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價值和理性對商品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有著極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是被許多人看到了的。但前者對后者如何起作用？不同的理性與價值觀是否會導致不同程度的市場經濟和市場結構？尤其是，中國的文化價值和理性是如何影響了中國的市場經濟的形成與發育的？這些都是本文感興趣的問題：

　　一、市場經濟形成與發育的理性和價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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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的產生與發育同分工有關。分工是交換的前提或必要條件。市場發展的程度受分工程度的影響。但分工不是市場經濟產生的唯一原因。市場經濟的產生還必須有制度基礎。這就是私產或一定程度的私產制度。私產制度的程度和范圍也會決定市場經濟的規模與范圍。沒有私產制度，分工不一定導致市場交換。市場經濟的程度、范圍和結構還受經濟組織形式的影響。組織是市場的替代物。兩組織的合并就意味著兩組織之間的市場關系的消失。經濟組織形式的演進和發展與市場經濟的演進和發展有著互動的關系。

　　影響市場經濟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要重點討論的人們的價值和理性基礎。如果人們認為自私自利和滿足利欲是不合理的，如果人們真的是不自私的，那么人和人之間就根本不會產生斤斤計較的交換欲望和市場交換活動。如果人們像傻子般是沒有理性的，那么他們就會想自私而不知如何自私，想計較而不知如何計較，失去對利益的計較能力、行為準則和判斷能力。因此，沒有自利和理性作前提，市場交換是不能形成和順利發展的。事實上，現代經濟學就是建立在人是自利和理性的這一假設之上。失去這一假設，整個現代經濟學就得崩潰。

　　既然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必須要有自利和理性作為前提，那么這個前提的程度、結構和變化就一定會影響經濟的程度，結構和變化。研究文化價值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應該從討論這個前提切入。

　　二、理性結構

　　現代經濟學的主要缺陷之一，就在于對人性的假設絕對化了。其實，人并非完全自利和理性�，F實的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非自利的一面。人的理性是有結構的。現代經濟學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對人們經濟行為的解釋能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對人性的假設太絕對化，離現實太遠。

　　人的理性有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結構理性三個層面。我們先討論前兩個層面。價值理性就是人們選擇價值觀念的理性。例如人們對某一信仰的選擇，對自利或利他的接受與承認等。義與利是兩種相反的價值觀念，從中立的角度看，這兩部分人都是具有選擇價值的理性人。但從持義者去判斷持利者的價值觀念，那么前者就會認為后者是不理性的，不道德的，甚至是愚蠢的。反之，那些承認自利的合理性的人，就會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斤斤計較、等價交換是理性和正常的，而認為那些不計算和不計較成本、不講等價交換、隨便讓物給人的行為是非理性的。因此，持利的價值觀念的人們之間就促進形成市場交換，持義者們之間就會抑制市場交換的形成，并認為持利者們是不道德的。如此看來，價值理性也可稱之為道德理性，這種理性沒有客觀標準，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理性。除非用第三把客觀尺設立去評價相對立的道德價值，否則便不能討論其短長。

　　工具理性在道德和價值判斷上是中立的，這種理性是給定人們用自己的價值理性選定了-個與自己價值標準相一致的目標之后(例如義或利的價值目標)的一整套為達到價值目標而設汁的策略、戰術、邏輯、程序等等。價值理性決定人的聰明才智使用的方向，是工具理性進步的動力源；而工具理性就是人們發揮聰明才智的理性。價值理性屬于智慧的范略，工具理性屬于聰明的范疇。

　　既然價值理性決定了工具理性的方向、決定人追求的目標，那么價值理性也一定會影響工具理性的形式和內容。也就是說，具有不同價值理性的人對于達到目標所采用的手段有差別。例如自利是市場經濟的價值理性基礎，持這種價值理性的人一定會盡力發揮發展他們戰略和技巧的工具理性，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邏輯、程序和規則。相反，那些持有去利存義的價值理性的人們，可能在市場技巧方面成為白癡。因為他們決不會把聰明、才智和工具理性發揮在與他們價值理性背道而弛的目標之上�？梢妰r值理性的方向會通過工具理性嚴重限制或積極促進市場經濟的規模與范圍。要改造經濟制度而不改造價值理性，改造經濟就會缺乏了尋求手段(或曰工具理性)的動力。

