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評談

　　□薛涌

　　編者按：問題與觀念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主要關懷。在后改革時代悄然到來的今天，影響中國前途的關節性問題有哪些；面對現實復雜性，觀念的呈現和顛覆又如何。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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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讀者用心思量過、一直關心著的問題。月度論文擬為這種思考添薪加火，每月月初推出一個話題，旨在為作者留出討論這些問題的公共話語空間。我們深知，任何對真理的簡化都是危險的。所以，我們留出充裕的空間，也期待有興趣的讀者耐心品味。基于同樣的理由，我們熱切盼望讀者的回應與批評。

　　筆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發表了《謹防大學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國主要還是一個產業社會，不是服務業社會。中國的經濟發展的主角還是藍領勞工，受過大學教育的白領還是配角。而中國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的教育戰略，忽視了對勞工的服務，培養了過多的大學生。

　　沒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發了“民工荒”的報道。這無疑是對筆者觀點的一個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國，竟然是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幾乎和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背道而馳，可謂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國社會對這一扭曲的勞動力市場還缺乏認識，更少有人討論相應的對策。筆者去年曾提出，中國要考慮高工資、高福利、高勞動生產率的產業戰略，不要守著低勞動力成本的短期優勢固步自封。但此說在許多雇主對民工連最低工資也不愿按時付的時候，無異于天方夜譚。

　　然而，中國最終還是不得不面對高工資的發展戰略。現在我們面臨的“民工荒”，也許為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提供了一個契機。

　　一

　　“民工荒”的本質，是中國在21世紀初還在死守著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發展戰略。眾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國和當今的中國在經濟上完全是兩個“國家”。25年前，中國一貧如洗，沒有基本的發展資金，除了依靠廉價的人力資源、走勞動力密集型的道路，別無他途。如今，中國已經完成了初期的資本積累，并且很快就會面臨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危機。但是，我們卻沒有根據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現實，完成必要的戰略轉型。

　　據《時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數據，1977年，中國的GDP只相當于3730億美元，人均收入僅378美元。但“四個現代化”的計劃，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億美元(上述數據均以當時的美元價值計)。可以說，中國當時是個近乎赤貧，毫無發展的本錢來償付現代化所需資金的國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運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為外資加工產品。

　　如今呢，中國的GDP以美元計達15000億左右，翻了幾乎3倍，人均GDP為1120美元，翻了幾乎兩倍。中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享受著可觀的貿易順差。中國終于有了發展的本錢！同時，再看我們25年前窮得叮當響時所倚仗的那些資源：如今石油不僅無法出口，而且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之一。這在1970年代末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接下來我們應該問的另一個做夢也想不到的問題是：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是否也會步石油資源的后塵、最終陷于枯竭？

　　這個問題，一年前提出還是個笑話。中國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現提醒我們：中國早晚有一天會發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還僅僅是我們看得見的人力短缺，以后還會有我們現在看不見的。比如，有關專家預計，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裝和紡織品的進出口配額制度可能取消。這將引起世界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巨大震蕩。中國將成為這一巨變的主要受益國。根據《金融時報》所引述的估算，一旦這一貿易壁壘被徹底推倒，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將暴增，對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將從現在的16％增長到50％。對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也將以類似的速度增長。也就是說，中國的服裝與紡織品出口在短短幾年內可能擴張數倍。而服裝和紡織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之一，在世界上雇用著4000萬勞工。

　　如果中國搶下這個市場的一半，那么僅這一個行業，至少就需要2000萬左右的勞工。這也無怪，一些外商已經開始抱怨在中國找服裝、紡織工人越來越難。而再過十多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社會，年輕勞動力的相對短缺會進一步加劇。如果我們沒有相應的對策，十年后這一問題將愈演愈烈，嚴重影響中國的發展。

　　以不愁能源為前提而發展經濟，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費，最終引發能源危機。同理，以不愁勞動力為前提而發展經濟，會造成巨大的勞動力浪費，最終將面臨勞動力危機。

