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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國青年報》發表《扶貧試驗繞不出市場困惑———經濟學家辦的保姆學校為何虧本》一文。該報“經濟時評”后來又發了青山先生的評論：《大經濟學家緣何“失算”小保姆》。
該保姆學校由茅于軾和湯敏兩位經濟學家為主興辦，開張兩年多投入百萬元，如今回報較少。面對記者采訪，茅老先生坦誠得很。讀兩篇文章，前一篇是新聞，立場中立，后
一篇是評論，屬一家之言。就個人的讀后感，我不太贊同青山先生的“失算”一說。
我不隱瞞自己敬重茅于軾先生。但我敬重他，并未只緣于對其學識的仰慕，而更在于對其人品和學術良心的認同。茅先生等人拿自個兒的錢興辦保姆學校，不以營利為目的，只是出自對中國扶貧模式的又一種試驗。即使回報較少，即便以后因資金鏈斷裂而遭致學校辦不下去(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情況)，也不可以“失算”簡單論之。
幾年前，他與湯敏等人做過相似的扶貧試驗，叫“小額貸款扶貧項目”，地點在山西省的呂梁地區。到現在，我們也不敢說那項至今仍在堅持的試驗是成功的，但重要的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那項試驗仍在推行。
于我看來，保姆學校的試驗和“小額貸款扶貧”試驗一樣，首先傳達給社會的信息是茅先生等經濟學者的社會責任感。老實說，目前的社會情勢下，不是每個經濟學者都會熱心去做的。
我一直認為，書齋里難出真正的經濟學。很大程度上，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當下之中國，有學者主動走出書齋，在實踐中探尋“扶貧經濟學”之真諦，即便結局不理想，也不可輕易以“失算”論之。
迄今為止，中國的扶貧主要集中于“政府扶貧”，也有少量的企業扶貧或國際組織持貧出現于社會。在政府與企業之外，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自掏腰包的扶貧試驗，除了茅于軾等極個別人之外，幾乎未有所聞。現實中，各種扶貧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學者試驗性的扶貧嘗試，出現階段性挫折實屬難免。
在我的眼里，茅先生是個現實主義者，更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和志同道合的學者所從事的扶貧試驗，充滿著改變社會失公(包括機會失公)的理想。這樣的理想，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可持續”顯得尤為迫切。
另外，我還想說，茅先生面臨的困惑，有信息不暢的問題。浙江衢州市是浙江的“西伯利亞”，去年始，當地政府改項目式扶貧為人力資源開發式扶貧，其主要做法是由政府出資組織成規模的保姆培訓。如今衢州保姆已經成為長三角保姆市場之品牌，建議先生不妨與衢州方面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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