　　更為復雜一些的情況是，有價值理性的人而缺乏工具理性和有工具理性的人而缺乏價值理性，對市場經濟的范圍和程度會產生何種影響。

　　結構理性的存在會使情況進一步復雜化�，F實中的人大多持有雙重價值理性甚至多重價值理性。他們的價值理性會隨時空條件的變化而作程度和范圍上的漂移。例如母親對兒子就不會接受自利的價值，二者之間不會產生市場交換和斤斤計較的行為；但他對別人或別人的兒子就會接受自利的價值和接受市場交換的關系。一對真正相愛的情人之間也可能產生一種非自利的非市場交換關系�？傊�，同一個人在此時此地對此人可能自利，在彼時彼地對彼人又可能利他。盡管如此，雙重價值理性在不同人們那里的比重結構是不一樣的。這種比重結構的不同，極可能是由文化差異造成的。

　　第三種更復雜的情況是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這對市場經濟又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呢了？所謂非理性的人有各種情況：一種是失去價值理性的人。例如不知為何生活、活著是為了什么，不知相信什么好、追求什么對，失去信仰和生活意義，惶惶而不可終日。這種人可能非常聰明，但們是非理性的。我們把這種人叫非價值理性的人，因為他沒有喪失工具理性。還有一種人是有堅定的價值取向，知道在什么情況下和在什么范圍內以何種價值標準指導自己的行為，但卻缺乏才智，缺乏制定達到目標的邏輯、程序、策略和技巧的能力。我們把這種人定義為缺乏工具理性的人。再有一種人就是瘋子、傻子或神經病。這種人喪失了全部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在現實社會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比重會影響市場經濟的范圍與結構。理性人出現非理性行為的頻率程度、比重和場合受個性和民族性的影響，它們也會影響市場經濟的范圍和結構。

　　由此可見，理性在人們那里是有層次有結構的，而很少是純粹單一的�，F在讓我們來解釋結構理性的含義。

　　既然人們的理性是多重的，那么人們是如何確定選擇不同理性在自己理性結構中的比重的呢？例如，一個有雙重價值理性的人，他必須確定在什么范圍和場合下以何種程度的自利作為他行為的價值標準，否則就用利他的價值標準去衡量他行為的是非。結構理性是人們在構建他的多重理性結構時對于不同理性比重的選擇和權衡的理性。相互矛盾的理性集于一人，正是相反相成。

　　三、理性結構與市場結構的關系

　　價值理性雖是多重的，但與市場相關的價值理性卻只有兩種：承認利己是合理的，這是產生市場交換、計較交換利益的價值理性基礎；二是承認利他才是合理的，不計較交換之利益則是產生“大鍋飯”的非市場經濟的價值理性基礎。工具理性雖對待任何價值理性的人都是中性的，然而一種確定的價值理性卻是達到此價值目標的工具理性的動力源和方向標。特定工具理性的發展與發達依賴于價值理性的內容。利己的價值理性會導致發展市場經濟的工具理性的發達。其它的價值理性可能會阻礙市場經濟的工具理性的發達。

　　理性結構的不統一會導致市場結構的紊亂。例如價值理性和工具非理性的結合或工具理性和價值非理性的結合。價值非理性的人沒有努力的目標與方向，工具非理性的人沒有實現目標的手段。沒有市場經濟的價值理性基礎，人們不會朝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方面去努力，去尋求最佳手段。有了市場價值理性基礎而無手段理性，人們就會不知怎樣去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組織、法律、規則、程序、政策、策略、技巧和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其它手段形式。沒有這些市場經濟是難以形成的。

　　價值理性結構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依賴于利己和利他兩種價值理性在人們理性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利己的價值比重越大，人們交換和利益計較的動機就越強，市場的范圍也就越大。如果人們之間是純粹利己的，那么與這種價值理性相容的可能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如果人們之間是純粹利他的，那么與之相容的可能就是純粹的共產主義經濟。經濟的形式必須與人們的價值理性基礎相一致。

　　工具理性的結構則影響市場經濟的運作效率與秩序。市場工具理性越發達，市場經濟的動作就越有效率和秩序。發達的市場工具理性就是完善的制度、法律、權力制衡機制、規則、政策、程序和組織等等。市場工具理性的發達程度取決于市場價值理性在人們理性結構中的比重。此比重越大，市場工具理性就越發達。

