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突圍

　　在跨國公司編織的綿密的中國專利網中，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怎樣才能在夾縫中生存和發展？我們除了呼吁立足于民族和國家利益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盡快出臺并有效實施以外，中國企業其實更有責任主動去學習專利以及知識產權的游戲規則。一旦掌握了規則，后發制勝的路其實就在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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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鄧瑾

　　力帆的專利涅

　　摩托車制造商重慶力帆集團眼下正緊鑼密鼓地準備著9月份正式投產轎車，12月底批量生產。然而，在轎車下線之前，力帆和其他國內外汽車生產商激烈的——甚至是白熱化的競爭早已開始，那就是研發過程中的專利之爭。

　　事實上，從轎車項目技術開發立項之日起，該集團的知識產權部就啟動了全程跟蹤的專利研究和申報等工作。

　　這支在力帆知識產權部部長李慧敏帶領下的6人團隊，首先要從國內外的專利數據庫中進行相關專利的搜索，避免重復開發。其次是仔細研究競爭對手的專利，和開發人員一起研究怎樣做規避開發和后續開發。

　　所謂專利，通常保護的是專利權人的某種技術方案，如果能繞開保護內容，平移其技術方案，稱之為規避開發。而如果在專利權人不盡完美的技術方案基礎之上做改進研發，就是后續開發，也稱之為二次開發。這些都是《專利法》所鼓勵的專利使用和創新。

　　在研發過程中，一旦形成新的自主的技術方案，力帆的知識產權部馬上要去申請專利保護。事實上，從研發到最后產品出來，中間的技術方案可能要經過多次修改，李慧敏稱，對這些修改“都要進行保護”。保護范圍也包括外觀，“一開模，就申請專利。”她說。

　　更進一步的是，力帆不僅對已經實施了的技術方案尋求保護，而且對“理論上可以實施的變通的技術方案”也都申請專利保護。

　　正如李慧敏所說：“我們在進行一次開發的時候，要進行全方位的保護。不僅是專利，還有版權和商標等，建立起一個立體保護網。”

　　“專利保護的是未來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瓜分的是未來的市場。”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利商標事務所律師王景林解釋說，“專利是先申請再做(產品)。如果先做了再申請，就沒有新穎性了。”

　　力帆今天這種強烈的知識產權意識以及較為成熟的知識產權運作，卻是在和日本企業的專利斗爭中培養和建立起來的。2000年，本田以力帆摩托的商標“SINO-HONGDA”侵權，將力帆摩托的北京銷售商以及與力帆集團下屬兩家企業一同告上法庭。2003年12月中旬，本田又攜旗下五羊本田、新大洲本田、嘉陵本田，再控重慶力帆摩托車廠以及力帆集團侵犯了本田“HONDA”的商標專用權，要求被告賠償2500余萬元。目前此案尚在審理之中。

　　據重慶的摩托車制造商們稱，日本四大摩托巨頭近兩三年在中國的大規模“打假”行動“少說有幾十次”。日方提交中國的訴訟材料稱：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統計數字，中國每年生產的大約1100萬輛摩托車中的近900萬輛是盜版日方產品，其中200萬輛出口到亞洲各國，有的僅僅把日本產品換個商標而已。

　　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歷史只有短短的20年，而且絕大多數民營企業起家的時候整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意識都非常淡薄。所以力帆強調說，現在的官司是“歷史原因”造成的。

　　“自從第一次遭遇訴訟后，力帆的知識產權意識覺醒得非常快。”李慧敏說，“力帆是國內最早主動申請專利的企業之一，而且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很大。”

　　從摩托車、轎車、DVD到路由器等電信產品，中國企業都曾遭遇過或正在進行專利侵權訴訟案。而且自從前段時間國內高清晰度彩電要被征高額專利費的事件告一段落后，現在又傳出國內手機企業的出口產品將被包括諾基亞和摩托羅拉在內的國外手機制造商征收專利費的消息。

　　中國很多蓬勃發展的行業都是中國企業在不掌握核心技術的情況下進入的，并在較短的時間里獲得了較大的市場成功，已經對跨國公司形成強有力的挑戰。在越來越多的行業和企業遭遇跨國公司的專利之訴的時候，警惕“知識產權壁壘”的觀點也廣為流傳。

　　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曾把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壁壘稱為“軟繩套猛虎”。“軟繩”讓力帆付出了學費，但也把集團領上了創新之路。力帆認識到，如果沒有自主的技術，只好向強國購買專利，讓出大部分利潤，或者干脆給強國企業貼牌生產。

　　“給人碾米，自己吃糠，這種事力帆不干。”尹明善說。

　　在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深入學習和研究的同時，現在力帆每年在技術研發上的投入過億，自主技術開發取得了長足進步。根據重慶市知識產權局的統計，力帆作為重慶市的“申專冠軍”，2003年申請專利950件，平均每個工作日申請了近3件專利，已經躋身中國企業專利申請的前5強。力帆還在意大利、印度、越南等國取得了100多件海外專利。加上商標和版權，去年力帆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投入達到了數百萬元。

