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導論

　　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歐，而不是原先居于領先地位的中國，其原因一般上論者認為包括儒家文化的影響?。然而，近二三十年來東亞“四小龍”經濟的飛速發展，及日本之躍居世界第一流經濟強國，論者又把這歸功于儒家文化?，這是否互相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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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沒有矛盾。當然，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只一個。不過，就從文化的影響而言，儒家文化的確有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也有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這當然只是老生常談。我們所謂新觀點(至少以我們所知是新的)的中心論點可以概括為：1、儒家文化中有阻礙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的重大因素，但給定市場經濟制度，則儒家文化中有極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2、儒家思想在這方面的一個重要錯誤，在于未區分治家與治國的不同道理，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同樣的道理，都用同樣的原則就能成功。

　　本文論述為何治家與治國的道理不同，為何儒家用適合治家的道理治國，將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但給定市場經濟，為何儒家中的一些思想反而有利于企業管理與經濟發展；再從而論述日本與“四小龍”快速發展的原因與中國今后發展的展望。

　　二、 治家與治國之不同

　　家與國至少有下述三大差異，使適合治家的一些原則，不適合于治國。

　　第一，家庭成員之間有血緣的關系，使各成員會重視其他成員的利益。野獸雖猛，不食其子，反而會保護它們。這是一種生理上自然遺傳的作用，人類也不例外。

　　第二，家庭成員之間有愛情、生活上的密切關系。即使是一個純粹自私自利、不管妻子兒女幸福的人，為了自己的安寧與快樂，也不會讓妻子兒女餓得大吵大鬧。

　　第三、家庭成員人數少，即使實行共產主義，對生產激勵的影響也不會太大。例如一個4口的家庭，一個人多工作而多賺100元，“共產”到來自己也還有25元，激勵雖非最佳，但不是完全沒有。一個10億人的國家，一個人即使多生產100萬元的東西，“共產”到來自己得不到一分錢。

　　由于上述幾個原因，使家庭成員之間的利益和諧的因素比利益沖突的因素大。因此，家庭成員之間可以不用金錢上的利益計算。相反，這種斤斤計較的利益計算反而可能影響成員之間的感情，增加花費在利益計算和解決沖突上的交易費用。因此，在家庭內實行儒家式的“共產主義”，而不用等價交換的市場法則；采用感情與道德的力量而不用合約與法律的限制。在一般情況下，并不影響家庭成員盡力為家庭奉獻。這就在不影響效率的前提下節約了家庭內部監督與激勵的管理成本。

　　相反，一個國家中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關系，除了少數極要好的朋友外，一般上是分毫必算的等價交換關系。如果按儒家的治國主張，把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歸結為道德關系。視君臣為父子，視他人為兄弟，視天下、國家如一家一族，以義代利，不贊成用任何物質利益原則來調節人際關系。也就是說，在家庭之間實行家庭內部式的共產主義。那么，人們的激勵就會降到極低點，“免費搭車”的現象就會普遍存在，經濟上就會一團糟。這是中國的經驗所實證了的。這就是說，雖然把國當家治理會節約人們之間的市場交易費用，但這種家長式的治國方法卻會產生極大的效率損失，極高的監督和激勵費用。這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治國方法。因此治國必須講法制，必須用市場經濟制度，私有產權等手段處理家庭之間的經濟關系，經濟發展才會有動力。

　　三、 儒家思想中不利于市場產生與發展的因素

　　儒家思想中有許多不利于市場產生與發展的因素。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確立，首先，要以承認交換雙方的利益并計較這種利益為前提，最終要以有法律保證的私有產權為基礎。儒家既然主張以禮義治國，反對斤斤計較的等價交換，為君為國可以隨時侵犯私人的財產，輕視商業，這就破壞了市場經濟產生和確立的基本條件。這樣，在一個以法制，私產和自由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還未確立之前，儒家的一套對經濟的發展就有很大的局限與阻礙。

　　第一、儒家重義輕利，所謂“君子唯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講究仁義禮信等道德準則，而貶低物質利益。

　　第二，與上點略有關聯的是“明天理，滅人欲”°。雖然朱子在卷十三中繼續分別天理與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這表示圣賢并不是要消滅一切人欲，但對基本生理必需之外的欲望追求，則明顯地是反對的。

　　第三，儒家重道而輕農工商。樊遲問孔子種田的知識，被訓斥為小人。孔子又批評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把商業生產列入違背天命的不軌行為。“君子不器”(不從事農工商與實際技藝)成為儒家的規訓。

　　尤其是商業，排在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在傳統儒家文化中最沒有社會地位。直到清末，隨著商業的發展與海外的影響，商人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地位才逐漸提高。但有如朱英所論述，“與近代西歐諸國商人的政治成就相比較，清末商人則又黯然失色”?。

　　元朝在蒙古人的統治下(蒙古人比滿人較少受儒家思想影響)，情形比較特殊。一般而言，元朝的商人地位不在儒士之下，也有不少巨商受到蒙古政權的重用。不過，即使是在這特例下，有如余英時所論述，“儒家的社會價值根本未變，依然是‘重農輕商’。……戰國秦漢以降商人在中國社會上一直都很活躍。但以價值系統而言，他們始終是四民之末。”?

