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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士的職能就是為主君出謀劃策，也即提出制勝的策略。策略即為一套達至目的手段。出謀劃策就是要為達到一定的目標找出和制定一套最佳的手段。
謀士的人格最要緊的就在乎對主君的目的不要帶意識形態、價值觀和使命感，而只注重達到目的手段。也就是說，謀士的人格要求對其主君的目的，其價值判斷中立，意識形態中立。在這里，他只是一種工具，任何主君都可以使用。一個謀士，如果時時刻刻只把自
己當成是一臺主君的智慧電腦、策略機器，他就達到了謀士應有的人格要求。謀士應該把對目的的價值取向留給主君。謀士必須不講政治，深藏自己的價值觀。主君的胸懷最要緊的就在于不要把自己的價值取向、政治觀點強加給自己的謀士，也不要去關心謀士的價值取向是什么，更不要去問他是否曾經為自己的敵人、對手服務過。他所要關心的，只是謀士能否為自己提出一套達致特定目標的好策略。如果主君能容得下與自己不志同道合的優秀謀士，那就稱得上真正的任人唯賢了。
如果謀士有了對主君只獻策略不問政治的人格，而主君有了對謀士只講策略不講政治的胸懷，那么謀士就會有不盡的用武之地，而主君也會有客似云來的人才。
春秋戰國與三國時代的謀士，大多具有不講政治的人格。而那個時代的君主，也大多具有只講策略的胸懷，在春秋戰國時代，同一個謀士今天可為楚出謀劃策，明白也可為秦盡韜獻略。那真是個謀士輩出的時代，大謀士蘇秦就是當時的典型代表。而那個時代的君主也大多有博大的胸懷。他們用謀士不問出處，只問謀略，用人而不疑。三國時的曹操，雄才大略，對謀士更是求之若渴，不管謀士是來自自己的對手孫權還是劉備，他都能待之以上賓，用之而不疑。而當時的大謀士諸葛亮卻算不得人格獨立于君主的謀士。他太講政治，太講使命感了。
然而自古以來，大多謀士、師爺、幕僚、策略家都沒有好下場。大多都沒有逃出主君講政治的災禍，而更多是沒有逃出謀士自己隨主君講政治而失去獨立人格的厄運。像張良那樣看透主君，看透自己，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的謀士確實是太少了。“狡兔死，走狗烹”正是狹隘主君的寫照。歷史上無數主君就敗在這狹隘之上，使人才盡失，讒臣滿朝。“飛鳥盡，良弓藏”卻道出一個謀士的應有人格。主君的目的達到了，謀士的職責也就完成了，再戀棧還有什么價值呢？許多謀士不知道這個道理，結果卷進講政治旋渦，有的連命也送了。
奉勸世間的良謀之士少講政治，最好不講政治，樹立自己價值中立的人格。奉勸今世的主君以寬廣的胸懷，不問人才出處，不以政治強加，唯賢是任。
若此，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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