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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釗
對于投資體制改革方案的出臺，輿論的反應其實相當平靜，這一點似乎出乎人們的預料。不過，從整個改革的進程來看，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我們注意到，改革所涉及的各種利益群體，在方案出臺之前，都試圖通過各種渠道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而一些訴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在改革方案中得到回應。比如說，大型企業集團被獲準可以編制中長期投資規劃，國務院只對規劃進行審批，而對具體的項目只做備案。在這樣的變化背后，也許我們應該記得一個叫做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的組織，寶鋼和中石化都是它的會員。這個促進會先后數次向有關方面報送對改革方案的意見，并且最終獲得方案起草部門的注意，9家大型企業集團參加了征求意見的座談會。從我們所能得到的資料看，他們提出的幾點意見，在最終公布的改革方案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大型企業集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投資自主權。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次改革方案的一大特點就是進一步落實企業自主權，尤其是落實民營企業的投資自主權。政府放棄了長期以來對投資項目事無巨細大包大攬的審批，而把目光專注于對公共利益的維護。然而，即使對于這一點，在一些曾經長期參與改革方案設計的專家看來，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因為中國改革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改革的正式文本背后，都是無數對現有秩序或明或暗的突破的積累，所以，從某種層面來說，7月下旬出臺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其實是對過去十多年一系列體制量變的承認。盡管從當初來說，一個民營企業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或者繞過審批制的種種樊籬所進行的種種嘗試，都可能被打上違規操作的印記，而在這個過程中的確有無數不幸的失敗者，也確有許多從此邁上新臺階的幸運兒。
這種改革歷史的演進過程，向我們展示了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他們可能是改革最大的推動力量。在每一個歷史的瞬間，他們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這種力量的積累足以帶來制度的根本性變化。所以，我們在改革方案中看到的那些內容，很多在現實層面已經得到了認可。惟一的區別是，文本意義上的肯定，將使那些經實踐檢驗被證明是正確的東西具有法律效力，得到制度意義上的追認。這也使得過去只有那些大膽的企業家才能完成的跳躍，成為游戲規則的一部分，成為被體制確認的規定動作的一部分。
所以，當有專家將投資體制在過去十多年的變化稱為“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時，面對政府管理企業投資理念的變化，我們不會感到太多的驚奇。
因此，需要關注的不是這種平靜，而是對一次改革的過高期望。在談論到改革方案時，一些樂觀的聲音認為，這個方案意味著審批制度的終結，也意味著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從此將退出投資領域。而在我們看來，這只是過去十多年改革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如果說，在解決企業投資自主權問題上，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其實是改革最大的推動力，并且這種力量最終促成了企業權力的回歸時，當我們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投資時，我們發現改革仍然面對諸多的難題。
這次出臺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所要解決的，實際上是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問題。對政府投資的責任約束，從本質上說，不單是投資體制的問題，甚至主要是政府體制的問題。由國家投資主管部門設計的改革方案，還難以擺脫部門的局限性。因而，有專家早就提出，這樣的改革極有可能僅僅根據部門權限范圍去改，這個權限范圍，就是投資項目的計劃審批。這樣的憂慮不無道理。
我們樂于看到，此次出臺的改革方案明確提出，要建立對政府投資決策的追究制度。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對政府投資進行問責、誰來問責、問責誰？對政府投資進行問責是否有足夠的體制支撐和內在動力？在政府內部，怎樣建立有效的政府投資制衡機制？在改革進程中，這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否則，很可能出現我們希望政府機構自我問責，而事實上無法問責的情況。尤其是，當我們在強調按照程序決策的時候，應該注意到，在現實生活中，政府投資決策程序往往都是合規合法的，至少經過解釋可以讓它合規合法。這種情況是否會成為問責的盲區？而從已經先后出臺的政府投資管理方面的地方法規來看，這個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一項改革政策的出臺，總是各種利益訴求妥協的結果。革除政府投資體制弊端，可以看作是政府的自我革新，這其中也必然涉及到各種既得利益者。目前，相當多的政府部門都享有各自的投資審批權限，也掌握相當的政府投資資金，加上官員對政績的追求，改革的內部阻力仍然強大。解決這些問題，顯然不是這次投資體制改革方案所能完全承擔的使命。因而，當我們回過頭來觀察在經濟領域內的改革演進過程，并且希望得到某種提示時，就必然要問一聲：在這樣的時候，誰來推動改革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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