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評談

　　在窮與富越來越激烈的對抗、沖突表象之下，分明是善與惡力量的扭曲和失衡。

　　窮人因何“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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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繞農民張明春與當地首富葛君明同歸于盡一事，一份甚有影響的主流媒體在時評里稱，“在葛君明與張明春同歸于盡的悲劇里，我們再一次感覺到什么叫‘為富不仁’，什么是‘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是一種傳統觀念。在封建專制社會里，“民不畏死”表達了一種令人鼓舞的民意。為著捍衛(wèi)人民的權益，為著追求幸福自由，人民群眾不懼流血獻身，以不怕死的精神抗爭。這種“民不畏死”，既對腐敗階層形成震懾，也在人民群眾中凝聚力量。“爾曹身與名俱滅，不毀江河萬古流”就是這種“不畏死”的一種褒揚。但是，“民不畏死”作為一個觀念也不能“代代相傳”，不能“一本書念到老”、一個模式亂套。在建設法治社會的今天，片面肯定“民不畏死”，而不去探究事態(tài)何以走到這般田地實在是不可取。

　　殺人者張明春為什么要魚死網破？他難道不知道這樣做是一種犯罪，只會讓自己的家庭雪上加霜嗎？

　　“這是基層矛盾得不到有效解決的途徑，激化而成的悲劇事件”。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陸建華博士這樣分析道。“從事件本身結果來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當事一方張明春顯然怨氣很深，對另一方甚至有關政府部門極度抵觸，以至于造成了不堪設想的后果。”陸建華認為，不能把個案和“仇富心理”簡單掛鉤，而是要分析事件背后各方的作為有哪些失當之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也認為，其實張明春被注銷采沙許可證，他完全可以針對水利局這種不當行政行為請求行政復議，如果不行他還可以到法院起訴，在此之后他還有強制執(zhí)行多種方法保證自己的權益。但是維權成本讓這些途徑變得有些像望梅止渴，遙不可及。張明春的絕望行動反映了他對通過行政、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的徹底失望。

　　在現代社會里，如果我們不去追究政府治理行為失當所導致的公權濫用、而去一味渲染“民不畏死”，這不是對窮人的同情，而是對其生命和尊嚴的漠視。

　　公權被“無邊界”私用

　　從事件本身來看，張明春與葛君明的所謂“恩怨”，不是一件單純的民事經濟糾紛，由于涉及到許可和補償，政府有關部門也被牽涉其中。但令人遺憾的是，當地有關部門卻扮演了一個尷尬的、不光彩的角色，他們將公共權利濫用，使其成為一方當事人謀利的工具。

　　這種現象越來越存在于中國的基層社會中，彰顯了更深層次的潛在社會危機：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公民權利不平衡問題。而本來以平等為第一要義的公民權利，竟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又與公權、私權界限模糊，私權難以對抗公權的侵犯有關。

　　如果雙方擁有平等的主體地位，這不過是一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民事之爭。但為何會演變?yōu)檠�腥仇殺？這與當事雙方權利地位的天差地別有很大關系。據報，最初代表明達集團與張明春協商的，除了公司的承包商，還有縣水利局的官員；張拒絕的第三天，水利局就向他下發(fā)了“采沙許可證作廢的通知”，要求他離開經營了9年的采沙場。我們無法評斷這一行政作為的背景，但是，從一位談判者臨走甩下的“我們公司不會給你做任何補償，如果你不聽，我們就叫公安局來抓你”的霸道話語，雙方地位的懸殊和這種懸殊背后的“力量”，已經清晰可見。

　　一場“談判”中的強弱對比如此分明，而這一切卻不見得是雙方在權利平等基礎上的公平博弈。

　　難怪因進言德隆問題而聲名雀起的王巍先生會在不同場合呼吁“警惕政府這只閑不住的手”。其實，在依然占據資源配置主角的強勢政府面前，不光是草根階層的窮人，連富人階層的民營企業(yè)主都是弱勢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積極尋求來自行政、司法部門或其工作人員的保護。這種保護的好處很多，比如關照招標，比如解決與他人糾紛等等。一句話，權力的保護可以獲得權利的增加。

　　現實的情況就是這樣：有的富豪因為和地方政府合謀，結成利益共同體而受到額外保護，有的富豪因為成為地方經濟的頂梁柱而受到特殊禮遇。總之，某些富豪日漸成為利益受到特殊保護的階層，即便在制度內得不到保護，也有能力在制度外尋求到保護，而其利益的相對方卻受到輕視。

　　政府是公權的行使者，其治理行為當從公共利益出發(fā)，盡可能維持各利益主體的平等地位和競爭均勢。如果“公權”無邊界，社會各利益主體的“私權”就永遠不可能得到完整和可靠的保障，每個主體就難免會本能地尋求更大力量的保護——這力量往往就是侵害私權空間的公權力。

　　一個合理運用公權的政府就是一個向善的政府，他能夠有效地阻止惡的滋生，化解沖突的擴大。

　　財富品質決定社會品質

　　在富人和窮人的沖突中，造成這種雙方毀滅性后果，誰都會覺得痛惜。但是，對于當事的弱勢一方來說，事出無奈；而對于強勢一方而言，本有著更多的主動權，但他也許沒有想到，狗急了也會跳墻，兔子急了也會咬人。如果嫌貧愛富成為常態(tài)，并且導致恃強凌弱成為習慣，強者和弱者通常沒有什么公平競爭可言。

　　在強調政府要合理運用公權的同時，我們則更要強調富人的寬容和善待。相比窮人而言，富人是社會的更強勢群體，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在法治尚待完善的中國社會中，富人階層對政府施政和執(zhí)法還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和依附性。至少，他們對決策的影響力要遠遠大于窮人群體。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富人的財富心態(tài)決定了社會的基礎心態(tài)，富人的財富品質決定了社會的品質。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有些人本來就是以惡求富，惡已經成為他的習慣；另一方面，有的富人享受種種社會特權后，助長了其不受約束之“惡”心。現階段中國社會里，富人和惡人還有一個相當的重疊(以惡求富，以富掩惡)，并且大惡主要集中在富人階層。所以仇惡看上去就好像在仇富了。

　　不過，對大多數富人而言，退一步則海闊天空，而這樣的退讓，就現實利益而言只不過九牛一毛。而如果不退一步，對窮人來說，就一下被逼到生存線以下了！而絕望中的人，最容易成為無畏赴死的人。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如同生態(tài)系統一樣，善待窮人，也就是保護富人自己。

　　財富的“惡之花”，不可結出社會和解、幸福的“善果”。中國的財富品質，決定著富人的命運，也決定著中國的命運。只有富人階層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并善待貧窮階層的時候，社會才能穩(wěn)定，富人們富足快樂的生活才有持續(xù)穩(wěn)定的可能。

　　看來，向惡抑或向善首先還是掌握在擁有財富、權力的人手里！

　　(記者 尹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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