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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施國華
從《正義論》看投資者的待遇
社會公正是普遍適用的社會價值。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認為，社會公正應體現為兩條“正義原則”：一是平等原則，即每個人應該在社會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利；二
是差別原則，即如果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的話，這種不平等應該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們的最大利益。
《正義論》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對實質平等的強烈關懷。它要求管理者的存在必須以維護社會公正為己任，所出臺的每一項公共政策都不得有違社會公正之精神。引用到當前的證券市場，就是如果某一政策侵害了全體市場參與者或某部分參與的基本權利，那么這樣的政策必然是違背社會公正的壞政策；如果某一政策損害了市場參與者中處于“最不利者”的利益，那么，這樣的政策也必然是違背社會公正的壞政策。
然而，縱觀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對二級市場投資者，特別是境遇最差的中小投資者的實質關懷卻是那么虛弱。
據權威統計，除二級市場投資者之外，市場所有的參與者都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在考慮資金購買力損失及投資風險補償的情況下，從1992年至2003年，投資者虧損高達9000多億元。一邊是經濟在高速增長，一邊是除二級市場以外市場各方獲得巨大的利益，而唯獨二級市場投資者總體虧損近萬億。巨大的反差說明了什么？
從單項政策措施看，在為國企脫困、民企籌資、化解銀行風險、補充養老金、風險投資退出的潛意識指引下，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樣讓中小投資者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被稱為重大利好的國有股市價減持政策，實際上是有關部門用行政的手段傷害了投資者的利益。高價增發新股也讓中小投資者遭到了極大的傷害，不負責任的上市公司在增發政策的安排下掀起了再融資風暴，在投資者憤怒聲中，才不得不提高門檻，問題至今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現行退市政策也一樣讓投資者倍感無奈，連續3年虧損的公司就做退市處理，顯然只是膚淺地理解規范證券市場，脫離了中國股市本身存在的制度不規范、過渡包裝、造假上市比較普遍這一實際，這些問題造成的損失，最終都讓無辜的投資者去承擔，顯然有失公正。
而外資企業在A股市場發行新股更讓投資者無法接受。一些投資者提出，十多年來，國企從股民身上獲取了大量的現金，民企老板靠股民撐破了錢包，到今天，國際大鱷也向中國股民張開了大口，這樣對投資者是很不公平的。事實上，外企寧波東睦一上市就準備將融得的現金向老股東進行10派8.5元，如果派現成功，日方睦金屬公司一下就可收回85%投資款，這不明擺著是流通股東向外企老板送錢嗎？顯然流通股東的利益被漠視了。
同樣，“九條意見”公布后，所有官員學者都說證券市場的春天來了，損失慘重的投資者也認為可以緩一口氣了，并吸引了大批新的投資者入市。然而，歡情未至，悲情先來。幾個月后，讓人困惑的是，投資者回報仍然不被重視，融資渠道依然沒有拓寬，鼓勵合規資金入市沒有下文，解決股權分置問題、鼓勵公眾投資的稅收政策更是杳無音訊。而投資者最擔憂的擴容問題卻是被最快捷、最充分的落實了。顯然落實“國九條”已蛻變成落實擴容的“國一條”了 。
凡此種種歧視流通股股東、不顧市場發展規律、竭澤而漁的政策安排，最客觀地反映了這是一個為融資者服務的市場，而不是一個為投資者服務的市場。也反映了個別部門誤讀了國務院穩定發展資本市場的九條意見，藐視了科學的發展觀，違背了《正義論》的正義原則。
正如羅爾斯所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管理者應該把正義的原則貫穿于每一項政策之中，特別是面對不公正的市場，應盡快落實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給予中小投資者公正待遇，這是管理者的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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