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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一清
相對于計劃色彩還依然濃厚的金融領域，零售商業領域應該說已經非常市場化了。那么,商戶又能否為自己提供確鑿的成本數據來印證刷卡費率的高低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要看怎么個算法。
在銀商之爭中，部分商戶稱自己凈利潤只有1%～2%，而銀行方面收取的刷卡交易手續費的扣率就達1%，甚至超過了一些商家的利潤。這個說法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也有專家冷靜分析指出：將刷卡手續費同利潤相比較是有失偏頗的，刷卡手續費應該是總體銷售收入中成本欄的減項而非凈利潤的減項。
據上海某商業企業財務經理介紹，通常情況下，商家的利潤構成是這樣的：
主要是由銷售金額扣除各項成本、費用后產生；在成本費用中，進貨成本約占所有成本的40%左右；占據最大比例的是經營費用，包括營業員工資、繳付的房租、水電費等，其比例約為所有成本的50%；還有10%左右的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刷卡手續費就包括在財務費用之中，約占整個財務費用的18%左右(這其中還包括外卡手續費部分)。
由此可見，在該商家的所有成本中，刷卡手續費所占的比重還不到1.8%。這位經理坦白地說，就是水電費等開支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也遠遠高于刷卡手續費。
但為什么部分商戶會向實際上并不太高的刷卡手續費發難呢？觀念是最重要的因素。銀行卡作為一種支付方式，其目前的普及程度還遠不如空調、水電。所以，一些商戶認為，刷卡成本構成了他們同其他一些只接受現金商戶間的成本差異。
反觀國外商戶，他們普遍接受扣率高達2.5%～3%的信用卡支付方式，究其緣由，信用卡支付的普及已經使商戶的觀念得到了轉變，能夠理性地對待這部分費用。在深圳拒卡事件中，沃爾瑪、家樂福等外資零售商就沒有一家參加其中。
另一方面，在西方發達國家，銀行卡起源于商業信用，是商戶為了刺激消費的增長創造出了銀行卡的業務需求；但中國正好相反，是銀行信用在推動銀行卡的發展，銀行業承擔了絕對的成本，而商戶反而處于市場的主動地位。其實,商戶也不是看不到刷卡服務可以達到吸引顧客、降低交易風險等好處，只是因為其暫時還處于買方地位而不愿意為此買單。
銀商之爭中暴露出來的商戶方面的問題，也集中在成本核算與管理方面,反映了部分商戶只關注于擠壓上下游的外部成本，而沒有充分挖掘內部運營成本的下降空間。比如零售業。眾所周知，零售業的優勢在于通過規模經營，降低成本和費用。支撐國際零售巨頭相當利潤空間的，是其高效的物流配送網絡和供應鏈管理手段。但數據顯示：中國零售百強企業的零售商品分銷成本為25%～27%，企業流動資金平均周轉速度為2.5次，最高不過11次。而美國前16位零售企業的零售商品分銷成本為7%～8%，企業流動資金平均周轉速度高達20次～25次。分析人士稱，只要零售企業能在分銷物流成本上降低1%，其效益就會在銷售總額的基礎上增加1%。目前中國本土零售業的物流配送還剛剛起步，更別說其它先進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此外，整體規模小、集約化程度低、供應鏈凌亂等因素，也是造成其運營成本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一切似乎再明白不過：與其在小小的1%刷卡費率上摩擦爭利，中國的商戶們還不如下決心改變過于粗放的經營模式，努力提升自身的盈利水平。
政府不該全無作為
也許銀商之爭的根源，最終還是要歸咎于當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以及銀行卡產業處于初級階段的不夠發達，此時完全用市場準則來要求各方市場主體，難免求全責備。作為這個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的另一個重要力量——政府，又應該為破解當前的銀商之爭迷局做點什么呢？
有經濟學家認為，銀商之爭，政府不應袖手旁觀。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獨立調查小組，聘請權威的多方專業人士組成，對銀行卡手續費率成本收益問題進行一個全面的評估與分析，拿出一份客觀公正的報告，就銀行卡手續費率問題提供一個可資參考的標準，并向社會公示，從而找到一個雙方都愿意接受的費率定價標準。
還有人認為，推動銀商共同走出艱難的銀行卡產業發展瓶頸，最有效果的力量來自于政府。產業政策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向，推動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手段。國際經驗表明，一些新興國家的銀行卡產業之所以能夠實現超常規發展，與政府產業政策的導向及其推動作用是分不開的。像韓國的消費稅退稅政策、阿根廷的政府財政補貼政策等等。這也算政府為其在銀行卡發展中的收益所支付的成本吧。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各項承諾的兌現，國際銀行卡組織自由進入我國、自由經營人民幣銀行卡業務的日子已漸行漸近。無論如何，中國的銀行卡產業都應該盡快邁過刷卡風波這道坎，繼續前行。這需要各自都后退一步，一方面算好自己的成本收益賬，一方面以“共贏”為出發點，坐下來平等協商，共同為實現“博弈”的合作均衡狀態而努力,銀商之爭也就能求得多贏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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