　　困在專利網中央

　　力帆的專利之困，只是缺乏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的一個縮影。“目前中國企業面臨的專利危機是非常嚴重的，可以用‘危機四伏’這個詞來形容。”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主席于澤輝說。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鄧軍的介紹，自1985年中國實施《專利法》以來，國家知識產權局已經累計受理了28萬件發明專利申請，其中國外申請占54%。國內申請中，屬于企業申請的只占17%，而國外申請中，企業申請高達93%。也就是說，外國企業申請的專利數相當于中國企業的6.4倍。

　　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專利數量上，更體現在質量上。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會長高盧麟介紹說，中國重要領域70%-80%的專利技術都屬于國外。近期商務部推出的一份調研報告也顯示，隨著中國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平均每年增長30%左右，其中新興技術領域增長速度更為明顯。報告警告說，跨國公司正在利用專利包抄中國。

　　“知識產權是發達國家想控制世界的一個新武器。”王景林律師說，“發達國家通過控制知識，控制知識產權來控制整個世界的經濟秩序，結果是有利于發達國家自己，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這一點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共識。”因此，知識產權大戰被一些專家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爭的是地盤，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是財富，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戰爭的就是知識。

　　對專利和知識產權侵權案的擔心不僅體現在國內市場上，更越來越多地轉移到國際市場。對于一個出口大國，中國在出口目的國的專利申請少得可憐。2003年，日本企業在美國申請專利是4.5萬件，中國大陸企業則在美國僅申請了887件。“去美國訪問，跟美國律師談這個事的時候我們就覺得無地自容。”于澤輝說，“香港的技術比大陸低很多，可是他們都申請了892件。”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有理由擔心，中國DVD行業的遭遇——先在歐盟被扣貨，然后跨國公司索要高額專利費，導致全行業利潤劇減——將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會不會永久性地淪落為跨國公司的代工廠？這種憂慮彌漫在政府有關部門和許多企業身上。

　　企業的專利戰略

　　企業正在行動起來，力帆只是諸多試圖改變的中國企業中的一個。

　　“過去一直是中國從芬蘭進口高科技產品，今天芬蘭也開始從中國進口高科技產品了。”今年3月份，在赫爾辛基舉行的芬蘭海關與清華同方威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簽約儀式上，芬蘭海關關長這樣說。芬蘭海關在世界范圍內公開招標集裝箱檢查系統，威視股份脫穎而出，一舉中標。

　　到今天為止，威視股份已經把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以加速器為輻射源的集裝箱檢查系統銷往包括澳大利亞、挪威、韓國在內的23個國家和地區，去年銷售額超過4億元。這家高科技公司在依賴持續的技術創新而實現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強烈的知識產權意識，自1999年成立以來，已申請專利近百項，有近50項專利獲授權。

　　產品出口，專利先行。超前進行國外專利申請，已經成為威視股份進軍海外市場的一把利劍。在產品還未出口的國家，比如美國、德國、英國，威視股份也已申請了數十個國外專利，為此公司每年投入超過100萬元。其中一種“可拆裝的組合移動式集裝箱檢查系統”于2003年獲美國專利授權，為產品攻入美國市場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該系統于2003年年底又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合頒布的“中國專利金獎”。

　　威視股份高管層將知識產權戰略作為公司長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這家公司已經把知識產權工作納入日常管理之中。

　　而這正是知識產權專家對企業專利戰略的強烈建議。“要讓專利、發明、創新全都走下神壇，要讓管理知識產權這個事務就跟管理財務處一樣，讓它變成企業過日子當中的油鹽醬醋茶。”王景林律師說。

　　當然，很多事情并不是一開始就理所當然。畢竟，“中國知識產權的基礎太弱，特別是研發人員這方面的意識太淡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識產權專家說。他提到，以前技術人員只知道專利是起保護作用，但是并不知道怎樣寫專利申請書，什么時候開始要申請專利，甚至也沒有或根本就不會在開始研發前搜索國內外相關的專利。

　　“經常上網搜索本領域的專利情況，并用它來調整或指導自己的研發思路，這是一個現代技術人員最基本的素質。”這位專家強調。

　　可是這種最基本的素質在中國的技術研發人員中非常缺乏。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中國某個項目攻關組花了10年共3000多萬元研發出一種新的技術方案。等到他們想去申請專利的時候，在網上一查，發現早在10年前，也就是這個項目立項的時候，一家外國公司就已經在中國申請了同樣的專利。不僅3000多萬的研發資金打了水漂，更重要的是，對于研發人員來說，研發的黃金期有幾個10年啊。

