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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寧
山西省出臺一項鼓勵官員和公職人員下海的政策：管你賺不賺到錢，3年內，下海者基本工資照發；3年期滿沒賺到錢，還回原單位上班(見8月5日《中國青年報》)。以上兩條，一條保障“下海”者基本生計，另一條為下海者留了后路，形如“安全帶”和“救生圈”。
對山西此舉，許多人撰文抨擊。其實，不少地方推行此種優惠政策要早于山西好些年。對這種優惠政策，輿論從來就是批評質疑聲一片。這回對山西的批評如此集中，我看主因在于它與中央清理官商的政策“對著干”。
盡管輿論如此一致，可有3個關鍵環節似乎被再次忽略：出臺這類優惠政策的地方，財政往往入不敷出，尤其是縣以下；財政困難，要財政供養的人反倒多于財政寬裕的地方；優惠政策其本意是減人從而減負，又不便直接說出口，所以先披上件“美麗的外衣”。譬如，山西將減人減負的政策用意“包裝”在加快該省非公經濟發展的決定里。
機構改革的事，地方說了不算，但經濟發展的差距導致了各地財政的富與貧。同樣是廟多和尚多，各地的承受力就很不同。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有限的現狀下，貧困地區要養那么些超編和尚，實在不堪重負。但問題是，拆廟減和尚———來硬的，地方沒那個權限，也冒不起風險。惟一可供減負操作的空間，就是鼓勵一部分和尚自愿“下海”。
試圖用“安全帶”和“救生圈”來“引誘”和尚走出廟門，當家的未必不知此乃下策，也不可能不知，只要此政策一披露，必遭輿論抨擊。對多余的和尚們而言，他們又有誰敢保證政策不會中途生變？所以，甭管優惠政策如何吸引人，應者總是極個別。這些年里，人們又何曾見到通過此類優惠政策真正達到減人減負目的的典型事例或成功的地區？所以，我認為，這類優惠政策的作秀價值大于實用價值。
最近25年間，人的去路始終困擾和消弭著前5輪機構改革的成效。目前，可供操作的減人手段恐怕還是“贖買政策”。國企員工買斷工齡本質就是“贖買”，事業單位減人事實上也已普遍采用“贖買”(無非沒讓媒體渲染)，為何就不可將“贖買政策”應用于“拆廟減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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