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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今源先生，又名富芳，祖籍山東陵縣馮老莊，回回名易卜拉欣(Ibrahim)，194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回族穆斯林家庭。5歲時，進入設于王府井(資訊 行情 論壇)大街丁字街清真寺內的北京私立穆安小學學習。受家庭與生活環境的影響，他自幼對自己的民族和伊斯蘭教有著深厚的感情。1961年，年僅l7歲的他考入了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今民族語言文學系)學習維吾爾語。在校期間，他學習成績優秀，熱愛學習，卻又不囿于書本與課堂，從體育運動到舞臺表演，無不涉獵，較早地顯露了過人的活力與才華。當時作為校曲藝團團長的他酷愛
曲藝、詩歌、散文，他的愿望就是以后能夠從事文學研究的事業。畢業后，他如愿以償，被分配到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正當他欲循理想的道路邁進時，十年浩劫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他先后到浙江省軍區喬司農場、杭州鋼鐵廠下放勞動，后輾轉回京，先后在北京市石景山教育局、石景山師范學校等單位工作。直到1978年，才重返中國社科院，進入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伊斯蘭教研究工作。與社科院的不少同齡人一樣，從大學畢業到從事專業研究，其間十幾年的青春年華流失掉了。這時正逢宗教學研究剛剛起步的階段，馮先生既不是學外語的出身，又沒有系統地學過哲學史與宗教史，他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大的努力才能勝任自己所要承擔的角色。當時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的任繼愈先生提出的科研方針是“積累資料，培養人材”。馮先先遵照這一指導方針，從搜集資料、積累卡片入手，與同事一起開始整理與編寫上下兩冊100多萬字的《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1911-1949)》，其內容包括寺院古跡、人物典故、教派門宦和文化教育、經著學說、各地概況、史略概述等。這是一項細致又艱苦的工程。為了尋找資料，馮先生與同事一起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圖書館，并在此基礎上親自整理刻印了《北京有關單位伊斯蘭教中文藏書》、《北京有關單位伊斯蘭教中文期刊》兩個油印本；再一篇一篇把有用的資料抄回來，回到自己8平方米的小屋里，在小炕桌上攤開材料，進行分類整理、校對復核、謄寫刻印。不論嚴冬酷暑，常常一干就是幾個通宵。功夫不負有心人，《選編》問世了。《光明日報》、《民族團結》、《海交史研究》、《甘肅民族研究》等報刊都予以高度評價。專家們紛紛指出，這部書是我國目前最完整的一部中國伊斯蘭教的論文資料集，它的出版，為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學者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功德無量。前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孔繁曾說:“我們應該感謝他們(馮今源等同志)，沒有他們的辛勤勞動，我們的研究工作可能會陷入無米之炊的境地。”1993年，這套凝聚著幾代中國伊斯蘭教學者心血的《參考資料選編》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學術成果獎”。然而，誰知就在《選編》完成以后，負責全書統編、整理、校錄及阿文書寫的馮今源先生卻因勞累過度于1985年秋、1986年春兩次住進了醫院。住進醫院的馮今源先生既未因過度勞累而意志稍減，也未因成功的喜悅而忘乎所以，他將住院治療這短暫的休息時間作為重新積蓄力量的契機，又開始構思《中國的伊斯蘭教》這部個人專著的寫作了。
在國家建設進入“八.五”規劃期間，我國宗教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可謂成果累累，人才輩出。回族中年學者馮今源不讓其后，以自己高數量高質量的作品脫穎而出。馮先生相繼參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宗教詞典》的撰稿工作，校訂整理了前輩學者著作《中國回教史鑒》，寫出了《伊斯蘭教歷史百問》、《伊斯蘭教文化百問》、《古蘭經百問》、《中國的伊斯蘭教》等十多部著作，并有數十篇有關伊斯蘭教哲學、人物、建筑、醫學、武術、文學等方面的論文。許多論述不僅填補了學術研究園地的空白，而且獲得了很好的社會影響。其中《中國的伊斯蘭教》一書榮獲國家出版署與國家民委聯合頒發的我國首屆優秀民族圖書提名獎，5次再版重印，還被外文出版社譯為阿拉伯文，介紹到伊斯蘭世界，受到中國駐阿拉伯國家使領館負責同志及阿拉伯、伊朗學者的矚目和好評。