　　會搜索專利只是第一步。接下來就是要根據現有的專利進行規避開發或二次開發。其中，二次開發被很多專家認為是中國趕超先進技術的重要戰略。日本就是通過大量推廣二級專利體系發展起來的技術強國。

　　“對企業的研發人員來說，檢索和分析研究現有專利還只是其中的一步。更重要的是怎樣將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在第一時間通過申請專利加以保護。”威視股份負責知識產權的一位人士說，“公司每年都要進行專利法和專利申請基礎知識方面的培訓，盡管我們的研發人員取得了很好的研發成果，但要將研發成果形成專利申請的法律文本，使成果有效地加以保護，仍是極大的挑戰。”

　　而上升到公司管理層來說，制定專利開發的獎勵制度，以及確定在什么時間、到什么國家申請什么專利，都是企業專利戰略和管理的重要內容。因為在國外申請專利的費用在5萬-8萬元，這些都涉及公司的成本收益。

　　呼吁國家扶持政策

　　當然，企業也希望政府盡快行動起來。今年1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全國專利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要大力推動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由此，制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被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6月初，國家知識產權局在京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座談會”。

　　在這個座談會上，重慶力帆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熊國忠懇切地說。“我代表重慶市摩托車行業建議，制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時，應充分考慮中國企業的發展歷程、現狀和現實需要，多為中國企業發展留下時間和空間，增強中國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具體來講，他希望國家在包括搜集整理知識信息、扶持相關行業開發外圍技術等方面為中國企業應對知識產權糾紛和技術創新提供支持。

　　對每天都工作在一線的力帆集團知識產權部部長李慧敏來說，體會自然深刻。她首先想到需要國家資源支持的是國家能提供“對外開放的、健全的專利數據庫”。力帆摩托銷往印度、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國，但現在要查這些國家的專利并不方便。

　　信息服務有待提高是很多企業的同感。威視股份也提到，隨著公司對國際市場的不斷深入，可能要面臨在數十個國家中決策如何實施專利戰略，要了解這些國家的相關法律內容、保護力度、執行力度等諸多信息，信息的分析和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

　　但是隨著企業對知識產權有著越來越具體和實物性的要求時，他們發現，甚至能提供培訓的專業機構和人員也很難找到。比如當公司想在企業組織有關國際貿易中的侵權培訓的時候，“到處找資源，沒有。”一位企業相關負責人說。國內機構一般只做專利申請的代理人，很少有人了解這種實際操作的東西，而這又是企業所急需的。

　　人才緊缺已經影響了企業相關工作的效率，現在無論是力帆還是威視股份，都是自己在培養人。或者對技術人員加強專利培訓，以便做個更稱職的現代技術人員，或者干脆讓技術人員轉型為專職的知識產權管理者。總之，社會上很難找到合適的人才。

　　除了呼吁健全專業領域的人才梯隊之外，專家還指出，有關知識產權知識的普及應該涉及更廣的社會層面，甚至包括司法機關。當跨國公司向法院提起中國企業對他們的專利侵權訴訟后，被告方一般馬上會向專利局提出專利無效申請。在兩者銜接的時候，法院可以終止也可以不終止程序。但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說，我們的法院通常選擇的是不利于中國企業的“不終止”程序。

　　“選擇終止，合理合法，也沒有國際影響。為什么不可以選擇終止呢？”這位律師激動地說。

　　他分析說，這可能是因為基層辦案人員沒把案件放到跨國公司聯手通過知識產權打壓中國優勢行業的背景下，放在行業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高度上思考，而只把它們當成是普通的企業對企業案件。他呼吁，司法機關在合法的司法程序中應給予民族企業更多的支持。

　　李慧敏甚至認為，應該從小學就開始進行知識產權的普及教育。“不要笑。”她說，“法國和德國就是這么做的。”

　　盡管現在中國企業的專利之困是危機四伏，但只要行動起來，努力學習游戲規則，其實突圍之路就在腳下。正如思科訴華為案中華為的主要訴訟律師Robert Haslam說：“中國企業過去只是關注于生產產品，使產品商業化，進行推廣。我想強調的一點是，在我們工程師生產產品的時候，也應該用他們獨立的創造性來發展對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讓我們的工程師和員工對專利和專利保護的意識更加敏感。”

　　他從他的客戶華為身上看到了中國企業的希望。2003年年底華為連續申請專利3700件，其中85%以上是發明專利，而且與很多大公司成功進行交叉許可。

　　“正是基于這一點認識，我想中國企業要想在國際市場中建立這種知識產權比較良好的形象可能不像其他很多人想像的需要那么長的時間。”這位美國海陸國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說，“但是這個過程需要我們落實一系列內部的強化措施，對我們發展起來的技術進行證實和保護，而不是讓它從我們的指縫當中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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