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鄭滇云 本刊記者 尹鴻偉 發自昆明

　　對于地處西南邊陲的云南省來說，擁有優質的煙草一直讓他們感到自豪。煙草行業是云南的經濟支柱產業，其稅收占全省財政收入的70%左右。

　　盡管如此，云南煙草業目前除了“有錢”以外，并沒有給外人留下其他太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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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自然是其各種煙草巨頭的不斷落馬、外逃。不過，深究他們的落馬原因，總能看到當地高官或隱或現的身影。

　　振興企業有方，抵制腐敗無術

　　2004年7月13日，曾任曲靖卷煙廠廠長，現為云南省煙草公司副總經理魏劍涉嫌受賄80萬元一案，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

　　現年51歲的魏劍是素有“煙草王國”之稱的云南省繼昆明卷煙廠廠長陳傳柏外逃、玉溪卷煙廠廠長褚時健被判刑之后，因為腐敗犯罪問題落馬的第3名卷煙廠廠長。云南省有關官員指出：魏劍受賄案的發生，對整個云南煙草行業而言，“猶如舊傷未愈，又添新傷”。

　　“近10年來，云南煙草企業的領導干部對國家和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先后有3個大型企業的廠長，因為腐敗問題受到查處，使煙草行業的功臣陷入了振興企業有方，抵制腐敗無術的怪圈。”云南省煙草系統的一名有關人士說。

　　對于魏劍涉嫌受賄犯罪的事實，公訴機關指控：1999年初，曲靖卷煙廠因生產需要，打算在新開發的特醇福牌卷煙商標上使用先進的激光防偽技術，魏劍遂介紹美國瑞輝公司給該廠技術科，經考察比較后，技術科認為美國瑞輝公司的防偽膜價格低，質量也達到要求，魏劍表示同意使用該公司防偽膜，并于1999年9月24日簽字，批準執行GDX2包裝機特醇福牌卷煙小盒、條盒質量驗收標準樣張。

　　2000年1月，魏劍授權委托物資部主任與美國瑞輝公司、云南僑通包裝印刷有限公司簽訂了特醇福卷煙商標上福字鐳射防偽膜及印品供需協議。之后，他同意將該公司的鐳射防偽膜使用在新開發的精品福牌卷煙商標上。為感謝魏劍的幫忙，并希望通過其擴大業務量，美國瑞輝公司董事長黃文輝，分別于2001年1月和12月先后兩次在魏劍家中送給其人民幣30萬元和50萬元。

　　近年來，伴隨企業的快速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職工的收入成倍增長。身為廠長，魏劍的工資收入加政府各種獎勵，每年已不低于40萬元。這樣的收入水平，在經濟較為落后的云南，已經是天文數字了。

　　一名熟悉內情的煙草業人士指出：“像魏劍這樣的國有企業領導干部，無論是當卷煙廠廠長，還是任煙草公司副經理，其實到什么地方都用不著自己花錢。因此，還不到其兩年收入的80萬元賄賂款，不應該對其具有誘惑力。”

　　檢查放置蘋果的筐子

　　對于云南煙草業堪稱“大腕”的3名卷煙廠廠長“前腐后繼”的原因，人們在公開場合多將其歸結為“他們心態失衡，沒有正確把握住自己”。

　　事實上，蘋果腐爛不僅僅要檢查蘋果自身的原因，正如美國學者阿密泰所說，“清除腐敗，不僅僅是挑出一個爛蘋果，而更應該檢查放置蘋果的筐子。”

　　魏劍案發后，昆明街頭一度流傳出其案件與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的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維彬違法違紀案件有牽連的小道消息。但在云南省的黨政機關里，人們對此一直諱莫如深。

　　2004年5月28日，云南省人大發布公告說：“黃維彬同志是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省十屆人大代表。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于2004年5月24日依法罷免了黃維彬同志的省十屆人大代表職務，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黃維彬同志云南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相應撤銷。”至于撤職的真實原因，公告只字未提。

　　云南省煙草系統一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2003年8月初，魏劍被中紀委直接從昆明帶到北京“雙規”，協助調查黃維彬的問題。隨后，煙草系統便不斷傳出了魏劍在幫助黃維彬的兒子黃煒和廣東老板黃文輝做卷煙商標防偽膜生意過程中，收受賄賂80萬元的消息。

