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WTO研究中心主席王貴國專訪

　　本刊記者 孟飛

　　坎昆會議失敗后，WTO將會有什么樣的走向？坎昆的失敗會對WTO有哪些負面的影響？會議的失敗促成了多邊和雙邊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這跟WTO的原則是否有相悖的地方？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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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后WTO將會如何發展？中國又該采取什么樣的對策？近日，本刊記者就這些人們關心的話題采訪了剛剛由美國返港的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香港WTO研究中心主席王貴國。

　　坎昆失敗后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WTO經濟導刊》：2003年9月14日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五次部長級會議以失敗告終，這給世界貿易組織蒙上了一層陰影，使人們對其前途感到擔憂。請您結合您的最新研究成果來談談這次會議失敗的影響？坎昆之后又有什么樣的新動向？

　　王貴國：整體上不會有大的負面影響。我認為，對WTO本身的影響有以下幾點：首先，對WTO是一個考驗。多哈宣言所提出來的就是一個發展的問題，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護？它的特殊地位怎樣體現出來？我想這對WTO是一個挑戰。坎昆會議失敗的結果，到底對發展中國家是好還是壞？我們看到，近一年來發達國家正在用分化的手段來應對多邊談不攏的問題。

　　事實上，無論坎昆會議成敗與否，美國和歐盟都有一套整體策略，坎昆會議的失敗不會對他們的整體策略產生什么影響。近一年來，首先是美國努力推動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它的動作比較大，到去年年底，已經在談了，并且要成型了。歐盟的東擴到5月1日也邁了一大步，增加了10個成員國。這些都是表面上的，私底下他們的動作更大一些，比如說，我們國內的傳媒包括海外的傳媒都不太注意的一個情況是歐盟和印度的關系，它們走的比較近、比較快。當然，印度和歐盟有傳統上的聯系，相比中國而言，印度和歐盟的淵源更深。從歐盟最近的一系列活動看，特別是6月，歐盟通過一個決議，從貿易、經濟、資訊等幾個方面加強與印度的合作。歐盟為什么這么做？我們如果把它和坎昆會議聯系起來看，問題就清楚了。坎昆會議有幾個主要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印度和巴西起到重要作用。美國一與南美談自由貿易區，巴西自然就進來了。美國在農產品貿易方面本來就不是特別強硬，美國當時已經同意讓一些步，比如在農產品出口補貼上，它和歐盟有一定區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南美洲談自由貿易區，包括巴西在內，相對比較容易，這樣巴西就被分化出去。

　　現在歐盟又來拉印度。印度在國際舞臺上歷來比較活躍，不僅在WTO，在聯合國等其他國際組織中也比較活躍。因為印度在國際舞臺上很有經驗，雖然實力不如中國，但它有一大批專家，很熟悉國際機構的運作。同時其法律制度是普通法的制度，今天我們看WTO或者其他組織，最主要的是普通法在起作用。另外，它的一個有利條件是英文。有這些有利條件，應用起來就比較自如。現在歐盟在拼命拉它，效果之一就是把印度、巴西都拉走了，只剩下中國。

　　再有，經濟全球化發展到現在進入了一個調整期，表現在經濟方面，即怎樣進一步深化市場的問題。在市場經濟環境之下，不僅是提供貨物、服務和技術的一方，還有提供市場的一方。僅有貨物、服務和技術不夠，還必須有市場。印度作為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發展中大國，它的市場也很縱深，如果歐盟把它拉進來，整體上東擴計劃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占領市場的角度看，這是很有戰略眼光的。這幾點主要發生在歐盟、美國等身上。

　　另一方面，過去在WTO制度之下，各方對能源問題考慮得不多，盡管貿易中也涉及到能源問題，但它不是一個主要議題。近期我們看，如美伊戰爭，各方都把能源的眼光放得很遠，就是說，將來要談WTO的問題，能源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因素。當然這不會是一個臺面上的問題，而是臺面下的問題。就是說，要不要給予某個國家什么樣的待遇，對一個政策的考慮很多時候都會從能源角度看。如果沒有能源，一個國家的經濟根本不可能發展。在這方面，日本的動向就非常值得關注。日俄、日美關系，歐盟和中亞國家的關系中能源就有所反映，恐怕在今后的多邊談判中，能源就會像政治、地緣經濟、國家安全等因素一樣重要，但是反映在貿易的談判上，不會白紙黑字地寫出來。這幾個方面是值得關注的。

　　WTO改革的關鍵是爭端解決機構

　　《WTO經濟導刊》：這次會議也暴露出了該組織在體制等方面尚存在諸多弊端，您認為今后該組織會在這方面有所改革嗎？其走向如何？

　　王貴國：WTO本身當然有很多弊端。首先，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是鐵板一塊，但是從整體上，我們不得不承認，WTO的制度是以普通法制度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美國、英國等普通法國家顯然起到很大作用。那么我們要看這個制度本身的問題，我覺得核心除了協議本身以外，更重要的是爭端解決機制，這個制度本身我們看不出它和普通法系的法院有什么關系。但事實上它的運作就相當于普通法系的法院，而普通法系的法院有立法的職能。你寫的是白，它可以解釋成白就是黑。

