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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輝華
德隆出事了，銀行紛紛逼債，企業忙于收購，媒體窮追猛打，學者專家們則開始語重心長地批評德隆的種種失誤。但是筆者想問的是：德隆出事前，專家學者們都干什么去了？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他們，代表著“社會良心”，影響著大眾傳媒，在德隆事件中是不是應該承擔特殊的責任？他們反思了沒有？人們對于他們的行為又反思了沒有？特別需要反思
的是，為什么學者沒有發出自己的聲音？
是因為學者們學識不夠從而沒有能力發現德隆的問題？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早已從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兩個方面揭示了盲目多元化必然失敗的道理。德隆直接或間接地擁有177個公司，跨越十幾個行業。作為一家不到20歲的企業，如此大規模擴張，不失敗才怪呢。相信任何了解其基本情況的專家學者都不難做出這個判斷。
是因為學者們獨坐書齋不問世事以致不想發出什么聲音？且不說在這個物欲橫流的轉型期幾乎找不到不食人間煙火的純粹理論家，就算有這樣的人，也是極少數。要知道德隆可是紅極一時的“明星企業”，其“產業整合”和“企業家俱樂部”概念一度風靡大江南北。那么多經濟學家、金融學家、法律專家，還有所謂的獨立評論人，事發前怎么都對德隆的問題閉口不言？
是因為學者們成了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今天的教授、博導們，早已不是過去的“臭老九”了，尤其是經濟管理法律領域的他們。每個月拿著國家發給的幾千甚至上萬元人民幣，總不至于個個都“為五斗米折腰”吧？再說，總不至于所有的學者都是德隆的代言人吧？
既然不是能力的原因，也不是信息限制和物質羈絆的原因，那么，我們就不得不懷疑到道德良知的層面了。對于學者來說，“良知”絕不僅僅是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欺騙行為，而更重要的是其社會意義：他們有沒有對社會說實話？他們敢不敢實事求是地言人所未言？很多發現德隆問題的學者認為自己沒有吹捧過德隆，但是他們又何嘗批評過德隆？如果學者滿足于普通百姓的個人良心，那么，為什么要把“社會良心”的桂冠戴到他們頭上？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連學者都不敢、不愿、不會講真話，這個社會就會迷失方向，就會陷入混亂，就會導致社會整體道德的淪落。轉型時期的中國，各種紛繁蕪雜的變化讓普通人不知所措從而常常迷失其中，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的社會良知尤其重要。
記得剛剛去世的杰出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曾經痛心疾首地指出：“國內很多嘩眾取寵、政治宣傳式的‘經濟研究’之所以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并不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學識不夠，而是他們缺乏基本的學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實，卻被經濟學家們的研究用新名詞搞得像云霧山中的東西。1956年強迫合作化的事實被人說成自愿，20世紀90年代初圈地運動股份化運動中人所共知的大規模貪污，在中國經濟學的文獻中找不到系統的記錄，還是一個不做經濟學術研究的何清漣用記者的方式給我們留下了一些這方面的記載。”在專家學者們的道德遭受懷疑的今天，這些話聽來簡直是振聾發聵！
學者的良知常常體現在他們獨立地、負責任地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發出獨立的聲音。這種獨立甚至經常表現為一種偏執。
有這樣一個著名的故事。美國一家百年家族企業RP公司(Ralston Purina Co.)在1986年與公司高管人員簽訂了一份長期性股票激勵合同。合同約定，在未來的10年中只要公司股票的收盤價在連續10個交易日達到高于100美元的水平，高管人員就可以獲得49.1萬股限制性股票和股票認購期權。事實上，不到5年這個目標就實現了。結果，股票大漲，股東財富大增，高管人員自然得到了巨額獎勵。
但是這個美好的故事卻被兩個偏執的經濟學家打破了。他們指出，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RP公司的資本成本，公司本來可以多得20億美元收入，而現在的收益相對于同行實在是太一般了。兩位學者在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測算方法以證明自己的結論，經過了長達6年的持續跟蹤研究和4年的審稿期，終于在權威的《金融經濟學雜志》發表。最后，RP公司終于認識到自己的失誤。可以說，在這件事情中，如果沒有學者獨立的精神，沒有他們偏執的態度，就不會有事實的真相。美國的安然事件、中國的藍田事件，都是因為學者的學術良知才得以揭露。
說所有的學者在德隆事件中都缺乏社會良知顯然沒有道理。事實上，早在2000年，著名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朗咸平就尖銳地指出，德隆的財務有嚴重問題，投入德隆系的錢拿不回來。只可惜，這樣的警示沒有在內地引起足夠的重視。
當然，僅僅有學者的獨立、偏執是不夠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對少數人的獨立和偏執給予足夠的寬容和保護？
記得哈耶克曾經說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人類社會應當允許“匿名的少數”在各個方向去試錯、創新，文明正是在少數人的事先試錯和多數人的事后模仿中進化的。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手上。在經濟生活特別是學術范疇，我們應該有氣度傾聽一下少數人甚至個別人的聲音，哪怕這種聲音有點另類。好比藍田事件，如果沒有劉姝威這樣的學者發出另類的聲音，如果這樣的聲音遭到打壓，藍田事件又將給多少人帶來損失？不無遺憾的是，像楊小凱、朗咸平和劉姝威這樣獨立、偏執的學者太少了，社會對他們的寬容和保護太少了。如何建立一種允許學者們發表獨立聲音和保持偏執態度的機制，這才是人們反思德隆事件的真正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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