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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在1988年接受CBS訪問時，已經(jīng)將近80歲的彼得·德魯克說，他為作為一個老年人的身份進入21世紀深感幸福，他說在他那個時代，一位工人兒子甘心繼續(xù)成為藍領，而農夫后人也毫無怨言地繼續(xù)種地……但是現(xiàn)在，所有年輕人都被要求獲得成功，他們面臨來自全球各個角落的競爭，并且都深信一種平等哲學：每個人的資質都相差不多，只要你足夠勤奮，
你都可以通向最高層。
于是，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一位年輕而廣受歡迎的英國流行哲學家不無嘲諷地說，在我們的時代，成為比爾·蓋茨，就像在17世紀成為路易十六一樣困難，但是大多數(shù)人卻相信，他們更有可能成為比爾·蓋茨，至少我們和他一樣，都穿牛仔褲，喜歡麥當勞。在最新的一本書《身份焦慮》中，不到35歲的波頓說，深刻的焦慮感已經(jīng)攫住整個世界的心靈(至少是他理解的西方社會)。
閱讀這位號稱“英國才子”的通俗作家的作品，在中國同樣是一種時髦。我的一位朋友勸告我，成為這種類型的作家更有前途——解釋經(jīng)典、貌似深刻、流行化的寫作、寬闊的銷路——它將迅速緩解我在經(jīng)濟與社會地位上的焦慮感。
盡管它并不適合我，但卻是個不錯的主意。迅速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使得中國迅速成為通俗心理學的消費市場，在一個價值觀支離破碎、缺乏長遠精神寄托的社會，各種口味的“心靈雞湯”都能喚起人們的普遍情緒。
隨意地選擇一個方向與路線，你信步走過北京時，你所看到的大多數(shù)表情一致：焦慮的面孔。在一部制作簡單、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片中，中央電視臺的一位記者不知疲倦地詢問每一個他們隨機尋找到的被訪者——他們的身份從城市精英到無職業(yè)者——他們想要什么？大多數(shù)答案是“錢”。沒人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倍感焦慮、迷惘的社會，一切關于“偉大中國故事”的討論與炫耀，都無法逃脫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已經(jīng)變成一個精神空洞的國家，對物質的追求可以短暫地給我們生活賦予意義，但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一些根本的東西。
好了，這篇文章絕非是為各種有關社會風氣墮落的感慨增加新的注腳，而是試圖探討在未來20年中，我們將該如何承擔整整兩代人精神失調所帶來的后果。一方面我們面臨著德魯克與波頓所說的世界普遍的焦慮感，是技術革命、民主化浪潮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心理結構，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年輕人，像紐約與倫敦的年輕人一樣，被信息焦慮、成功焦慮所俘虜。同時，我們還面臨著更為艱苦的挑戰(zhàn)——我們的傳統(tǒng)早已被摧毀。抬頭時，我們面對著一個日新月異的新世界，感覺到什么也抓不住，而低頭時，我們又看到腳下的土地早已松動，我們不知道能夠踩住什么。
一個不健康社會的種種弊病在我們身邊早已司空見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對丑陋事物的無限寬容，庸俗的實用主義、物質主義、不相信任何超越性的情感，欺騙與腐敗獲得了默認的合法性，對貧困的漠視……
1982年從人民大學畢業(yè)的王安在第一天前往煤炭部上班時驚奇地發(fā)現(xiàn)，人們最關心的是油、雞蛋、大米的分配，它與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yè)無關，人們一點也不像他讀書時的偶像保爾·柯察金那樣生活。于是，80年代的人們(至少是知識分子)生活在一種對生活意義的追尋之中。整整一代人試圖從尼采、薩特或是魯迅身上，重新找到關于人的價值的定義。他們曾經(jīng)被欺騙了那么多年，如今他們試圖尋找生命的真實意義。
在《身份焦慮》一書中，阿蘭·德·波頓提出解決身份焦慮的5種方式，哲學、藝術、政治、宗教、波西米亞。而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尋找更多元的價值標準來替代經(jīng)濟這一惟一的社會信念大廈的支撐物，則成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沒人能精確地定義一個健康社會，但總被焦慮感所包圍的社會無疑令人不悅。在未來10年中，中國仍有可能繼續(xù)進行著經(jīng)濟上的高速增長，它是上個世紀90年代鍍金時代的繼續(xù)，但是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個成長中的巨人躺在弗洛伊德的病床上，向他傾訴內心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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