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海峽兩岸的關系自交流初期的熱絡轉為近一年來的沉悶緊張，表面上的原因是李登輝先生訪美引起大陸方面的疑慮與不滿，實際上所涉及的層面甚廣，包括后冷戰時代中美勢力的對抗、大陸邊疆地區分離主義的挑戰、以及臺灣社會文化主體性建構運動的崛起。本文擬專就中華文化認同在臺灣社會的變化，討論這個因素對未來兩岸關系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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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社會的文化認同在兩蔣時代基本上為不容置疑的中華民族意識至上論。解嚴之后，隨著自主性政治社會力量的勃興，漸有臺灣文化主體性理論出現。目前依政壇上三黨勢力的分布，在民間亦有相應的三種文化認同。其一是新黨所標榜的中華民族主義，內涵大體上為兩蔣時代官方理論之繼承。其二是國民黨領導階層所推銷的新中原主義，強調立足臺灣、心懷大陸，并自許為未來中華民族再興之核心。其三是民進黨所追求的臺灣民族主義，希望在改寫臺灣史的敘事意義之后，能徹底建立一個與中華文化傳統互不涵攝的臺灣文化傳統。此三種論述不僅影響了歷次選舉黨派勢力的消長，也對兩岸關系的長期發展埋下不可知的變量。

　　大陸方面顯然無法接受臺灣背離中華文化的作法，但臺灣民眾日益形成自主意識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中華文化認同究竟能不能成為兩岸關系良性發展的必要基礎？文化認同的力量究竟會在海峽雙方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是本文所試圖探討的問題。

　　二、民族國家與文化認同

　　“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可以說是近四、五百年來西方政治共同體發展的一個典則。原本在中古時期，封建政治與莊園經濟是歐洲社會生活的兩大支柱。但是隨著十字軍東征之后所帶動的社會變遷與文明交流，歐洲各地的民族意識逐漸興起。使用相同語言、經營類似群體生活的聚落開始合并成一個個自足的共同體。最后當新興的中產階級與握有軍事實力的君主聯合起來，消滅割據自雄的封建諸侯，近代民族國家就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民族國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歐洲各地莫不競相以早日完成政治版圖的重整為要務。首先是英、法、西、葡等國陸續完成統一工作。后來德、奧、義等也繼起效尤，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完成建國大業。西歐這種“民族國家”的典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進一步成為世界其它地區政治運動追求的目標。當列強勢力逐一被驅出殖民地，新興解放的地區就紛紛建立了更多的民族國家。二十世紀的世界地圖，基本上是民族國家并立的地圖。

　　但是誠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言：民族國家其實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國家真的是由單一民族所構成；民族國家的所謂民族，與其說是實存的客體，不如說是一群人共同的想象與企盼。譬如法蘭西民族之中，事實上包含了生活習慣及語言發音迥然不同的族群。又如中華民族號稱以五族(漢、滿、蒙、回、藏)融合而成，其實漢族居于主宰地位，其它各族與漢族的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并不相同。因此，民族國家的民族并不是嚴格意義下的單一族群，而是某種文化想象的投射。通常這個文化想象是以共同體中最大族群的文化為基礎，然后抽象至一定程度以籠統涵蓋其它族群，從而獲得普遍的代表性。

　　也許正因為民族國家的民族是一種建構出來的文化想象，所以文化認同就成了民族國家確立其國家正當性的重要憑借。為了維持國家統一的形象，政治教育與文化教育必須雙管齊下，前者在于標明國民效忠的對象，后者旨在培養愛國心的深層基礎。唯有當公民相信全國同胞同出一源、承擔共同的歷史資產與命運，民族國家才能有生機地發展下去，因此文化認同對民族國家的存續，確實具有關鍵性的功能。

　　三、中華文化認同在海峽兩岸的發展

　　“中華民族”這個想象的文化認同，是中國得以長久屹立于世界的重要憑借。盡管秦滅漢興、元去明來，居息于神州大陸之子民大體上皆自認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但是在 1949 年共產黨擊敗國民黨成立新政權之后，這個文化認同在臺灣海峽的兩岸就有了不同的歷史發展。

　　在大陸地區，由于“新中國”成立之初一面親俄之影響，超越民族主義格局的社會主義理想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中華民族只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環節而已。這個情形在文化大革命的“破舊立新”聲中達到高潮，但是其后世界主義的熱情漸減，到了八○年代“中華民族主義”的靈魂又慢慢地復蘇起來。九○年代中國國力日盛，西方列強不愿見其成為東亞霸權，中國人民憤慨之余，類似《中國可以說不》的極端民族主義席卷大陸，便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但是在臺灣地區，中華文化認同的起伏歷程卻正好相反。播遷之初，國民黨政權為標舉反共旗幟，曾大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對比中共對傳統儒家文化之摧殘。然而即使在兩蔣時代，這種振興民族文化的作法也只是口惠之舉，因為事實上臺灣社會由于依恃美援，早已對西方文明持開放、效法之態度。等到八○年代自由化及民主改革的成果累積至一定程度，臺灣社會根本不再受限于中華文化認同的拘束，而蓬勃展開本土尋根的熱潮。解嚴之后，研究臺灣歷史、文學及建構本土意識的政治運動連手出擊，強烈挑戰了國民黨長期以來傳播的中華民族主義。在一波波本土化的潮流中，固然不乏堅信“臺灣為中國之一部份”之溫和派，但主體性論述的中堅仍然要算是各式各樣“臺灣民族主義”的支持者。