　　我們這種坐守廉價勞動力優勢的發展戰略，造成了三個直接惡果：

　　第一，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太便宜，廠家不愿意投資更新技術、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因為新技術雖然節省人力，卻需要投資。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買設備的錢，還不如用來多雇幾個工人合算。一些國際經濟界人士指出，中國正在陷入一個低技術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術的外商，在中國設廠也寧愿多雇些廉價工人，少用昂貴的先進設備。這就大大影響了中國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認準了廉價勞動力的戰略優勢，對勞工的既有權利就存在嚴重的忽視。這次“民工荒”的報道，特別提到有些絕望的廠家，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優惠的條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發工資”！可見在正常情況下，很多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資的。這無疑使中國一大部分產業大軍成為貧困階層，無法進入中產行列，無法作為消費者來刺激內需、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

　　第三，我們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樣，看成是一種“自然資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平時并不加以培養，在需要時招納，不用則隨手扔掉。企業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當臨時工使，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長期失業而喪失勞動技能。這無疑加快了現有勞動力大軍的“折舊率”。同時，對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的嚴重忽視，以及城里人對外來人口的歧視，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學。一旦我們需要提高產業層次，提高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下一代勞工就馬上會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訓練不足的問題。

　　低工資、低教育、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高勞工淘汰率。在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發展，只能進一步加大對廉價勞工數量的需求。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沿海地區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與印尼這樣的國家持平，超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比如，現在中國服裝與紡織品業的勞動力價格，已經達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處美國周邊的加勒比地區的一些國家，勞工也比中國的便宜。可以預見，十年后，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勞動力會比中國便宜，我們的低薪優勢很難永遠維持。同時，15年后，中國人口老化，每個勞動力所撫養的人口增加，勞動生產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個勞動力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上漲，無法撫養得起老齡化的人口。

　　二

　　正是基于這一遠景，筆者曾經提出借鑒日本的經驗。在1950年代，日本的戰后經濟起飛同樣主要靠的是廉價、肯干、守紀律的勞動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動放棄這一優勢，尋求高工資、高福利、高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戰略。這不僅使日本在經濟上與歐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發展后勁兒，而且在進入人口老齡化之后，仍然維持著強有力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因為沒有作出這一戰略轉型，加上體制上的落后，在經濟發展上已經吃虧。日本企業在戰后25年之時，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經開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車、電器、工業設備全成為世界的名牌，占領的幾乎全是高端市場。

　　當年搶著揀美軍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勞工，如今在世界上屬于工資最高、福利最好，素質最優之列。中國如今已經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頂著人家的牌子。勞工不要說高工資、高福利、終身雇用，連欠薪的問題也難以解決。這樣的戰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維持貧困。所以它能讓中國走多遠，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變這一局面，就需要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重新進行思考。

　　首先，中國應該保障勞工基本的權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和職工福利標準。這對企業來說，無疑會提高勞動力成本。但適當提高勞動力成本，將鼓勵企業的技術創新和優化管理。同時，勞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資源對下一代的教育進行投資，提高十幾年后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否則，民工的子弟還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國人世世代代要給人家的廠商制鞋子。

　　第二，鼓勵企業對職工的長遠利益負責，培養高素質的藍領階層。應該說，在1990年代，中國和美國是世界經濟中兩個最大的贏家。人們把兩國的成功，歸結于自由市場。結果，美國那種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成了使用人力資源的理想模式。從理論上說，在美國式的體制下，老板對雇員只需要維持短期的雇用關系，可以隨時解雇。這樣不僅降低了企業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擔心未來無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時雇用新勞工的顧慮也比較少，所以對失業缺乏保護的美國的失業率反而一直遠遠低于歐洲。

