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適應了，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不適應，就要阻撓和破壞生產力的發展。王建國先生可能考慮到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觀點，并在這個基本觀點上提出尋求社會最佳效益的產權制度結構問題，這是值得探討的。改革開放，重要的是確立生產力標準觀點。鄧小平說，改革要達到的目的，總的是有利于在黨的領導下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很明顯，某個社會制度或某項政策、措施。檢驗其正確與否，最根本和最終的是視其對生產力發展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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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中旬，在香港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經濟系860辦公室，記者與博士研究生王建國先生暢談了整個上午。交談的內容較集中。主要是在中國改革進入關鍵時期，難點很多，為首的是物價失控問題，應該吸取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經驗，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以生產力為標準，努力尋求最佳效益的產權制度結構。也就是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指出的那樣，要改進和完善宏觀調控機制，從而顯著提高企業經濟和整個經濟運行效率問題。

　　價格改革成功與否要看對整個社會利益分配是否更公平合理

　　王先生認為，價格改革不是孤立的，必須配套進行，理順價格無非是放開，盡量消除雙軌制�，F在還缺乏配套措施，雙軌制未能有效地消除，價格改革也不會達致成功。不過以目前的情況看，即使價格放開，也不能達到價格改革的目的，即達到對整個社會利益分配更為公平合理。價格改革應是協調人與人之間、各個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的，如果放開前得益的人與放開后得益的人根本無什么變化，不合理的仍不合理，價格改革則無意義。

　　記者提到，據有關材料，目前價格放開后，在利益與分配上顯得更不合理，以實際工資收入而論，原有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倒掛、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倒掛的問題更趨嚴重。王先生認為，工人對國家貢獻無可否認，但改革以來工人利益增長比較慢，知識分子也改善不多。相對來說，農民、個體戶和掌握資源管制權的干部改善很快，這是不合理的。記者于此插話：目下北方有這樣的流言，“富在海邊，發在擺攤，醉在當官，虧在上班�！北M管這其中摻有偏見，但情況確是這樣。王先生認為，價格改革要合理，其中一個要求是要使老老實實上班的工人、知識分子不致于太吃虧，并得到改善，以便調動其積極作用。不然，改革后反而進一步受到損害，生產、工作積極性下降，就難免出現“按酬付勞”的嚴重怠工現象。

　　記者提到，據福建、黑龍江等省對城市居民調查，近年來，實際生活水平降低的有一半以上。王先生認為，按現在的情況，如不采取措施，價格放開后出現“比價復歸”，下降更是難免的。因為其收入的增長，遠遠落后于物價的飛漲，支付能力就會越來越小，承受能力受到極大的沖擊，增加那么一、二十元工資是無濟于事的。

　　實際收入增長速度，高于通漲速度的幾種人

　　王先生認為，在中國目前有了大財的人，許多人的生活改善很快，他們在價格猛漲、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雖受影響，但由于有雙軌差價，特權和機制等原因，有幾種人是大受其益的：

　　農民是社會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的供給者，這幾年因農產品漲價，從漲價所得收入比其在消費品支付數額大得多。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有些農戶由于化肥等生產資料漲價受到損失的。

　　干部中實際收入高于通脹者。這主要是掌握資源分配權的那部分干部，包括構成“官倒爺”基礎那部分。他們的收入增加遠高于物價上漲，因為只有他們才獲得雙軌制價格的利益，可以將計劃內的物資拿到市場倒賣。當然，不掌握資源分配權的干部，許多人的收入是降低了的。

　　個體經濟戶。在價格放開后，個體戶依憑其靈活機制可以自由選擇經營利厚商品，因此，收入倍增。其中一部分成為有資源管理權的干部的助手，在充當“官倒爺”的中間人中成為“私倒爺”，橫財就手，許多收入不是正當勞動所得的。

　　還有違法戶。在發橫財的人中，有經營假冒商品者，還有走私漏稅分子。

　　上述情況，有些是從產品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農產品、原材料、原來價格偏低，價格放開后，比價趨向合理，部分人增收是合理的。這里值得研究的是利用雙軌價格謀取暴利的問題。

　　放開價格未能影響資源控制權也不能增加供給

　　王先生說，眾所周知，雙軌制價格已給中國社會增添弊端，價格放開后也無法消除雙軌制價格，也無助于增加供給。原因很簡單，物價上漲，利潤增加不會對漲價產品生產者在利益上產生多大影響，刺激很小，盈虧關系不大。漲價不會刺激資源(人、財、物)流入生產領域。并且即使人們愿意投入資源增加生產，但因受到投資限制，即使看到某些產品可以多賺錢，也不能很快流入。這就是說，當今中國，資源的控制權沒變化，總制掌握在當政者手中，企業的機制沒有多大改變(鄉鎮企業例外)，價格放開不能影響資源的配置。價格不可能對資源的分配發生影響，得到的只是輪番漲價，比價復歸，如果產權、資源控制者不改變的話。