《中國的伊斯蘭教》雖然篇幅不大，只有14萬字，但它卻有較深刻的內涵，其作品的主要成績在于:第一，突破了前人縱向描述性寫史的傳統思路，從5個方面論證了中國伊斯蘭教的風格與特色；第二，在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首次將新疆伊斯蘭教納入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范疇；第三，在總結前人意見的基礎上，以新的視角、新的學術成果進行新的論證，對伊斯蘭教入華時間、路線、方式、在華的社會地位、與其他宗教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第四，對于清真寺名稱、職能和建筑風格進行了別開生面和“很有創建”的研究，發前人所未發；第五，對于中國穆斯林在中國科技史、學術史和文化藝術史上的貢獻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第六，突破前人敘述中國伊斯蘭教派重異輕同的傳統思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高度概括了中國伊斯蘭教派的五個主要特點:1.中國伊斯蘭教派是流不是源。2.中國伊斯蘭教派分化的歷史不長。3.中國伊斯蘭教的理論分歧不大。4.中國遜尼派中有什葉派影響。5.各派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四點認識，指出“中國早期的穆斯林，不計較教派間的分歧，取長補短，漸趨一致的團結精神，是中國穆斯林歷史上的優良傳統，應該繼承和發揚光大”；希望大家“求同存異，加強團結，共同建設我們的祖國”。這種承認異而強調同的論證方法，在中國伊斯蘭教派研究史上是別開生面、獨樹一幟的。著名回族學者楊懷中和余振貴先生曾經這樣評價:“本書的篇幅不長，但廣泛吸收了近十年來我國伊斯蘭教研究的新成就，并按照作者的獨到見解做了新穎、有序的論述，其中不少內容，如中國穆斯林在中國社會科學史上的貢獻，及穆斯林書畫藝術、工藝美術及清真烹飪，是和中國穆斯林實際生活聯系密切，而過去又是常被忽略的，作者在書中作了挖掘，使人讀來耳目一新，對中國伊斯蘭教，尤其是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特點產生了深切而形象的認識。”
十幾年來，馮先生始終以把握中國伊斯蘭教的中國風格與中國特色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的伊斯蘭教》等著作是這樣，《從中國伊斯蘭教漢文譯著看儒家思想對中國伊斯蘭教的影響和滲透》、《〈來復銘〉析》、《從回族清真寺漢文匾聯看中國伊斯蘭文化特色》、《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中國伊斯蘭教》等十幾篇論文也無一不是這樣。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去論證一個共同的事實:中國的伊斯蘭教確有中國的風格和特色。馮先生認為“伊斯蘭教自傳入中國之后，在漫長的一千多年中國化的進程中，逐漸形成了既有別于漢文化，又有別于其他地區伊斯蘭文化的中國伊斯蘭文化”。一方面，“中國穆斯林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堅持伊斯蘭教的六大信仰，恪守伊斯蘭教的天命五功，遵照教義視善行為自己的天然義務”；另一方面，“中國穆斯林特別是回族穆斯林，長期以來接受漢文化的熏陶，說漢語，習漢字，吸收了大量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從而，“他們將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創造性地發展為中國伊斯蘭文化，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馮先生的觀點平實、客觀和準確，令人信服；不僅如此，它還為著名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學者費孝通教授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論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馮先生多次說過，首先他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同時又是他所熱愛的母親民族——回族里的-員。他由衷地期盼自己的母親民族及其他9個穆斯林民族興旺發達，與時代并進。
1991年初，馮先生調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當代研究室副主任。新的崗位，新的要求，使馮先生陷入了沉思:當代研究室主要研究的是全國的宗教現狀，這不僅需要較高的理論水平，更需要很強的政策敏感性及其素養；非但如此，每每研究成果只能以“內部報告”的形式結項，既無名又無利，被某些同行們認為是“費力不討好的冒險工作”。然而，馮先生沒有退卻，他服從大局的需要。從此，他的身影穿梭活躍在伊斯蘭教研究與當代宗教研究的兩個“戰場”，開始了新一輪的學習活動。他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理論，學習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與法規，學習五大宗教基本知識，并深入實際搞調查研究，與宗教界、宗教事務部門的同志們交朋友，向他們學習和請教，向所內外學者專家學習和請教，扎扎實實地豐富自己的學術功底。
