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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月十二日才讀到六月二十三日管榮開先生的《民間過度競爭與行政權力壟斷》一文，對我發表在今年19期《經濟學消息報》上的《為什么華人聚居之地商品便宜》質疑。管先生認為，中國人的內斗外和，內緊外松的民族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行政權力壟斷太過分，使民間資源缺乏導致過度對短缺資源競爭而形成的。我不以為然。我以為中國民族性中有一種理性誤區：這就是在信息相同的時候仍然得不到合作解。
在對策論中，有著名的獄犯兩難案例。即兩個獄犯受審，如果兩人都不坦白，都無罪釋放；如果兩人都坦白，均輕判；如果一個坦白，一個不坦白，則不坦白者重判。結果，在兩人信息不相通的情況下，兩人的理性解是都坦白。但是若信息相通，兩人的理性解應是合作，共守同盟，即都不坦白，便可免牢獄之災。然而，上面的分析邏輯卻不適用于中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例如中國唐人街的商人，在信息相通的情況下仍是追求不合作解，這是中國文化中的非理性行為。
中國人的內斗并不是資源約束造成的。即使民間只爭1%的資源，那也要選使大家利益最大化的競爭方法，為什么要選鶚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方法呢？為什么要使1%越爭越少呢？即使在給定的資源短缺的情形下競爭，只要信息相通，那就只有合作解才是理性的。所以，這種民族理性的缺失是不能用資源約束解釋的。正如以色列與中東的爭斗，那是烏龜背蝎子過河，在河中蝎子還是把烏龜刺死，自己同歸與盡。本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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