　　相對于中國大陸的中華文化認同復興趨勢，臺灣社會目前亦逐步展開臺灣文化認同的建構。比較溫和的作法是強調“臺灣意識”的優先性，以“命運一體、風雨同舟”的精神凝聚“大家都是臺灣人”的共識。比較激進的作法則是倡導“臺灣民族主義”，以過去西方各國建立民族國家的經驗為先例，試圖形成一個臺灣民族獨立建國的文化基礎。在前一途徑中，臺灣文化未必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政治上是否必須與大陸統一則暫時存而不論。在后一途徑中，臺灣文化大體上自外于中華文化，政治上以尋求獨立建國為終極理想。傳統中華文化在近幾年來本土化的討論中已經喪失其不容置疑的地位，而其是否會因政治化的影響而完全邊緣化，則無人可以斷言。

　　四、文化民族主義能否成為兩岸溝通的基礎

　　民族主義一向是近代國家整合國內分裂勢力以一致對外的基礎。在海峽兩岸分裂半世紀之后，許多人自然也想到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來謀求雙方統一的可能性。但是，過去由于中國大陸一度否定中華民族的文化成就，雙方在文化認同上欠缺對話的基礎。目前大陸民族主義日漸抬頭，卻又遭逢中華文化認同在海峽此岸日益動搖、臺灣民族主義逐步崛起之局面，兩種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之間如何進行溝通統合呢？

　　對于信奉中華民族主義的人而言，臺灣文化主體性及臺灣民族主義之說顯得十分脆弱可笑，因為若非近代歷史發展的惡意作弄，臺灣在族群根源及文化認同上大體上應屬于中華民族無疑。但是對于信奉臺灣民族主義的人而言，臺灣在信史上確實與中國大陸分多合少。盡管臺灣先民系由唐山渡海而來，但整個族群的歷史變遷與生活型態已與大陸截然不同。雙方政治制度、經濟體系與社會文化生活的差異在近百年中大幅拉開，如今已沒有理由再堅持“臺灣為中國之一部分”之信條。當大陸習慣以五千年文明的角度看待這個海外小島，臺灣已發展出一個四百年自主演變的史觀。大陸民族主義所講的民族是融合“漢、滿、蒙、回、藏”等的中華民族，臺灣民族主義的民族則是融合“本省、外省、客家、原住民”等四大族群的新臺灣民族。這種主觀認知上的嚴重差距使得統獨雙方根本無法接受對方民族主義的號召或解釋，也使得文化認同在兩岸的溝通交流上無法發揮積極性的作用。

　　事實上，這些差距不僅以一種文化認同歧異的方式表示出來，也進一步影響到海峽兩岸對未來政治互動該如何規劃的一些基本構想。根據晚近香港《九十年代》雜志所批露的消息，在 1990 年至 1992 年間，沈君山與江澤民曾就兩岸未來發展有相當直接的討論。會談紀錄顯示出大陸堅持以“一國兩制”、“中央對地方”之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而臺灣則堅持“兩個彼此尊重的政治實體”、“和平方式統一”的原則。沈君山個人深知臺灣民眾自主意愿高漲，最多只能接受類似中華邦聯之結構性安排；江澤民則直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政府”乃惟一方案，邦聯之說皆是空話云云。雙方在政治結構上之不同期待，反映的正是文化認同與民族意識已漸行漸遠的事實。

　　五、結語

　　本文指出，臺灣民族意識的形成深刻影響了兩岸互動的方式與可能結果。這個發展對于視“中華民族”為天經地義之人自然是一個不易接受的事實，但是這個發展既非國民黨政府刻意培養出來、也非外國勢力在背后鼓舞所致。它基本上是過去百年間臺灣歷史特殊演變的一個自然結果，任何誠心解決海峽兩岸對立問題的政治人物，都有責任正視這個重要的因素。

　　臺灣民族意識的崛起在目前固然有助長臺獨運動之趨勢，但由于中華文化認同之力量在民間仍頗為深厚，很難斷言臺灣文化主體性之自覺必然導致否定或棄離中華文化認同。簡單地講，兩者的關系既可能是同心圓、也可能是有部份交集的集合，但是說兩者完全不相干，則不可能成立。就此而言，海峽雙方在溝通上是否要完全依賴于文化認同的共識，也是大有反省余地。訴諸中華民族主義以解決兩岸分裂問題，并不能贏得臺灣社會各族群之一致認可；訴諸臺灣民族主義以貫徹獨立主張，則同樣漠視了許多堅持中華文化認同的人民之心聲。或許雙方都暫時把民族意識擱置一邊，以實際經貿交流問題及法律保障來做為商談的起點，還比較能開啟良性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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