具備了扎實的理論功底，較全面深刻地掌握了黨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現狀的實際，在研究中就有了“準星”，就能對撲朔迷離的社會現象把握癥結所在，作出及時準確的判斷。前幾年，有人不承認伊斯蘭教入華以后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人片面強調宗教信仰，提倡為宗教信仰犧牲一切。針對這些觀點和言論，馮先生馬上撰寫了《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中國伊斯蘭教》等幾篇文章，從正面闡述了中國伊斯蘭教確曾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這一不爭的事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指出:“宗教信仰是核心，功修是手段，善行是目的。穆圣說過，他的使命是完善人類道德。所以，信教者的目的，絕不能為信仰而信仰，而應不斷完善自己，正確認識自己，完善人生，追求真善美。過于強調信仰，依宗教信仰劃分善惡是非敵友，將宗教置于國家、人民利益和法紀之上，容易混淆敵友，令親痛仇快，不利于維護民族團結、祖國統一。”
馮先生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強調，“理論聯系實際，正確認識宗教”，是小平同志所倡導的“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等觀點的具體落實。他針對實際工作的狀況，提出要特別注意克服傳統的教條主義偏見和“左”的思想，不能以政代教，“不能用行政手段消滅宗教，也不能用行政手段發展宗教。”他堅信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不容懷疑、動搖，更不應借口“情況特殊”而陽奉陰違，另立與之相違背的“土政策”。一定要吃透中央有關宗教政策的精神，并把它當作指導我國宗教工作的最高原則和依據來恪守。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無論什么人，都無權篡改黨的政策，敗壞黨的聲譽。前幾年，邊疆某縣政府辦公室下達一個地方法規性質的文件，竟然公開違反國家憲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禁止職工信教和從事宗教活動，并提出對信教職工的種種“處理辦法”，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馮先生核實情況后，以一個學者的良知及對黨、對人民、對國家高度負責的精神，立即趕寫“要報”，通過正常渠道上報中央有關部門，對這種錯誤作法的實質、原因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提出了糾偏改正措施與建議。有關團體、部門及政協委員也不約而同地通過各自的正常渠道向中央領導反映此事。中央及地方黨委及時制止了這一錯誤文件的執行。馮先生這一舉動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意義:1.當地廣大信教群眾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得到承認與尊重，其宗教生活在憲法和黨的宗教政策的保護下基本上得以恢復正常；2.作為具有普遍性原則意義的中央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普適性和完整性沒有遭到破壞，其權威性也未受到磨損。
我國目前正處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迫切需要一種符合時代內容的思想體系的支持，而任何思想體系之內核都是價值——道德倫理的建構。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任何社會系統都要向社會產出產物，就是說，它不僅合理地存在著，也應合理地給予著，因為它處于社會的“公共空間”之中，它有理由有義務參與社會的統攝取向(統攝人心和精神支特)的建設，宗教作為社會大系統的一個重要子系統亦莫能外。就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以前也多有學者論及，但總的來講還不夠系統，尚缺乏理論深度。針對這種情況，受院、所領導的委托，馮先生撰文《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這個具有時代性的課題進行了較詳盡的論述。文章獲得極好的社會效益。在全國社科系統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研討會上，馮先生的文章受到與會專家學者及領導同志的一致好評，《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研究動態》、《宗教》、《金陵神學志》、《福建論壇》等刊競相轉載，《中國穆斯林》雜志也以“一篇相當好的文章”為題進行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先生讀了這篇文章后，非常高興，在1996年10月21日寫下了很長的一段批語:“我看了馮今源同志的文章、覺得相當好。幾年前，團中央書記劉延東同志在政協報告當前青年人思想作風問題時，錢學森，這位大科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坐到我身邊來，和我說：‘看來，宗教可以而且應當為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貢獻。請你研究這個問題。'……我相信宗教是能夠在這方面做出貢獻的。……”馮今源先生以自己的文章表明，他與備受尊敬的老一代學者趙樸初、錢學森等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我們說馮先生是一個優秀的學者，并不主要指他的才華，更不會把這種才華奇異化；他之所以優秀，除了他的刻苦精神之外，主要指由黨和國家培養起來的他這一代知識分子具有良知與社會責任感。