　　上述各項儒家觀念中對經濟發展不利的因素，是許多人討論過的，例如水秉和說，“我們可以用價值系統化的觀念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為什么沒有產生資本主義。這就是說，由于精英的價值系統與中央官僚制度是合而為一的，而這個價值系統重道德而輕實利，重精神而輕物質，所以，任何成功的商人或礦主本人或后儀式如果想要躋身仕途，他們必須放棄成功的經濟作業所必須具備的價值系統——即利已和重實利的平民價值觀。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商業文化從來沒有向官僚體制作出強有力的挑戰”?。

　　我們再看儒家不分家國治理原則的弊端。

　　四、 儒家以治家原則治國

　　儒家關于治國的辦法，最重要的一句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認為治家與治國都是一個道理，能治好家的方法就能治好國。而治家的法則主要是道德規范而不是法律規范，也即是人治，分等差而治之(禮)。家長治家，家人治于家長。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國與家的治理原則是一樣的，即君父輩要做得像君父輩的樣子，不論是國君或父親；臣子輩要守臣子的本份。這就是守禮，各人安于自己的等級、名份。

　　《程氏遺書》卷四中也說：“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于敬而已。……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不論是家中小事或平天下的大事，都是一個辦法。

　　“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修身以道”。.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知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可見儒家的所謂治國之道不外乎以治家之禮與待人之義治國而已。荀子的《性惡篇》寫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而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

　　儒家的“大同治世”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命名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這里明顯可見儒家的理想治國之道，要以大公無私，愛人如已為前提。

　　然而人畢竟是自私的，因此儒家之治退而求其“小康”：“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儒家的這種以禮治國正是治家的翻版。孔子認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但卻應推展到各種不同的人際關系中，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弟以事兄，朋友相處，這正是把家庭外的人際關系等同于家庭內的人際關系，以義相交往。正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也。

　　孔子明確說明修身齊家之道就是治國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則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如果各守其禮，“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國就可以治理。如果君子好禮，好義，好信，而民則無不服。

　　儒家也主張以仁治國，以義制爭。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以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荀子也強調隆禮貴義以治國為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這就是荀子的以禮治國的宗旨。

　　五、 給定市場經濟儒家文化有利于經濟發展

　　無可否認的，儒家文化中也有一些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

　　第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禮思想，雖然有不分家國的一面，但也有教導人們安于本份，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而這是有利于經濟生產的一面的。

　　第二，重義輕利的思想，雖有影響人們從事商業的作用，但若給定一個商業社會，則有助于維持商業道德，反而有利于經濟發展。

　　第三，儒家文化有勤儉的精神，尤其是受了新禪宗與新道教的入世苦行、不虛度時光、不作不食的觀點所影響后的新儒家尤然?。給定一個允許私有市場經濟發展的環境，這種勤儉的精神顯然有助生產與積累。

　　第四，對統治者而言，孔子有“節用”、“薄斂”、“富民”、“博施”、“使民以時”(即在農閑季切才征發勞役，以免影響農業生產)等主張，也是有利于經濟生產的。

　　總之，儒家文化中有貶低利、欲、工商，以治家的重道德辦法治國，因而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形成與發展的一面，但若給定一個市場經濟，一個已具有維護私產權與自由交換的制度，則儒家文化中有使經濟發展加速的因素。這最后一點于下節再進一步論述。

　　六、 儒家的齊家之法有利于管理企業

　　儒家主張的“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名份而抑僭越，重均平而抑分化，重利他而抑利已，重禮讓而抑侵爭。?”視君臣如父子，視他人為兄弟，尚義輕利的原則，用來治國，難免大鍋飯，一團糟。因為家庭之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分毫必計的利益關系。視國如家，必失經濟動力與效率。必增加監督和激勵成本。然而給定市場經濟制度，儒家的這些齊家之法運用于微觀企業卻有十分優越的節省管理、監督和激勵費用的作用。

　　企業的巨額管理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激勵成本，監督成本和工資成本。若企業內部職工之間以義相待，和睦相處，互相幫助，如同兄弟，這無疑會提高效率，減少糾紛引起的管理成本與生產損失。若企業主管以仁待下級，下級以忠待公司，尤如父慈子孝，那么勞資關系就會融洽，罷工就會減少，監督和激勵成本也會減少。若公司內上下左右各守名份，以禮相待，公司內部就會強化秩序而不會增加維持秩序的成本。若工人以廠以公司為家，他們就會為公司奉獻而不計較報酬，這在經濟衰退時甚至可救公司于存亡，更不用提會節省工資成本了。若公司之間，人們這間，上下左右之間守信守約，用于紛爭，合約與法律控爭的費用就會大大降低。

