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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有“半部《論語》可治天下”的說法。此話雖然有些夸大，但也說明了儒家的治國之道對于中國歷代文明和經濟建設的貢獻。在當今商業發達、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人們當然不應該照搬古代農業社會的治國理論，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仍然閃爍著透越歷史迷霧的智慧之光。去年十月在北京創立的國際儒學聯合會，一致推舉新加坡的李光耀資政為首任名譽理事長，反映了國際儒學界對于新加坡這個“東亞四小龍”之一的南洋小國成功實踐儒家治國之道的贊賞和肯定。
治理國家，首先需要有治理國家的人材。身處據今兩千多年前春秋年代的孔老夫子，十分重視國家領袖人材的人格修養和道德素質。他主張統治者應當是象堯舜那樣的“內圣外王”，也就是說要有圣人般的內在素質，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這幾方面去努力，增進學識，品行端正，有完美的家庭生活，才可以“治國、平天下”。由于設立了如此高尚的道德和學識標準，儒家理想的治國人材必然是社會的精英。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十分重視選拔合格的人材從事公共服務，尤其對于政府高級官員的學識、能力、和人品，定下了一整套嚴格的標準，小心翼翼地維護政府誠實、公正、有效率的形象。一方面，政府對于人材的選拔和網羅并不限于某個黨派或利益團體，而是面向全社會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材。另一方面，為了維持官員的清廉，建立了嚴密的肅(清)貪(污)機制，嚴厲懲罰貪污謀私行為。在現代商業社會的環境中，新加坡維護廉政的措施并不限于儒家的道德約束，而是發展了它獨特的“高薪納賢、厚祿養廉”制度，參照私營企業界的相應水平，制定公務員的薪金標準，以確保政府能夠吸引最優秀的人材治理國家。在給予優厚薪金的同時，新加坡對于公務員實行嚴格的監督制度，嚴厲的肅貪機制，經常性的宣導教育，形成了國家官員“不必貪、不能貪、不敢貪、不愿貪”的行為規范，使這個小國保持了世界一流的行政效率和廉潔政務。
在儒家的治國理念中，既然只有少數的社會精英，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才應擔當治理國家的重任，這些人就有責任施行“德政”、“仁政”，以“親民”“愛民”的態度做老百姓的“父母官”。這種仁愛的重要體現，就是政府能夠為平民百姓的福利作長遠的規劃。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英明的統治者應當比一般的市井小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就象父母為子女的未來作籌劃一樣，即使在某些政策還沒有被所有人理解的情況下，也應當不失時機地去領導人民實行之。用孔子的話來說，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情形。在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現代民主社會中，國家領袖人物是由人民選舉出來賦予領導責任的，政府官員是社會的公仆。但民主政治并不應當意味著政府可以放棄為人民做長遠決策的責任，放棄對于公眾的引導教育，處處只從如何增加選票的角度去滿足即使是不合理的民眾期望。新加坡公共政策的特點之一，是其無所不在的“父愛主義”。政策的選擇，并不以其在民眾中的受歡迎程度為優先考慮，而是以促進國家經濟的長遠繁榮穩定為宗旨。為此，當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政府可以毫不猶豫地干預民眾的自發選擇。例如，新加坡行之多年的公積金制度，具有強制個人儲蓄的性質，確保個人在有穩定收入的時候不忘未雨稠繆，為生老病死作充分準備;昂貴的煙酒稅，意在減少煙酒消費對于人民健康的影響;六十年代實行<強制征地法案>，曾有效地動員了私有土地為公共建設和發展服務;對電影書報的檢驗制度，防止了淫書淫畫的侵入。近年來的擁車證制度已使新加坡成為世界上擁有私人汽車最昂貴的地方，反映了政府嚴格控制汽車數量、保持這個城市國家交通順暢的決心。在一個三分之一家庭已經擁有私人轎車的國家，這樣做是必須有政治勇氣的。當然，在實行這些用心良苦的“硬決策”的前后，政府總是盡可能向人民解釋，教育人民理解這些措施的意義和必要性。
在“父愛主義”的政策環境下，政府的公權力和公信力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夫子認為，即使在不得已要減少軍備甚至糧食的情況下，也不可以減少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新加坡的政治領袖們對于公權力和公信力的維護，是不遺余力的。為此，他們總是設法內部解決政策見解上的分歧，保持公眾面前的一致形象;慎重作出決策，避免朝令夕改;對于有損公信力的言論，立時加以反駁，甚至訴諸司法程序，對簿公堂，加以澄清。
