脹的經濟后果還是可以度量的。還有一種說法是經濟過熱帶來的對各種經濟資源的過度要求無法在本國滿足，所以被迫帶來大量進口，從而引發外匯機制的崩潰和對他國的依賴，這也可以通過對進口、M2等數據的分析進行研判。但是，由于影響宏觀經濟的變量越來越多，許多新經濟現象的出現都會為宏觀調控帶來新的挑戰，因此，對于調控中出現的政策失誤，社會各界也應當抱有相應的寬容。

　　美國以客觀標準評判宏觀政策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評價，其實已經是個世界性難題。以美國為例，克林頓卸任時遞交的精彩的經濟答卷給布什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科技股的崩盤、從“安然”開始蔓延的公司丑聞風暴、“9.11”、伊拉克戰爭和世界貿易糾紛，都令美國國民經濟和國民財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那么，這中間究竟多少是客觀原因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又有多少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誤呢？布什減稅和軍費開支的政策已然成為笑柄，就連世界經濟界奉為神明的格林斯潘也正在為自己最后的榮譽而戰。

　　回顧一下歷史，幾乎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也是美國經濟空前發展的時段，期間只有80年代中的短期衰退。這一代的人已經不再有“大蕭條”和“世界大戰”的記憶，人們似乎也已經找到了戰勝經濟周期的法寶，“滯脹”只在經濟學家的字典中存在。“新時代”和“新經濟”是這種情形的一種流行解釋。更加成熟的經濟學家還進一步闡述了資本市場的改革、信息技術革命、冷戰的結束、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市場經濟理念的普及是更加根本的原因。

　　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自然帶來更加沖動的基礎建設投資、生產能力提高、消費膨脹和住房價格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貨幣表現來說，低通貨膨脹和低利率并存，貨幣相當堅挺。這些與近年來快速發展中的中國沒有任何兩樣。

　　但是好景不長，這種經濟過熱的景象盡管被掩蓋在相當良好的社會資產負債表中(家庭、公司和政府投資都可以用資產負債表來反映占有的資產的增值效應)，卻是無法長期維持的。股市崩盤也好，公司丑聞也好，不過是經濟擴張無法維持而最終“硬著陸”(附圖)的表現而已。反恐和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應該被視為“中立”，因為異常性的政府支出增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向就很難說是正面還是負面。

　　簡而言之，判斷宏觀經濟過熱從而決定進行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應當如下：宏觀經濟持續過熱可能會擾亂資本分配機制(無論是美國的以公開資本市場為主的資本分配機制，還是中國的銀行信貸控制和股市相結合的機制)，造成資本成本低廉的假相；企業和政府都有進行投資的驅動力，更加劇了對未來經濟的美好設想；政府的赤字降低或負債成本降低，鼓勵了政府為增加當期就業而進行投資；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開始降低，也更加大膽地進行負債融資；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機制容易受到資產價格波動的沖擊(在中國，這幾年資產價格最容易體現在房地產價格上，股市已經長期低迷，其波動對日常經濟生活的影響有限)，一旦資產價格回落，縮水的“財富效應”就會帶來更多的消費意欲的降低，從而引發衰退。

　　在美國，這種資產價格的回落首先體現在股市上，從2000年底開始，股票指數狂瀉不止。權益類資產價值的縮水帶來了整個經濟負債率的上升，企業的財務健康相當脆弱，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發公司倒閉。不可一世的“安然”和“世界通信”等公司固然有自身的毛病，但是在這樣的宏觀經濟條件下，抵御負面事件影響的能力更加脆弱。

　　所以，在有了比較客觀的評價體系的基礎上，盡管小布什政府在任期間，美國經濟缺乏亮點，美國社會還是相當寬容地看待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受到重大負面打擊的工業公司，還是在個人財富、醫療保險和就業收入方面受到打擊的普通公民，都仍然保持了對政府宏觀經濟把握能力的信心。

　　宏觀調控需要異常謹慎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經濟過熱的體現仍然是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的上升和投資的普遍沖動。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資產價格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上海為例，家庭月收入數千元而住房價值高達數百萬元(按照市場價格)的家庭已經相當普遍，這種當期收入與資產價格的劇烈背離得到調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一旦調整開始，以前“財富效應”帶來的消費習慣就會消失，工業界無法得到有效需求而開始收縮和裁員，從而帶動進一步的經濟調整。盡管應付商業周期應該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所具有的基本素質，但是，這期間稍有不慎，就會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形和企業家信心的全面倒退。這種惡果很可能要數年才能重新理順。在中國這樣一個近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是格外的危險。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需要異常地謹慎。經濟分析家們應當從對當期就業的關注，上升到開始注意國民凈財富對人們承擔風險的感覺和企業家信心的影響。

　　許多新經濟現象的出現，都會為宏觀調控帶來新的挑戰。舉例來說，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產業公司開始涉足房地產，甚至像“聯想”、“方正”、“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也開始成立房地產事業部。當宏觀經濟開始擠壓資產價格的水分時，這些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將迅速惡化—因為資產的價值開始下降，而負債不變。這種會計上的體現很可能會對公司信貸條件帶來負面影響，從而使公司的主營業務受到影響。這樣，宏觀經濟調控即使目標是對準了房地產行業，但事實上也傷害了工業競爭力，甚至最后無法真正推行。

　　另一個例子是當今中國的實體經濟與資本市場的嚴重脫節，即便是在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年份里，證券市場(包括相應的金融機構)和銀行體系(壞賬的迅速膨脹)仍然問題重重，甚至更加糟糕。

　　比較中、美兩國的可持續增長因素看，在資本市場改革、信息技術革命、國際政治環境穩定、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市場經濟理念的更加普及等方面，二者并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些“正確”的經濟政策在“過熱”后帶來負面影響的可能也同樣存在。政府政策的失誤和評價便更加難以進行，這都將給中國的經濟理論界和經濟決策者帶來更新的挑戰。

　　全球經濟界也對2000年以來世界高科技股退潮后經濟如何啟動和持續進行了反思和探討。可見，如何理解和應對資產價格與實際國民經濟產出的聯動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挑戰也是世界性的新命題，并沒有已經成熟的理論指導。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出現的政策失誤，社會各界也應當抱有相應的寬容。-

　　(作者為香港正大國際企業公司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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