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默默無聞到舉世矚目 論人民幣國際化

　　早在1948年，人民幣就誕生了，但當時怎么就沒人關心它？人們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人民幣？是什么事情促使人民幣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人民幣將做出怎樣的回應？請看國際融資雜志社記者的報道

　　從默默無聞到舉世矚目——經濟大師論人民幣國際化

　　作者： 石洋

　　From Unknown to World Famous

　　--The Masters’ Opinions on RMB’s Internationalization

　　前不久，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2004)”在中國人民大學世紀館隆重舉行，這是一次中外大師云集的學術盛會。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未來之路：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中國”。其中的論題之一是“貨幣國際化的利益、風險與路徑”，其潛臺詞蘊含著人民幣能否成為世界第三大貨幣的意思。針對這一國人乃至世人都十分關心的、又相對敏感的問題，兩位經濟學大師——被譽為“中國金融學泰斗”的黃達教授與“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的羅納德.麥金農教授——發表了他們精辟的見解。

　　在最近一段時期讓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呼聲中，羅納德.麥金農教授以學者的審慎與良知堅定地站在了維護人民幣穩定的行列，博得了人們的廣泛尊敬。他甚至建議中國也組成一個高階官員的代表團，前往華盛頓，告誡華府說我們有幾項經濟政策希望美國也能配合中國一下。讓我們來聽聽這位正直的學者如何為人民幣辯論。

　　麥金農：首先，我認為，中國實從1995年到2003年行的固定匯率政策($1=￥8.28)是很成功的。中國匯率政策的成功是有一定的貨幣基礎的，近幾年，中國的貨幣總量(無論狹義貨幣還是廣義貨幣)，數量增長很快，而名義匯率卻可以保持不變。在東亞國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大多數國家采取的是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如果美國的經濟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更負責的話，中國固定匯率應該是會更有效的。有一個微觀層面的因素使得中國的匯率是非常有效的，即人民幣目前在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資本項目下則不可自由兌換，這使得沒有有效的外匯市場供外資進行外匯對沖。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宏觀政策原因，使得中國的固定匯率到現在為止非常成功，即中國的價格上漲與其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保持一致的，基本都在10%左右。因此就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說像中國有很高經濟增長率的國家，與美國和其它國家相比，它的匯率應該不斷升值。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現象和日本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歷的經濟現象差不多，當時日本也有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它的工資增長水平和經濟增長水平相一致，日本在這一階段就始終采用固定匯率制度，事實證明并沒有出現不均衡現象。同樣的道理，中國也不需要在短期內升值它的匯率。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國的出口一直大于進口，經常性項目處于盈余狀態，但中國對其他國家貿易則出現赤字，從多邊貿易角度上看，并不存在貿易不平衡的現象。美國希望中國以及其它東亞國家貨幣升值，事實上是為了以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很多經濟學家在談中國時，都使用彈性模型，即如果一國將其貨幣升值，出口產品的價格會變得昂貴，進口商品的價格會變得便宜，最后就會出現國際收支盈余下降的情況。這個模型聽起來讓人覺得有道理，實際上是錯的，特別是用于開放經濟體的時候。簡單舉個例子，1971年，日元對美元是360對1，1995年是80對1，這是很大的匯率升值，但日本對美國經常性項目盈余只減少了一點點。東亞大部分國家都是高儲蓄狀況，表現在出口大于進口上，而美國則屬于低儲蓄的國家，需要通過出口小于進口的手段來彌補儲蓄不足的情況，向高儲蓄的國家借貸。所以說美國的根本問題是儲蓄不足，通過讓人民幣升值來改變這個問題，來改變進出口中貿易不平衡的狀況，我看是不可行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我認為，現在中國最合適的政策就是維持原來8.28：1的中心匯率不變，在這個中心匯率周圍保持一個1%到2%上下波動的區間。 當然，這個波動區間不會改變貿易不平衡狀況，但通過增加波動區間使得其它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能夠加入到現在的結匯市場之中來。當前中國的情況是只維持8.28：1的匯率，沒有波動區間，不給金融市場參與者任何可盈利的機會，所有結匯任務都落在中國人民銀行身上，因此我建議我們保持8.28的中心匯率不變，同時擴大波動的范圍，我認為04年中國經濟是有過熱的情況，但這種過熱 是美國造成的，是華盛頓的政策造成的。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把短期的銀行借貸利率始終維持在1%這一很低的水平上，這個水平已經維持很長時間了，這樣一種過于放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全世界基本商品價格都增長得過快，去年和今年達到30%，這樣的現象促成了中國現在的經濟過熱。去年10月份的時候，美國財長斯諾曾經訪華，他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改變人民幣的匯率，讓人民幣升值，這個政策也是不對的。因為美國采取很寬松的匯率政策，使得中國內部一些持有美元資產的個人，過去一兩年中大量釋放出他們手中的持有的美元資產，同時境外投資者也做了類似的舉動，央行吸收了大量外匯就是這一拋售的后果。為避免游資的沖擊，中國銀行可以提高它的基本法定準備金率，幫助沖銷外資通過外匯市場流入中國市場的影響，目前是7.5%，還有一定的空間可以提高。另外還有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央行可以提高再貼現利率。

