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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蘇寧
東莞缺工、佛山缺工、深圳缺工……東莞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過去一直是10%左右；目前佛山緊缺的一線生產工則超過10萬人；福建沿海也缺工，即使是在作為珠三角勞動力主要分流區的長三角，也出現了外來工不堪工作條件差和夏日酷熱，紛紛回家“歇夏”的現象。
按照勞動部門的調查，由于廣州的產業結構不同于珠三角其他城市，“荒”的其實并不是低技術水平的普通外來工，而是技工。盡管如此，廣州市勞動部門還是建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毋庸置疑，這一建議如果付諸實施，將增強廣州對外來勞動力的吸引力，對存在缺工現象的其他地區也很有借鑒意義。
“錢能通神”，但是否只要加了工資，就一定能夠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外來工，特別是從業多年、技藝精湛的“熟手”？在對民工荒的解析中，農民的減負和外來工流出地就業機會的增加也被列為原因之一。盡管出現了這些新變化，外來工在家鄉能夠獲取的報酬和其在經濟發達地區打工的報酬相比，差距還是非常明顯。那么，是什么迫使他們寧可在家鄉掙較少的錢，也不愿意到外地掙更多的錢？
賺錢的確是出來打工的首要目的。但使他們將外出打工視若畏途的因素，如工作時間超長、沒有醫療和社會保險、欠薪等，卻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經濟問題，由此派生出來的安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缺失也同樣不容忽視。
在類似珠三角這樣的外來工眾多的地區，很多外來工在他鄉生活工作多年，如果條件具備，“反認他鄉作故鄉”也并非沒有可能。但不須避諱，他們中的很多人卻無法獲得安全感———工資會欠、老板會跑，病了沒假、傷了沒賠……還有難以忍受的歧視和白眼。而這些，在家鄉就不再是問題。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之說，安全是生存之外最優先的需求，因此，在過去因為貧困而使得生存都成為問題的時候，為了能賺多一點錢保障起碼的生活，對外來工來說，心理和現實的安全感可能還只是奢侈品。但隨著收入的提高、就業機會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如今的外來工，特別是新一代外來工，就必然要對安全感乃至認同感、歸屬感等更高層次的東西提出要求。近來備受關注的外來工業余文化生活、外來工性健康等問題也可以歸入此列。
如果這些要求得不到實現，如果外來工的基本福利和社會保障還無法獲得真正的保全，那么，我們或許能不斷借用尚未脫貧、還在謀求溫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卻培養不出有更高追求，更符合現代企業要求的產業工人；或許能吸引技術含量低、適合低附加值行業的勞動力，卻吸引不了高新技術發展急需的熟練技工。
最低工資要漲，外來工收入提高，很好，很好；但如果只簡單地將勞動力視為一般的商品，純粹依賴市場規律，而缺乏人文關懷的溫馨，那就最終擺脫不了工具理性的窠臼，到頭來損害的還是整個地區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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