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凱

　　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事情總會是有它的道理的，哪怕它總是遭人罵。這不，在去年湖南等地鼓勵公務員帶薪到民企工作掀起一陣波瀾以后，今年這種事又冒出來了。

　　上周，山西也出臺了規定，鼓勵公務員離職帶薪到民企就業。這回還是有人在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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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但是比起去年那陣子的輿論攻勢，今年大家似乎也都“見怪不怪了”，反映平淡了很多。這個時候我再談談自己的觀點，也倒省了“罵聲一片”。

　　“存在即是合理”這句話可以有兩個層次來理解：一層是存在的事情必然是有因才結果，實證經濟學分析人的行為基本就是按照這層意思來進行的，即重要的是經濟解釋，解釋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存在即是合理”的另一層理解，是存在的事情就應該是正確的，討論一種行為的正確性與否，是否合乎某種社會的道德標準是一般的社會學家的工作。由于不區分這兩層意思，一般人都會對于“存在即是合理”這句話產生巨大的分歧，而在看待一件事物的時候不區分這兩層意思，也常常會讓辯論變得混亂。

　　我想要從第一種意義上來分析“允許公務員帶薪下海”的現象，但是可以先看一下第二種層次的分析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從道德層面上講，這件事情的確讓人生氣，為什么便宜都讓公務員占了。有一種很有力的質問就是“既去職、何來薪”，這聽起來沒有錯，但是“既去職、又有薪”的現象就算是不合常理，卻非就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面對“對公務員寵愛，與官本位、鐵飯碗一脈相承”這樣的指責，我們應該好好聽一下地方決策者們是

　　如何想出這樣一個招數的，他們針對的又是什么問題？

　　山西省委、省政府近日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決定》，鼓勵社會優秀人才進入非公有制企業。表面上借口“發展非公經濟”，實際上有的新聞報道中還是讓地方官員說出了真相，“地方上的公務員隊伍太過臃腫，人浮于事者多，財政實在難以負擔。”

　　我想對于山西省政府而言，這一點才是他們要考慮的第一要素，第二位的才是讓更多的人才進入民營企業。如果非常規的辦法可以解決問題，為什么不讓幾個地方上先嘗試。

　　事情從表面上看不合情理，一方面還是公務員享受鐵飯碗和官僚的待遇，另一方面還能在民營企業掙著大錢。但是，這真有那么不合理嗎？我看對這樣事情看不順眼的人肯定不是民營企業求賢若渴的人，也不是有心沒膽、還站在“商海”邊上的公務員。請想清楚一件事，民營企業的就那么好掙嗎？如果好掙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大學生要考公務員。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一心就想當官。

　　“商海有風險，下海請小心”，尤其是在對待風險的態度上，中國人與美國人不同，山西人與上海人不同，上海人還和上海人不同呢。對待風險的態度不同，對待買不買保險選擇就不同。人都是理性的動物，你不要簡單地接受了市場經濟好，就要所有人就下海，尤其是市場經濟體系中保險市場還不健全的時候。如果一個人下海沒有保險買，他下不下海的選擇就會謹慎的多，哪怕他是一個非常適合在市場中摸爬滾打的人，他也不一定有決心往下跳。

　　回憶一下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初期，剛剛出現“下海”一詞的時候，有一種現象大家都還應該記得，家里夫妻兩個人，在面對下海機會時，最佳策略是一個人下海，一個人留在單位里守著鐵飯碗，在沒有失業險的時候，這就是當時他們最佳的選擇，留在單位的那個人就是在為這個家買保險。現在又如何呢？國有企業的鐵飯碗是沒有了，但是公務員的飯碗還夠鐵吧，現在年輕的夫妻想來也會選擇一個當公務員，一個到外企吧？

　　分析了人的理性選擇行為，我們再來看中國具體的選擇環境。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里，企業家和政治家是一種社會分工，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個性和特點選擇從事何種“職業”。而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當官總是比經商好，搞了那么多年的市場經濟，這一點并沒有改變。當然我不否認公務員隊伍也應該建設得精良，但是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人的商業精神，或者說是冒險精神還是遠遠不夠的。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市場經濟體制中最有活力的民營經濟部分總是人才不足，嚴重阻礙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也就壓抑了這個國家經濟的活力。

　　另外一方面，國內的保險體系的確還不完備，有一點冒險精神的人也難免畏手畏腳，不敢到民營企業里闖一闖，更何況是自己創業呢？畢竟，自由的市場是鼓勵競爭的，而競爭的結果又必然是優勝劣汰，誰敢在商海里永不言敗呢？

　　中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各級政府層次太多，公務人員也太多，一個人的事情幾個人干，一個公務員，十幾個農民養。當政府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它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簡單的減少公職并非最好的選擇，最好的辦法是讓那些有能力的人敢于下海，敢于離開公職。但是前面已經提到了，一是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二是保險市場的不健全，三是市場經濟競爭的殘酷。這些都無疑阻礙著公務員的分流。

　　要解決一個問題，沒有最優辦法的時候只能選擇次優的辦法。讓公務員帶薪去職一段時間就是一種次優的辦法。認真看看山西省的政策，帶薪去職還有一個3年的期限，也就是說一個公務員面臨一個3年的選擇期，3年以后，要么繼續干公務員，要么繼續干企業。3年之后，這些“特殊”的人就沒有什么特殊性了，那些指責這種做法的人，大可商榷3年的時間期限是長是短，但是千萬不要“罵殺”了一個地方政府嘗試改革的機會。現在普通人買商業保險也有分紅的好事呢，只當是給下海公務員買了一份保險單好了。

　　用經濟學家、社會政治學家哈耶克的觀點，沒有一個人為設計出來的完美制度，有的只能是用“試錯”的方法證明在一個階段行之有效的漸進式改革。如果是這樣，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一種允許人們自由嘗試的制度。文人學者們，可不要逞一時之口快。把新事物都標上道德標簽，因而扼殺了更多更好的機會。

　　最近，《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新加坡：公務員和創業者的天平”的文章，說新加坡的李光耀正在想辦法讓優秀人才到企業去。新加坡曾經聲稱，其經濟成功是基于高素質的公務員，他們鼓勵每一代中最好、最聰明的人都加入公務員系統。而現在，李先生害怕他親手扶持的傳統已經銷蝕了新加坡冒險的欲望。

　　李光耀認為，在面對來自中國的激烈競爭時，要維持這一城市國家的地位，必須采取深刻的變革。在不能把人才、動力和活力過多集中在了公共領域。面對這樣的競爭對手，中國應該如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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