　　當初穿梭于官員黃維彬、廠長魏劍與生意人黃文輝之間的一名“中間人”說：“其實，我在他們之間沒有做任何工作，也沒有得到過什么好處，但據我了解的情況，當初黃維彬為了幫助其在美國的兒子黃煒賺錢，直接疏通了魏劍的關系，促成了黃煒聯合黃文輝與曲靖卷煙廠做防偽膜生意。”

　　他還透露了更為具體的細節：“事情的起因是黃維彬的兒子黃煒到美國后，做生意被騙，急需賺錢維持生計。在這樣的情況下，黃維彬讓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外語的黃文輝去美國，與黃煒成立瑞輝公司。名義上黃文輝是公司的董事長，但實際上公司在美國的事務控制在黃煒手里，黃文輝只好到國內‘開拓市場’。當時，魏劍任曲靖卷煙廠廠長不久，正在廠內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對卷煙輔料的采購實行公開招標，以質量和價格決定供應商。所以，僅靠省委組織部長黃維彬跟魏劍打招呼，黃煒、黃文輝并非輕易能與曲靖卷煙廠做成防偽膜生意。”

　　“中間人”繼而解釋說，“當時的情況是，魏劍想做一個真正的企業家，最明顯的例證是原云南省長李嘉廷曾對其許愿封官，‘可以落實副廳級待遇’。條件是要曲靖卷煙廠與港商李鎮桂合作辦印刷廠(李嘉廷為情婦徐福英向李鎮桂借款1350萬元，徐福英將巨款揮霍后，無力償還，李嘉廷答應幫助李鎮桂做生意，賺錢彌補李鎮桂的損失)，但因為李鎮桂的報價太高，而被魏劍拒絕。在常人看來，省長的許愿，肯定要比省委組織部長的招呼管用，但魏劍為什么要舍近求遠，舍本求末呢？”他分析說，“問題的關鍵在于，黃煒、黃文輝經營的防偽膜生意，在當時幾個廠家的報價中，價格是最低的，質量也符合要求，所以，黃維彬的招呼才會異乎尋常地發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庭審理魏劍受賄案的法庭上，其辯護律師說，魏劍收受黃文輝的賄賂，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外在的脅迫。對此，一名與魏劍家人關系甚密的人士證實，身為省委組織部部長的黃維彬在為黃煒、黃文輝聯系向曲靖卷煙廠推銷防偽膜的過程中，充當了與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角色。起初，他向魏劍打招呼，魏劍不買賬，他就讓魏劍以其子的名義，在黃煒、黃文輝的公司入股，做生意賺錢之后，存在國外；遭到魏劍拒絕后，他又在一次宴會上授意黃文輝為魏劍的愛人“換輛本田轎車”。

　　事后的情況是，“車子太顯眼，魏劍沒有要，但他收下了黃文輝送給的好處費80萬元。”魏劍也在法庭上辯解說，自己當初收下黃文輝送給的錢，以為按照正常程序辦事，沒有損害單位利益， 所以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會構成犯罪。

　　仍然諱莫如深的話題

　　其實，云南，甚至更高層的個別領導干部插手云南煙草業謀取私利的問題，并非今日才暴露。云南省一名長期從事反腐敗工作的官員說：“在云南省內，這個問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但走出云南，外界的人士只要聽說云南的高層干部涉及腐敗問題，都會認為與煙草有關。”

　　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是，云南省原省長李嘉廷案發后，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時說，他任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時，“看到別的領導干部利用煙草企業為家屬子女謀利，就產生了他們能做的事，自己為什么不能做的失衡心理”。于是，為了幫助兒子李勃出國和在社會上生存，他利用分管煙草企業的便利條件，為香港煥德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榮協調出口卷煙2.3萬大箱，使楊榮獲利2300多萬元，其子李勃以跟楊榮合作做生意為名，先后從楊榮處索取或收受賄賂1000多萬元；為了擺平與情婦徐福英的關系，他出面向香港金時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鎮桂借款1350萬元給徐福英揮霍，徐福英無力償還后，他又指使云南省煙葉公司經理胡啟鵬擅自提高煙葉促銷費，使李鎮桂從中獲取非法利益高達2600多萬元。

　　無法想象是哪些領導干部利用煙草企業為家屬子女謀利的事情，能對一名身居高位的常務副省長的腐敗墮落產生影響，但可以肯定，只有職務、地位與常務副省長有可比因素的人的群體腐敗的環境，才會使他產生“改變不了這種環境，就適應這種環境”的觀念。

　　一名長期參加辦理煙草系統大要案件的紀檢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央有關部門十分關注高中級領導干部在云南煙草企業中為子女謀利的腐敗問題，所以，對涉及云南煙草行業中卷煙廠廠長的腐敗案件，都是由中紀委牽頭辦理的。”