這種良知與責任感表現在他對理論工作的執著和對理論聯系實際的身體力行。他認為理論工作不能或缺，其作用為明確實際工作導向并避免或減少無謂的消耗和浪費。對不良的現象固然要進行批評，但更重要的是對好的現象要大力褒揚、鼓吹，“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使好的典型不僅具有示范意義，而且讓它有示范效應。這是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甘肅甘南伊斯蘭教西道堂的先進事跡引起了馮先生的注意。教長敏生光哈吉及其教親曾受不白之冤十余年，平反以后，他們不計前嫌，堅持愛國愛教，指導西道堂穆斯林群眾走致富之路，為當地回漢、回藏人民團結和兩個文明建設及穩定甘南一方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馮先生及時與他們聯系，積極參加了我國學者群體與教眾群體大跨度的友好互訪。隨后，馮先生寫了《訪西道堂引起的幾點思考》、《立教化民 兩世吉慶——西道堂人的追求》等文章，熱情謳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涌現出來的這個宗教界的新典型。
馮先生認為，江澤民總書記關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話”是新時期我國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必須不折不扣地堅決貫徹落實。其中，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前提；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是保障；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但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還是要放在團結全國信教群眾共同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黨的中心任務上來。因此，就必須在“積極引導”上下功夫。針對當前存在的某些“不敢引導、不愿引導、不會引導”的現象，他在《1996年宗教形勢分析與對策建議》的報告中說:“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少不了外因條件和內因依據。所謂外因條件可列出許多，但最主要的一點是政府對宗教的積極、正確的引導，政府積極創造的適合宗教正常發展變化的良好外部環境。”他認為，“宗教內部蘊藏的變革力量，是實現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根本內因。無此內因，外部力量再大也無濟于事”。他還認為，宗教工作決策的科學化取決于理論的成熟性。因此，“除了政府的積極引導、宗教內部的自覺適應外，學術理論界專家學者的積極參與也非常重要。當前之所以對宗教問題的認識多有分歧，處理時有不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宗教理論研究工作滯后”。因此，他認為一是要加強科研隊伍的組織建設和理論建設，二是加強職能隊伍的理論化建設，要把這兩支隊伍的建設擺在戰略高度來認識，切實加強對宗教理論的研究。馮先生上述種種觀點是富有建設性的，他正在以自己的學術成果為我國當代宗教形勢的正常發展與逐步好轉默默地做著有益的貢獻。
由于歷史的原因，學術界曾受“左”的思想影響較大，因為觀點相悖，進而也干擾了與宗教界的正常關系。在80年代中后期，學術界諸多同志通過反思，端正了認識，開始實事求是、科學地來看待宗教，“宗教界是我們的朋友”這一提法成為宗教理論工作者隊伍的方針之一。馮先生接手當代室的工作以后，又把這項工作往前推進了一步。他通過許多機會與渠道加強與宗教界領袖和教職人員的聯系。他非常敬重趙樸初、丁光訓、宗懷德、傅鐵山、安士偉、傅元天、陳廣元、張繼禹、貢唐倉、嘉木樣、烏蘭、王良佐等宗教界的領袖、大德。他常說，這些宗教界的領袖確實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是黨和政府與信教群眾之間最堅韌的紐帶、最堅實的橋梁。他們有高尚的品德情操，有崇高的威望，有淵博的學識，更有愛國愛教愛民的赤子之心。與他們交往，不僅能學到許多知識，更是凈化自己心靈的過程。馮先生也受到各種宗教大德的加愛，成為他們的知心朋友、忘年之交。安士偉大阿訇多次給馮先生的著作寫序，對其作品及其本人鼓勵有加，并親書阿文墨寶贈之，期望他為我國伊斯蘭教研究事業做出更大貢獻。嘉木樣活佛、貢唐倉活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十分感謝馮今源先生對他們所做的服務工作，臨分手前特意派其秘書給馮先生敬獻哈達和紀念章。陳廣元、于廣增、鐵國璽等阿訇，更與馮先生感情篤深，并有很好的合作。敏生光教長讀了《古蘭經百問》后，掩飾不住喜悅之情，立即致信馮今源先生，代表西道堂教親向作者祝賀，感謝他們又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并告訴他，西道堂人以有他這樣的穆民兄弟而自豪。在中國伊協、中國佛協、金陵神學院、中國道協、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其他各級宗教團體中，都有馮先生的好朋友，與他關系融洽，無話不談。趙樸初先生為他那篇關于宗教道德的文章所寫“批語”，首句即贊其“相當好”，表明這位德高望重的宗教界老前輩對回族中年學者馮今源先生研究成果的高度評價和全面肯定。