　　打開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紀錄，我們會發現，在過去十年中，它對很多問題都有很多創新的解釋。今年5月份，歐盟有一個關于關稅優惠的案子，在解釋什么是普惠制、普惠制什么情況下可以用、可不可以對發展中國家區別對待等問題時，WTO都有一套解釋。其特點是，在解釋時，它往往不是像我們中國人解釋法的時候說大的方面是什么，它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字、詞是怎么解釋的。甚至有時候是一個標點符號的問題。而這些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所不熟悉的。比如說，過去在有些案子里，它講or的時候，中文翻譯成“或者”。但WTO爭端解決機制可以解釋成“或者”也可以解釋成“還有”。

　　我們不知道當時簽訂這些協定時，那些立法者是不是真正這樣考慮過，我們認為他們不會這么考慮的。不管當時怎么考慮的，現在這個協定我就要賦予它這個意義。而這一點恰恰是普通法的法院的做法。所以這成了它的一項權力。

　　另一方面，從爭端解決的方式來看，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可能適應，包括日本的律師，日本過去幾次在與美國、歐盟的爭端解決中也不得不請美國的律師參與，盡管美國律師不直接作為日本代表團成員出現，但他幕后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此外，由于美國律師熟悉普通法法院的做法，他們就有很大優勢。那今后怎么解決這一問題呢？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從技術上來講，怎樣使發展中國家不害怕WTO的游戲規則？現在事實上是大家不敢去用爭端解決機制。一是錢的問題，動輒就幾百萬美元，二是不熟悉這一制度。

　　還有一個問題是，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的上訴機構有7個成員，其中3個是事實上的常設成員，分別由美國、歐盟和日本指派。其他4個人是選出來的。這就變成只要涉及到這三方的爭議，它都有一個人在那里講話。當然從理論上講，這些人都是有很高的道德修養的人，但在今天的社會中，國籍仍然在起作用。我去年在日內瓦開會時，曾對一個歐盟指派的WTO上訴機構委員講，你可不可以給我打個擔保，什么時候歐盟可以指定一個非歐盟成員的國民來代表歐盟？這說明國籍仍然在起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將來要改革，首先要改革爭端解決機制的架構，特別是上訴機構。上訴機構為什么一定要有歐盟、美國和日本指派的委員？過去主要考慮的是它們的經濟實力。但正如我上面所說的，經濟實力不僅是提供貨物、服務和技術的能力，還包括提供市場的能力。這個因素過去顯然沒有得到考慮，將來談的時候，特別是像中國，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既然國際法院有15個法官，那上訴機構為什么只有7個呢？上訴機構完全可以增加成員。這些是今后談判中很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之所以在逐漸浮現出來，我想應該說是跟坎昆會議失敗有很大關系。由于這次會議的失敗，大家都在反省，我們到底該怎么做？WTO制度到底有沒有問題？各方在這方面想得比較多。包括一些發達國家的學者，甚至過去WTO上訴機構的委員也都認識到，WTO這個制度是存在問題的，這些問題怎么解決？國際社會必須面對。

　　貿易走向及中國的作用

　　《WTO經濟導刊》：此次會議的失敗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雙邊或者多邊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您認為這種發展同世界貿易組織是否有不相協調的地方？為什么？

　　王貴國：有可能促進這種發展，目前也正在朝著這一方向發展。事實上就是先讓一些人享受自由貿易的優惠，另外一些人后享受自由貿易的優惠。這種狀況已演變成用雙邊或者區域性安排來促進或者壓多邊談判。從整體上講，這種態勢對哪些國家最不利？我想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雙邊或者區域性安排上走得不太快或者說不太靈活的國家最不利。另外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意識形態。我們不可否認這一點。無論美國或歐盟說什么，意識形態始終存在于貿易談判中。我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人員交談時，談到如果美、中之間談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會怎么樣？他們說美國國民會認為不可想象。同時我們自己在這方面太拘泥于傳統的想法，比如我們在講區域性安排時，主要跟東盟、香港、澳門談，從政治上考慮得多一些，至少給外界的印象如此。實際上是對經濟上的互補關系考慮得不夠充分。比如，從來沒聽說國內有學者或政府官員提出和俄羅斯搞自由貿易區。如果真和俄羅斯搞自由貿易區，撇開軍事或其它方面的因素，純粹意義上的經濟互補關系就非常大；能源就是一個很大的互補。中國在今后的發展中首先得有能源，中東也好，北非也好，實際上都是遠道而來，如果把俄羅斯拉進來，其西伯利亞的石油、天然氣如果能充分利用，這種互補關系就能事半功倍。