　　他進一步分析說：“中紀委管轄的案件范圍是省部級干部，而云南煙草行業卷煙廠廠長的級別為廳級，有的僅是處級，但中紀委出面辦理此類案件，說明中央對于解決隱藏在云南煙草行業中的高層干部腐敗的問題，歷來態度比較堅決。”

　　“態度堅決其實也說明存在的問題的嚴重，”這名紀檢官員說，“昆明卷煙廠原廠長陳傳柏涉嫌貪污犯罪的問題，實際上與一名當時在云南擔任重要領導職務10多年的省級干部之子牽扯在一起，并且，該領導之子在非法獲利數千萬元后，于1994年潛逃到了美國。”而許多消息也不斷在證實陳傳柏隨后同樣也是外逃美國，并且現在仍然居住在美國。

　　而對于被有關部門視為“鐵案”的褚時健貪污案，據一名熟悉內情的有關人士私下透露：“其實當時中紀委的初衷是要查處高層干部違法違紀，從玉溪卷煙廠批煙謀取私利的問題，但褚時健顯然是‘不識時務’。結果，查處的對象戲劇性地變成了他自己。”

　　仔細查閱當年各類媒體對褚時健案件的報道，頗為意外的發現是：中紀委查處褚時健違法違紀案件始于1995年3月，而褚時健貪污案的作案時間為當年7月。其中暗藏的奧妙，絕對不是用“頂風作案”、“膽大妄為”等習慣性評價所能夠概括的。

　　企業家的命運掌握誰手里？

　　一名從事宏觀經濟運行研究的云南省學者指出:“煙草行業作為云南的經濟支柱產業，每年上繳國家的稅收不低于300億元。同時，還承擔著支撐地方財政收入，拉動經濟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職能。此外，由于地方財政困難普遍存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性投資也依賴利潤豐厚和實力雄厚的煙草企業。于是，出現了經濟工作圍著煙草轉，煙草企業圍著政府轉的異常現象。”

　　“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云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迫切需要優秀的煙草企業家。另一方面，煙草系統得天時、地利、人和優勢成長起來的土生土長的最為優秀的企業家，沒有善始善終，最后跌落腐敗犯罪的泥坑。”云南省一名法律工作者說，“這充分暴露了政府有關部門對企業家的管理不到位，服務不周到，關愛不徹底；如果個別官員想從中牟利的話，被其掌握升遷命運的煙草企業家是很難抗衡的。”

　　一名現任的卷煙廠廠長曾向朋友抱怨說：“想想近幾年‘出事’的3名廠長過去輝煌的業績和今日蒼涼的結局，真叫人不寒而栗。”

　　“在監督制約機制殘缺和法治觀念缺失的條件下，高層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僅靠思想道德品質維系，沒有人敢保證他們中的膽大妄為者不插手煙草企業牟取私利。” 一名長期從事反腐敗研究的學者指出，“對于云南煙草產業的長足發展和重振輝煌，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腐敗問題至關重要。而解決煙草系統的腐敗問題，政府官員的自律比煙廠廠長的自律更為重要。”

　　2003年以來，云南省煙草系統謀劃長足發展的方案正式付諸實施，云南省中煙工業公司從云南省煙草公司中分離出來，專門管理玉溪、昆明、紅河、曲靖、昭通、楚雄、大理7個卷煙廠和省外市場的銷售，從體制上徹底打破了云南煙草系統政企不分，卷煙廠廠長兼任當地煙草專賣局局長和煙草公司經理，集產煙、銷煙、管煙于一身的格局。

　　“這樣的改革措施，從制度設計上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充分論證的，”云南省煙草系統的有關人士指出，“它充分體現了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權力制衡原則，既有利于理順管理體制，按照市場規律管理和經營企業，也有利于煙草行業的廉政建設。同時，它能使煙廠廠長更加集中精力，搞好卷煙生產和銷售工作。”

　　但是很多人仍然擔心，如果對云南煙草業已經出現和發現的問題不認真處理，對所有相關責任人不作徹底的查處，僅僅審判幾名煙草巨頭，帶給社會民眾的反而是更大的失望。

　　“缺乏有效的激勵和保護機制，煙草巨頭們一方面為社會創造著巨額財富，同時還要為自己的生計、前途操心，怎能心安理得？”云南省一名法律專家說，“盡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考慮到中國許多現實的情況，我們仍然認為云南煙草業巨頭們的命運充滿了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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