自古人說:“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家”。馮先生恰恰相反。他常半開玩笑地說自己要遍交天下學術界的英雄好漢、圣賢大德為友。的確，從事學術研究近20年，他結交的學術界朋友難以計數，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信教的有不信教的，有回族有漢族也有其他兄弟民族，有大陸的、港臺的、海外的，甚至在京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也主動找上門來對馮先生執弟子禮。老一代知名學者楊兆鈞、王孟揚、宛耀賓、馬通、羅萬壽、馬汝珩、劉東聲、劉盛林、買合蘇提、余敦康、馬肇曾、馬富春、牟鐘鑒、馬忠杰、黃秋潤、李佩倫、張志誠……諸公，都對“今源小友”格外推重、關愛備至；當今活躍于學壇上的中青年骨干，如喇秉德、米壽江、高占福、馬平、馮福寬、郎櫻、任延黎、周燮藩、高師寧、王俊榮、何光滬、盧國龍、陳達生、郭成美、羅偉虹……等，也都是馮今源的“鐵哥們兒”，情同手足。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如果說，從事學術研究十幾年來有些進步和成績，那么，這些進步與成績的取得不僅得益于單位領導和組織的幫助，更應歸功于全國各地學術界朋友們的關心和幫助。”他特別推崇羅竹風、肖志恬等前輩學者，稱他們是“中國當代宗教研究的奠基人”。他極其懷念已經過世的老一輩回族學者，決心繼承他們的遺志，在學術研究上做出新貢獻。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滿懷激情地寫道:“前人有前人的貢獻。我們應該在前人貢獻的基礎上，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貢獻”。于是，他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得到了來自學術界、宗教界及其他各界朋友的友情。我曾想探究馮今源先生何以會有那樣多各式各樣、各種層次和年齡結構的朋友，他何以對他的所有朋友都“情有獨鐘”，都那樣坦誠、熱情?有一次，在他家桌上放著一張普通的信紙，紙上有他寫的幾首詩聯，其中一首寫道:“富莫富于有學問，貴莫貴于有信仰，貧莫貧于缺道德，賤莫賤于沒志向，強莫強于有良友，勇莫勇于正己過，愚莫愚于不自知，蠢莫蠢于太狂妄。”這也許就是馮先生的人生觀和做人準則罷?我的上述疑問由是釋然而解。
隨著工作成績之積累的日見高長，馮先生聲名鵲起。他在獲得國務院特殊貢獻津貼、國家民委頒發的全國民族團結先進個人證書與獎章、中國社科院多次授予的先進工作者稱號的同時，越來越成為社會多方面、多層次所注視的“焦點”。一階段以來的采訪、開會、約稿、講課、訪問應接不暇。同事們跟他開玩笑，說他是“鎂光燈下的明星”，他卻總是說自己算不得什么，充其量不過是一介書生、一個網結而已。他曾說:每一個人都是時空網絡上的一個結，而越穩定的結，它所涉及的層面越多，就越能對整個系統的和諧發揮更大的作用。馮先生善以待人，百問不厭，正是這種“結”的精神的一種自覺體現，也是90年代的“螺絲釘精神”的再現。他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之外，還要與國家職能部門如統戰部、公安部、國務院宗教局和宗教界的教職人員與信眾、大學生、社會各界的人士打交道。常有人不理解他如此充沛的精力從何而來，實際上，這是一種精神的鼓動，熱情的驅使，這精神與熱情敢愛敢恨，坦蕩無私。
舊的世紀就要過去，新的世紀即將來臨。馮先生作為跨世紀的學科帶頭人，明白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腳下的路有多長。正如《離騷》所云:“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之所以這樣殫精竭慮，奮爭不止，應該說是他心中那一團自強不息的圣火始終在燃燒。1994年，他作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穆斯林朝覲團秘書長赴麥加朝覲，成為一名哈吉。此后，他無論參加國際會議，會見外賓，或在祖國寶島，始終以中國穆斯林的身份出現，并以這個身份驕傲和自豪。其實他本身就是多種現象的映襯，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等，在他身上完全可以體現社會主義社會改革開放的精神風貌。因此，說他是一篇文章、一本書并不為過。
馮今源先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當代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并兼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委員、北京市民族聯誼會理事等社會職務。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國的伊斯蘭教》(專著)、《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論文)等，各種著述已近千萬字。目前，他主持撰寫的主要課題項目有:《中國宗教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北京宗教與民間信仰研究》、《中國社會藍皮書.宗教形勢分析與預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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