　　《WTO經濟導刊》：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新成員，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作用，您認為中國今后在世界貿易組織中還應當發揮哪些作用？

　　王貴國：首先，我認為，中國目前在WTO里還是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更多的還是在熟悉這個制度。就我所看到的是，中國對WTO的了解還是不夠細膩，我們了解得更多的是大的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們經常用政治的眼光來看WTO的問題。WTO本身有沒有、是不是政治問題呢？我說是政治問題，但普通法有一個特點，也就是WTO的特點是把政治問題法律化，本來是政治問題，但要披上一層法律的外衣，從法律角度、用制度甚至從程序上來分析。我們今后要學會多用法律手段，多用市場經濟的手段而不是首先考慮政治的手段或行政手段。這一點要做比較大的調整。

　　《WTO經濟導刊》：您認為坎昆會議后WTO的走向如何？

　　王貴國：將來WTO不可能不重視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到底怎樣重視，在達成的協議當中可不可以具體體現出來，現在回答恐怕還為時過早。但是有一點，我們作為中國人不得不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利益并不等于中國的利益。比如說，達成一個什么協議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并不等于說中國自然而然地就會享有這一待遇。因為在世人眼中，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又不是發展中國家。從經濟發展水平看，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本身的政治、軍事力量都比較強大，有些人就覺得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在今后的談判中在這些方面要保持相對靈活性。

　　《WTO經濟導刊》：那中國應該采取什么對策呢？

　　王貴國：還是我剛才所講的，中國首先在考慮問題時少用政治的眼光看待這些問題，而是多用法律的眼光去看待這些問題。我知道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我要用法律的眼光去看待這一問題。如果我們不想承擔一項義務，我們可以提供一組數據來說明如果我們承擔這一義務，我們會承擔多大的壓力，國民就會承受不了。這種做法在國際社會比較容易被接受。就是說在處理談判議題時，用數據、從法律方面、從社會的接受能力方面多考慮，這恐怕是一個比較好的對策。

　　各種問題的累積是坎昆會議失敗的深層原因

　　《WTO經濟導刊》：這次會議沒有達成任何議題的原因在哪里？

　　王貴國：這次會議失敗的直接原因是農產品貿易，當時各方把關注點都集中在了農產品貿易上，特別是農產品補貼問題。我們知道，補貼主要是集中在發達國家，例如歐盟、美國和日本。尤其是歐盟，態度非常強硬，它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農產品貿易不僅涉及到國際問題，同時還是本國政治問題。因此，從表面上看，是發達國家很堅持，不愿意松口。這次坎昆會議有一個新的特點，就是由于中國的加入，發展中國家有一個明顯的變化，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同時也是農業大國，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21國集團。發達國家不愿意承認21國集團的存在，盡管事實上已經形成。兩股力量的較量只是這次會議失敗的直接誘因。

　　深層原因是WTO運行以來積累下來的一系列問題。WTO運行以來的10余年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得到了什么？這在很多官方文件中是沒有體現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看到WTO給他們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市場更加開放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包括中國的農民，由此受到傷害。對發達國家農民而言，政府補貼只是生活好與壞的問題，而對發展中國家農民來講，農產品的開放卻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累積了很多問題。這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在服務貿易方面，發展中國家已經開放得很大了。我們回頭看1994年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或者其它協定，都講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援助，但事實上這些援助根本沒有到位。那些規定都不是強制性的，很大程度上都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不是法律上的義務。

　　第三個方面，也是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我們一到坎昆后，很多發展中國家代表團的成員(很多成員是企業家)就跟我們談到，他們最關心的是新加坡議題，他們很擔心把投資問題也納入WTO中來。投資應該說是他們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投資的大門也敞開的話，那么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簡直無法生存了。目前，全球化進入了一個調整期，它的表現形式是，全球化發展到這個程度后，各國的收益顯然不平衡，而這個不平衡又不是完全的不平衡，而是發達國家收益比較多比較明顯，而發展中國家則收益不多不明顯。因此，怎樣用一個法律的手段，通過制度把這種收益拉平一點，然后才可以使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這是坎昆會議失敗的一個深層原因。

　　眾多問題累積到坎昆，就必然爆發了，坎昆會議因此失敗。

　　相關鏈接

　　王貴國，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香港世界貿易組織研究中心主席，比較法國際(海牙)科學院院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委員會委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耶魯大學法哲學博士，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仲裁員，香港申訴專員名譽法律顧問。Butterworths出版社國家顧問。

　　王貴國教授原為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官員，期間由外交部推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獲得聯合國培訓與科研研究所獎學金的學者，并于1980年赴聯合國國際法院、海牙國際法學院、聯合國法律部和世界銀行法律部等機構學習考察。王教授亦為第一位取得耶魯大學法哲學博士的中國大陸學者，后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

　　王教授于198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國際貿易法律秩序》是中國大陸最早的研究關貿總協定的專著之一。

　　王教授在國內外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和著作達20余部，在國際和國內期刊發表的論文有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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