　　在中國，權力、特權也可作為支付手段

　　王先生說，上面我講的可歸到一點，就是價格上漲不能刺激增加供給。至于在需求上，也不能受到有效的抑制。因為在中國可支付消費品手段的不僅是貨幣，還有權力、特權、商品控制關系權等，也是商品支付手段之一。這就是說，漲價可以抑制用貨幣支付手段部分，抑制不了靠權力支付手段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權力對商品的需求可以無限。如果價格放開，刺激權力支付手段對產品的需求，那么，這種需求有可能超過價格上漲所導致的貨幣手段抑制需求而產生的商品需求下降。

　　同時，漲價會刺激人們追求權力，因為高價物資的控制權使一些人能從價格雙軌制中奪取更高額利潤……

　　王先生舉出這樣的事例：最近全國高級煙酒漲價后，買高價煙酒者，百分之七十以上屬機關團體公費，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是私人買的。這就是把生產資金轉作為高檔商品的消費資金，這是價格放開后權力對商品需求刺激增大的明證。

　　要配套改革，核心是放開資源控制權

　　王先生接著說，我的觀點是漲價不能刺激供給增加，又不能有效抑制消費的需求，這就有可能使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供不應求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其結果將導致雙軌的價格在更高水平上的形成，這是雙軌價格復歸。

　　王先生強調，目下資源控制者依憑的是雙軌制價格實施特權。因此，價格改革必須有配套改革。其核心，就是要放開資源控制權，只有放開了，雙軌制價格才會消失，“官倒爺”才會消失，資源才可以自由流動。只有在這個時候，價格波動才可以起到配置資源作用，價格改革才有望成功的可能。

　　這就是說，價格改革，必須伴有產權結構改革，因為資源控制權的核心問題是產權問題。

　　要給人民以權力，隨時可以把“官倒”、官商拉下馬

　　王先生說，配套改革，有個政治改革問題，建立健全法制問題。因為目前控制資源的權力掌握在干部集團手中，而人民又沒有權力來制衡干部集團的權力。民主與法制不健全，因此當干部集團利用手中權力來倒賣商品控制權的時候，人民是沒有權力制約他們的行為的。這在客觀上來說，干部集團具有為所欲為的條件。因此，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還人民以權力，依靠人民的權力，從根本上消除“官倒”、“私倒”以及貪污腐敗的弊端。

　　王先生接著說，中國現在反貪污，反“官倒”，是權力集團內部進行，象高于子弟犯罪，還有其關系網的問題，不好解決。但如果賦人民予權力，也不難將倒爺及其后拉下馬的。

　　終究要考慮解決產權制度結構問題

　　王先生認為，物價問題也好，“官倒”問題也好，要取得較徹底的解決，重要的是把資源、產品控制權從干部手中轉到人民手中：通過承包，租賃把小企業的資源轉化為個體企業；通過承包過渡到股份制，把絕大多數大中企業過渡到民間所有。

　　王先生大有感觸地說，一講產權問題，許多人就敏感起來，研究不下去了。其實，相信社會主義好，還要相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最終不會有區別。其實任何社會都是多種所有制度的混合物，最佳的混合結構在一個特定國家是唯一的。各國有自己的特點，搞改革，應該是尋求最有效的產權制度結構。只要是最佳的，社會效益好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叫它什么都行，這么個目標，美國、中國，任何國家必然是同一的。王先生認為，所謂最佳產權制度結構，就是各種不同產權制度在一個社會內的最佳比重結構。一個特定的國家在一定階段上的最佳的產權制度結構和政治制度結構，從生產力的層面說，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容納和促進這個社會當時的生產力最快發展的結構。純粹的私有和純粹的公有都不是最有效的產權制度結構。最佳的產權制度結構也是一種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能得到最合理分配的結構，即能使社會的每一個階層或利益集團都能在這種混合制度結構中得到與他們的貢獻成比例的利益。這種經濟制度的多元結構也要求政治上多元，即每個利益階層或集團都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利益代表或團體，來保護他們在經濟制度結構中不損害他們那部份利益的比重。因此，與最佳產權制度結構相應，也必定要求有一個最佳的政治利益代表集團結構。

　　社會制度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在不斷地尋求這種最佳制度結構中走向和諧的。雖然最佳制度比重結構在不同歷史階段也是不同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最佳制度結構就是我們要追求的主義!最近，厲以寧教授猜測性地提出中國保留三分之一的私有企業的問題。這實際上也是試圖尋求中國的最佳產權制度結構。各種所有制成份的比重多大，如何組合，以及還有何種新的產權制度待發現等，都是目前中國經濟理論界的最最重要的理論問題。王先生認為，這個答案是可以找到的，新的產權結構理論，也完全能建立起來。

　　附：趙紫陽談股份制和物價改革

　　越紫陽最近在黑龍江視察時談到股份制問題時說：“我的意見，所有盈利企業都可以吸收職工入股，稅后按股分紅，有風險，不保值，利多多分，利少少分，不會出問題�！�

　　在談到物價改革時，趙紫陽說物價改革能否成功，不僅決定于物價改革方案本身，而且也取決于整個改革的深入。物價改革在經濟方面要抓好三個環節：一是企業機制，即企業消化能力強，漲價和成本增加的相當一部分由企業內部消化；二是金融環節，即物價改革，既要控制貨幣發行，又不能影響生產；第三個最大問題是市場環節，物價改革與市場興旺不能分開，離開市場條件搞物價改革，就難以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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