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法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法制變成法治，就要以人們的權利平等、權力制衡、司法、立法和執法相互獨立作為前提。不然法治就難以產生社會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賴于法律制度與法治的本身的成本與優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們的道德水準。不管多么完善的法律制度與法治，對野獸是沒有效果的，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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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殺死。道德水準極低的人們，其行為，其性質接近野獸，其法治成本其高無比。

　　找出人治與法治最佳比重

　　所謂人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嚴格的道德制度去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道德制度變為德治，必須以權利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制衡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壞除了依賴于人們的道德水準外，主要要看國家治理者的道德水準。只有賢德完善的人作國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會秩序才會產生。若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道德水準極低，形同野獸，弱肉強食，其人治成本就會極高，其人治也就無效。

　　一個沒有賢君的國家，人治是無效的；一個沒有清楚界定權利的國家，法治是無效的。人治與法治各有優劣，各有不同的前提。一個國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無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好，也無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同的適用范圍。

　　有兩個關鍵因素能用來決定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資于教育與宣傳，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從而減少法治，減少投入國家機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國家機器，投入法治的成本，減少投入教育與宣傳、投入提高人們道德水準的成本。

　　在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投資于改善道德水準和投資于加強國家機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達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社會秩序水平所耗費的投資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資額達到最佳的社會秩序水平。這就是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們的道德水準在家庭內部最高，在企業內部次之，在人們與家庭，與企業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在微觀組織中會比在宏觀組織中有效。法治則在宏觀組中更能節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組合是以法治為主人治為輔治國、治理宏觀組織秩序；以人治和德治為主以法治為輔治家、治理微觀組織如公司企業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達最佳治理效果

　　一個國家是否治理得當，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適當根據國情、人民的道德水準去構建人治與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適應范圍。在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最佳的人治與法治結構使得在所定目標社會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從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治與人治并無好壞之分，好壞只在于他的比重結構和適用范圍如何。

　　政治的本質就是發現人治與法治的最佳結構，用最低的成本達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錯誤的，完全否定人治也是錯誤的。以人性的不純，單一的法治和單一人人治都是浪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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