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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國青年報》披露了發生在天津的一件怪事：1995年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制止和糾正各種基金及附加收費”規定，1997年以來，天津市對該市所有的餐飲、娛樂企業征收了一項名為“教育事業發展費”的行政收費。2000年12月20日該市財政局通知取消了這一收費。奇怪的是，此后到今年6月，這個費實際卻一直在收，在收費取消后三年半時間內，天津市財政僅從餐飲業就收了數億元的“教育事業發展費”。
更奇怪的是，當地官員把這樣的疏漏歸咎于基層單位和企業對市里的政策不了解，由此，有關方面又發通知，要求從今年7月起停收“教育事業發展費”。當有關負責人被問及，這三年半多收企業的錢是否該退回時，這位負責人回答，因為所收費用已經隨財政收入入庫，也已經用于或計劃用于教育事業，所以退回可能性不大。
我們都知道，日常生活中，在商場、飯店消費，繳電費、水費，我們要買多少產品或服務，就要交相應的錢，如果這時，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多收了我們的錢，那它不但必須把我們多交的錢退給我們，甚至還有可能因此承擔賠償責任。公民和企業的關系如此，和國家的關系其實也應如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民和國家之間也存在一種契約關系，為了“購買”相關的公共產品或服務，企業或個人需要向政府納稅，納多少稅，法律會有相關的規定。政府如果違反了法律，由于種種原因多收了公民的稅，也應退給受損失的公民。
財產權是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建設法治社會，就需要政府不管以何種名義征收公民的財產，都要經過法律的授權，都要經過正當的程序。
如果政府不按法定程序征收公民的財產，政府就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恢復原狀并消除影響。正所謂“有權利必然有救濟”、“有權必有責”，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必須應該遵守這些基本的法治原則。
當前，行政收費中的混亂和違法現象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亂象呢？
一方面是因為制度的不健全———除了剛剛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之外，我們缺乏一整套從根本上對亂收費進行制約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查處這些亂收費的力度還不夠重，措施還不夠嚴厲。往往是，一些亂收費被查出后，一般都只是糾正一下了事，這就和天津此次的事件一樣，相關部門無須為此負責，無須向公眾道歉，更不需要為此丟“烏紗帽”。這樣的查處不力，就導致許多地方查處亂收費就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出一茬，難以根治。
以上現象的長期繼續下去，其惡果是明顯的。拿天津這次事件來說，輕描淡寫的處理結果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傷害了公民的感情，降低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它還在當地樹立了惡劣的示范，給其他部門及其官員傳遞了這樣的信息———亂收費的違法成本是如此之低：侵犯了公民的財產不需要道歉，不會受到查處，錢多收就多收了，既成事實就不了了之。如此承認違法行為的正當性，承認政府部門違規取得收入的合法性，顯然對官員的行為有一種誤導，這樣的誤導如不糾正，對建設責任政府、信用政府將害莫大焉。
□本報評論員 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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