　　這樣，一家具有儒家文化的企業，相對于一家不具儒家文化的公司，其管理成本與工資成本一家能有效降低，因此更具有競爭能力。

　　由此可見儒家的道德規范，雖然可以成功地用來治家，但由于第二節里所談家國的不同，并不能作為治國的主要辦法。不過，這些治家的道德規范，卻能有助于治理企業，尤其是小型的家庭式企業。這道理與第二節所論大同小異。

　　對純家庭企業來說，企業的成員就是本家的成員，因此第二節所述各項原則都適用。對非家庭的小企業來說，企業成員間雖然沒有血緣與愛情關系，卻也往往有朋友與工作上的關系，有一些類似家庭的性質。

　　香港、日本、南韓、臺灣和新加坡的企業有競爭力，其主要文化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在治國上放棄了儒家的說教，而在治理企業方面則把儒家文化發揚光大。西方國家治理得很好，就是因為他們不把國當家治，用法律與市場制度治國，西方的企業相對于日本與四小龍日益缺乏競爭力，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國家以治國之法治家、治企業，在任何范圍內分毫必計，因而大大增加了微觀管理成本。在企業文化上輸了儒家文化一籌。

　　七、 日本與東亞“四小龍”高速發展的原因

　　日本這條大龍與東亞“四小龍”都是為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地區，其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以前的經濟落后，與儒家文化有著深刻的關系。之前，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國家在宏觀上以治家的辦法治國，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因為把國當家治，人們之間的相互經濟關系被倫理道德關系所統治，人們之間的計較利益，分毫必算的關系被淡化或消失，因而不能產生市場交換與發達的市場經濟。

　　然而，在近代西方對東亞的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和軍事的侵略下，西方的以法律制度為主的宏觀法治治國的方法先后自愿或被迫地被上述東亞國家采用。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是自愿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則是進一步被迫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臺灣則一方面繼承了孫中山的西化政治制度，同時戰后受美國的影響，在宏觀上一直實行私產和市場制度；香港則是在宏觀上完全采用英國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新加坡、南韓在宏觀都是采用西方市場經濟制度。因此日本大龍和東亞“四小龍”在經濟起飛之前，已經有了宏觀上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作為前提。然而在企業內部，儒家文化卻仍根深蒂固，甚至發揚光大。微觀經濟的儒家文化的優越性與宏觀經濟的自由市場文化相結合，是日本大龍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起飛的文化原因。可以預測，這種結合最終將會使東方重新走在西方的前面。也可以假設，給定市場經濟制度，具有儒家文化的國家，將會比不具儒家文化的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快。因此，我們認為，宏觀治國要西化，微觀治理企業要儒家化，要東化。宏觀西化，微觀東化是一條優勢雜交之路。這里所謂東化是指采用儒家中有利部分，卻也不排除同時采用西方先進管理財會制度等。

　　八、 展望中未來的發展

　　我們的中心論點是，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因素，但若給定市場經濟，則儒家文化中又有加速經濟發展的因素。若這個觀點是對的，則可推導出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兩個結論。第一，中國經濟未來的出路應該是走向市場經濟。第二，只要能超越舊體制，實行市場經濟、民營生產，則中國經濟也將能像日本與“四小龍”一樣的生龍活虎地發展。

　　私有產權與市場調節的活力，已是一個大家都承認的事實與道理，不必再多加論述。當今的問題，是如何從現有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

　　除了加強法治，以言論自由的力量來制衡黨政企，以法律與財政的措施來輔導市場失誤的地方(例如空氣污染、假貨、欺詐、誤導性廣告等)，本文作者之一曾與楊小凱發表一文，主張把大多數國營企業民營化，以股份的方式賣給公眾，對有關當權者與企業職工，可以考慮給予一定的優待，以補償他們在民營化初期可能遭受到的暫時損失。對這個建議，有人認為沒有人有錢來買國營企業。我們認為錢不會是一個問題。

　　公有制國家因為產品供應低于人們的購買力，經常有排長龍的現象。另一方面是人們持有大量的貨幣與銀行存款。通貨與存款對全年零售額的百分比，在蘇聯與東歐各國都遠比西方國家為高，甚至已到危險的水平(60-100%多)。有鑒于此，蘇聯于兩年前采取極端措施，宣布50與100盧布的大鈔停止流通，而只允許小量的大鈔可以對換為小鈔。這種措施，無疑會造成許多可悲現象與后果。許多靠勤儉多年積存大鈔的人，多年儲蓄化為烏有。這使人們對貨幣及其他私人財產的信心大減，是不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的。

　　中國的情形在這方面或沒有蘇聯那么糟，但人民手頭的人民幣與銀行存款也在萬億之數。只有用這個數目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作為購買股票的一大筆資金來源。不但解決民營化的問題，也解決通貨過多的問題，一箭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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