　　可見，要使一特定的工具理性發達，首先必須調整價值理性的比重。要使市場工具理性發達，首先就必須增大市場價值理性的比重。否則就沒有發展市場手段的動力源。

　　最后再看非理性對市場發展的影響。非理性對市場發展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市場秩序混亂。理由很簡單：如果人們是非價值理性的，這說明人們已失去信仰，失去價值取向，根本沒有去建立市場秩序的動源。如果人們是非手段理性的，人們便不知道如何建立市場秩序。放棄一特定的價值理性，與之相應的工具理性就會崩塌。如果與此同時人們又不接受市場價值理性的合理性，市場手段體系就不會建立。這就是破而不立：舊的秩序沒有了，新的秩序又建立不起來。這正是人們處在價值非理性階段的表象。社會的無序可以反證出人們的非價值理性狀況。

　　非結構理性是指人們失去了構造兩種不同價值理性的比重的判斷力。非結構理性使人們在選擇市場在社會結構中的比重失去標準。如果人們在市場為主還是計劃為主中長期搖擺不定，爭論不休，進退維谷，這就是非結構理性的表現。

　　如果我們把一個社會的人們分成A、B兩組，A和B可能持利己或利他或不知持利己還是利他的價值理性。A和B也那可能有工具的和結構的理性或非理性。在A與B之間各種理性情況的組合就會產生出市場有序和無序的程度來，也會產生經濟的性質來。例如A與B都利己，A與B都有工具理性和結構理性，這就會產生有序的市場經濟來�；駻與B都利他，都有工具理性，這就會產生有序的共產主義經濟來。在兩種極端的組合之間，還有許多種組合產生不同性質的經濟形態。這就是人性決定制度，或曰制度要與人性相適應。

　　四、硬化了的理性結構是一個能決定存在的存在

　　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看，是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人的心理結構和價值理性結構。從唯心主義的角度看，既然社會結構都是為人所創，應是文化心理結構和理性價值結構決定社會結構。這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和意識決定存在之爭。但在現實中這種爭論并沒有多大意義。因為現實的過程是相互決定的連續過程，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給定人的意識結構已經存在，而未來的各種與之相應的社會結構在現實中還不存在，那么即使從唯物主義的存在決定論來看，我們也能說已存在的意識結構會決定那個未存在的社會結構。存在決定的本質不在于是精神還是物質，而在于孰先孰后。物質是存在，精神也是存在，存在決定存在。給定一個存在在先，另一個在后出現的存在就被決定。在這里，已變成沉淀意識的理性結構成為能決定他物的存在。這種存在對現實的影響高于一切。因為它是能動的、有方向的和活的存在。在世間，一切與這一存在不相符的東西部會被它改造或毀滅，以變得與它相符。一切為這存在所需要而還不存在的內容和形式部會或快或慢地被創造出來。

　　例如，不能想象，不被一民族的沉淀意識結構這個存在所接受的外在制度、組織形式、法律、規則和程序等能長期存在而不被人民推翻和改造或按他們的沉淀意識結構或理性結構重建。除非這制度是由另一民族強加，強加的力量足以超過反抗的力量，并且與此同時，由外族按他們的理性結構，通過制度、法律和教育等手段改造被強加民族的理性結構。

　　我們也不能想象，若一民族的沉淀理性結構這個存在已經改變(不管什么原因導致)，而外在于這個已改變的存在的舊的社會結構還能依舊存在下去。我們更不能想象：若一民族的沉淀價值理性結構依舊，而社會制度可以創新？一民族的沉淀理性結構混亂，而社會存在方式會協調而不紊亂？一民族的沉淀意識結構是此，而社會結構可以是彼？

　　沉淀意識結構的核心就是沉淀了的、硬化了的價值理性結構。我們由此要推出的結論是：若中國人的硬化了的理性結構仍是舊的，那他們所要求的社會結構就不可能是新的。因為舊的社會結構是舊的理性結構所要求的。因此，不重建理性結構，就不可能重建社會結構。若中國人現有的理性結構已是不同于舊的而是新的，那么舊制度結構就一定會崩潰，新體制就一定會建立。若中國人已放棄舊的價值理性而又未接受新的，那么在舊的破壞的同時，新的并不能建立起來，社會就處在有破無立的無序狀況。這時治亂的根本辦法，首先是必須重建民族的價值理性結構，或曰民魂。由此看來，合理的改革的先后順序應該是：理性結構，憲法制度，經濟政治體制和經濟政治政策，而不是相反。

　　中國正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我們人民的內心深處那個價值理性結構與這一新制度相符嗎？如果不符，這改革豈不要失敗！我們的宣傳教育部門是在為建立一個與此新結構相適應的價值理性而努力嗎？如果不是，這經濟改革與觀念改革豈不背道而馳！更迫切的問題是，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底要求什么樣的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結構理性嗎？我們正在為建立這一新民魂而努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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