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具有的強大公信力和公權力，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的權威擁有現代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因為其歷年來經濟建設的輝煌政績深得民心。首先，政府施政的重點，在于“富民”，這也反映了儒家的治國理念。孔夫子曾多次主張國家須有利民富民的經濟政策，提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也就是說，治理國家的首要目標在于使人民富裕健康。要實現這一目標，應當“省力役，薄賦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即盡量少征稅，敬重實業，愛惜民生，節約使用人力物力，并且“因民之利而利之”。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發展實業，想方設法改善民間企業的經營環境和基礎設施，鼓勵投資。近年來，新加坡多次被國際權威性的咨詢機構評估為世界上投資風險最低、經濟自由度最高、最富于競爭力的國家之一。去年，政府實施消費稅，目的也在于使稅收更公平有效，以減少人民的實際稅負、鼓勵生產和實業。目前新加坡和香港同樣名列亞洲和世界各國中實際個人所得稅率最低的國家之列。多年苦心經營的富民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新加坡在建國后短短三十多年里，已經在平均個人所得水平上進入了世界最富有的十幾個國家之列，在生活質量上也被評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十個城市之一。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理財之道，一貫提倡“節用”、“惠而不費”、量入為出。新加坡政府多年來一直保持經常性的財政平衡和財政盈余，維持物價的穩定和低通貨膨脹水平，完全不受在西方各國一度流行的“赤字財政”理論的影響。對于民眾的消費方式也注意適當引導。當“舉債消費”的奢糜之風在社會上愈刮愈烈時，當局及時采取措施緊縮銀行和金融機構對個人消費的貸款條件，以避免重演泡沫經濟的悲劇。
發展全民教育事業是儒家所鼓吹的“仁政”理念的重要基石。新加坡繼承了孔夫子“有教無類”的全民教育思想，十分重視各項教育事業，并將教育作為整個經濟戰略的組成部分來開發規劃，教育開支將近政府預算的百分之二十。同時，注重教育資源的有效使用，實行分流教育、精英主義，可以說是對孔夫子“因材施教”論的進一步實踐。
以“孝道”為核心的家庭價值觀是儒家傳統的重要內容。“治國”，必須以人們的“修身”和“齊家”為基礎。新加坡小心注意避免西方福利國家的陷阱，防止由于不恰當的社會福利政策和錯誤的倫理觀念流行所造成的普遍性家庭危機。為此，除了宣揚東方傳統的家庭道德觀以外，政府發展了一整套以公積金制度為基礎、以家庭為核心的具有本地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著重幫助低收入家庭自我提升素質、根除窮根，避免治標不治本的純粹救濟。并以政府“一元對一元贊助”的方式鼓勵民間自發的慈善事業和族群自助組織，還在稅收回扣、公共住屋的配售等方面優惠完整的核心家庭和贍養老年父母的夫妻。
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論，主張社會分配的公平，避免貧富懸殊。新加坡政府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也相當重視財富分配的均等程度。每年，由政府組織的全國工資理事會集合工商界、勞工界、學術界的代表協商指導性的工資增加幅度，供企業參考執行，以確保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公平地分配給工薪階層，同時保持本地勞工的競爭力。新加坡獨立以來，當局還大力推動公共住屋的興建，使九成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自己擁有的住房里，連收入最低的階層也能擁有體面的居住條件，成功地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藍圖，做到了連眾多發達國家的名城都會都做不到的事情。另外，政府對低收入民眾的醫療保健提供補助，在將財政盈余回歸于民時實行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傾斜。
儒家治國理念強調和諧的社會秩序：君臣父子，天人和一，四海之內皆兄弟。為此，為政者必須遵循“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協調照顧各方利益。新加坡政府不僅注意協調勞資雙方的利益，也大力維護民族和諧，提倡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并存共榮。盡管華人占總人口將近八成，政府仍十分注意維護各民族的平等權利，從不在公共政策上給予華人不應有的優待。當局對于有損社會族群和諧的極端思想和言論總是小心堅決的阻止流傳，防止禍起蕭檣。這些政策對于維護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小國家的繁榮穩定，是十分明智的。
新加坡的公共政策所體現的儒家治國之道，是中華古代文明精華在現代社會的發揚光大。其成功之處，是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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