　　但這種自由市場的神話，一開始就受到了挑戰。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終身雇用制的優勢。在美國，一個工人到汽車廠干幾年，經濟不好后馬上被解雇，只好換個行業。結果業無專精。而老板知道一個工人使用幾年就走人，當然不愿意在這個工人身上進行教育投資、發展其技術專長。日本的工人則一進廠就享受終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這個工人一輩子，只有提高他終身的技術素質，企業才能受益。所以，企業愿意為每個勞工一生的勞動生產率負責，使之享受“終身教育”，其勞工素質超出歐美，也就不足為怪了。現在中國的不少業主連臨時雇用的民工的工資都要抵賴，更不用提業務培訓了。這最終當然就使中國無法產生優質的藍領階層。

　　不錯，歐洲的失業率是比美國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這種失業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現。美國雖然就業較充分，但在勞動大軍中，有大量今天東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這些人素質甚低、工資也甚低，在工作崗位，常常是現學現干、甚至越幫越忙。歐洲的福利社會，等于花錢把這些人養起來，讓他們別去工作崗位搗亂。真正工作的，則是業務精熟的員工。所以，雖然歐洲人度假時間長、福利好，但從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企業贏利等數據看，除去德國之外的西歐國家，都毫不比美國遜色。

　　中國要走哪條路，當然還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國這樣最極端的自由經濟，工廠還是要給職工提供許多基本的福利，如職工全家的醫療保險，孩子上學的補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車公司，每產一輛車，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職工的醫療保險，比其所消耗的鋼材成本還高！而中國的勞動大軍，則越來越臨時工化。職位、福利沒有基本的保障。特別是許多工廠，讓四十幾歲的工人退休。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齡職工出來工作，這些人到時候已經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國被撫養人口的比例。

　　對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說美國是勞動力資源密集型，日本是勞動力資源集約型。美國地廣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潛力。沒有人用就進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沒有勞動力，結果使用勞動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樣，不注意節約和效率，隨用隨扔。日本則人口稠密，移民條件差，人口老化快，現有勞動力日益減少。所以雇一個人，就要用到老，讓他為社會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的情況，顯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們對已經有的勞動力要倍加珍視。而終身雇用制注重職工的長遠利益，能夠較好地維持勞動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現有勞動力的質量和數量。所以，市場經濟中的終身雇用制，是一個值得探求的經營模式。

　　第三，教育要適應勞動市場的需要，不能再以計劃的手段辦教育。目前的“民工荒”，還屬于勞動力市場的表層危機。深層的危機恐怕是勞工缺乏訓練，勞動生產率低下，無法勝任更復雜的技術工作，進而沒有提高自己工資水平的本錢。對此，國家應該做的，是為教育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鼓勵私立學校的發展。對于一些教職員過剩、規模過大的學校，應該進行分解，就像韓國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機后分解壟斷的大財團一樣。這些經過分解后的學校，規模降到和民間學校相當的水平，其經營會靈活，對市場反應也會更迅速，也使私立學校有可能與之競爭、爭奪生源。這樣，各學校就不會爭先恐后地消耗資源、成批培養劣質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職業培訓，使教育直接對勞動力市場負責，特別是承擔起將農村民工迅速轉化為世界一流的產業大軍的使命。也只有這樣，勞動力的素質才能跟上技術進步的進程，保證中國制造業長遠的競爭優勢。

　　三

　　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個最為矛盾的現象是，一方面我們正在建設21世紀的“世界工廠”，認定制造業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們對待這一注定要長期在我們社會中生根的制造業的基礎———藍領工人時，卻是典型的短期行為。結果，產業是長期的，工人卻是臨時的。本來，近25年中國的經濟起飛，制造業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來幾十年他們還將是中國發展的主動力。可惜，中國社會崇拜的是所謂“中產階層”，而且將這個“中產階層”明確定義為白領。市場追逐著這些“中產階層”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爭先恐后地為這一階層生產高等文憑。

　　但是，我們卻從來沒有想過，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一個藍領的中產階層。這一階層達到“小康”，才能創造健康的消費品市場。我們的教育，應該為這一階層提供必要的技能訓練。藍領階層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夠的經濟和教育資源，中國的制造業才可能升級。我們才有資本談“中國的世紀”。

　　(作者系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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