　　對于東亞國家來說，當外匯市場上游資充斥時，政府迫于壓力必須干預外匯市場，從而使得本幣升值。這樣的現象我稱為“美德悖論”，或者叫“受挫的美德”。東亞國家通常具有高儲蓄的特質，這樣所謂的特質在19世紀的時候被認為是一種美德；但另一方面是受挫和兩難的舉動，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高儲蓄會帶來貨幣的升值，導致失去國際貨幣競爭力，失去貿易和商業的競爭力；如果不升值，美國可能對你進行貿易制裁。所以，這也可以稱作“高儲蓄的兩難”。我認為對東亞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匯率穩定，一種可行的方法是所有東亞國家聯合起來維持匯率的平衡，在一個聯盟下合作，這樣東亞經濟可以遠離美國內部大規模的通貨膨脹。但東亞貨幣合作還存在一個問題，即如何選擇該地區的貨幣基準呢。各個國家的財長需要好好談一下，開一個會研究一下到底哪種貨幣適合做貨幣基準，很有可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得出某一個結論，用日元或者人民幣作為基準貨幣，這樣的結論從政治上看可行，但是會帶來一定的問題。比如說，日元一直以來相對美元不斷升值，日本國內有通貨緊縮的情況，這樣使得在90年代以來日元的利率一直在零左右波動，已成為流動性陷阱，日本的經濟被陷在這個陷阱里很久了，我們不希望東亞地區國家用它作為貨幣的基準，然后進入這樣類似的情況之中。在中國持續的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可兌換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現在還要發展內部的資本市場，這樣才能為未來人民幣在國際化舞臺中發揮重要作用奠定基礎。

　　最后，我建議中國有可能的話組成一個高階官員的代表團，前往華盛頓，告誡華府說我們有幾項政策希望美國也能配合中國一下。首先，可以告誡格林斯潘說美國的利率要提高，短期的銀行利率要提高，不能維持在1%的水平上。然后再跟美國的財長和商務部長說，不要繼續壓迫我們升值人民幣了。我認為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很多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是非常相近的，當時美國的內部政策和現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很接近，一方面有著一定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另外一方面它正在打一場經費不足的戰爭，這樣1970年的時候美國政府對其它歐洲國家和日本施壓，迫使他們的貨幣相對美元升值，美元大幅度貶值，德國馬克相對美元升值，雖然匯率政策有變化，但美國仍然保持原來的貨幣政策沒有改變，還是放松的，造成70年代整個十年都是非常動蕩不安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一直困擾著美國。如果中國政府可能派出高級代表團到華府，給他們提到我剛才講的東西也有警示作用。

　　1948年人民幣誕生的時候，國際上幾乎沒人注意到它，何時開始，這只默默無無聞的“丑小鴨”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了呢？人民幣應該何去何從呢？讓我們聽聽黃達教授的“人民幣的風云際會”。

　　黃達：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我代表不了整個中國人，只是說說中國教師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

　　第一個問題，我想講一講人民幣它面對的大形勢，這個形勢就是它面對著一條寬闊但絕非平坦的道路。改革26年了，我們現在處在這樣一個階段，就是中國是不是能夠得到世界上的承認，承認中國的經濟是一個市場經濟，這是不可逆轉的。就如同上世紀七十年代，聯合國通過中國成為聯合國一員，承認中國的合法地位不可逆轉一樣。它也是一個時日問題，而且不會太久的。我們要看到，中國和世界還有摩擦，民族的、宗教的、歷史的、文化的，包括經濟本身的發展速度的取向，再加上100年來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這些問題必然會造成中國和周圍世界還存在摩擦，甚至嚴重的對抗。人民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發展，只能是在摩擦中協調，在摩擦中尋求合作，這就是人民幣前進的道路。

　　第二個問題，就是人民幣日益被世人關注。人民幣是在1948年年底發行的，當時幾乎沒有人關心它，在國外也可能有人關注，那也不過是關注中國特殊的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怎么治理問題，以后是研究中國的隱性的通貨膨脹。改革以后，國際對人民幣開始關心了，這促成1994年我們的外匯體制改革。同時WTO和IMF也開始關注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于是在96年，我們提前四年實現了經常項下可兌換的允諾。人民幣關注真正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這里面包含三大問題：一是匯率問題，二是完全可兌換問題，三是人民幣在國際貨幣中的地位問題。確切地說，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促使世界對人民幣加強關注了，但根本原因在于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大周轉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三問題是匯率問題，人民幣面臨持續增長的壓力。這個壓力從改革開放以后就存在了，1994年匯率體制改革以后，曾經有一段時間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盡管很少有人知道這一現象)，東南亞金融危機給人民幣帶來了貶值的壓力，不僅來自國際，也有國內的壓力。進入新世紀后，貶值的壓力還有聲音，這時候突然之間又轉為升值的壓力，這個壓力應該說主要是來自國外，這個壓力跟過去的壓力不同，因為它是實實在在政治的外交體。在當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下，匯率的壓力，已成反映國際經濟氣侯的晴雨表。對此不要被人嚇住，也不要自己嚇唬自己，應該坦然面對。前幾年，IMF把中國劃入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但中國政府從未這樣提過，我們一向是這樣說的：第一我們堅持單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第二，這是我自己理解的，針對一定的具體時段，對于匯率做具體的處置。現在做的匯率目標的具體處置，就是跟美元掛鉤，同時對于匯率的浮動幅度，我可以從萬分之幾擴大到萬分之十幾二十幾三十幾，也有人主張萬分之一百，同時目標釘住美元，也可以釘住除了美元以外的歐元，這樣進行處置是我們中國自己應該擁有的一個權力。從長遠看人民幣的升值是必然的，隨著人均GNP的提高，購買力平價和人均收入之間幾倍的差距必須逐步縮小，有一個極其特殊的情況，經濟越發展，老頭老太太說貨幣不值錢，貨幣不值錢，貨幣對外對價比例越來越提高。如何釋放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需要把我們短期和長期的政策結合起來。

　　第四個問題是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的問題，說簡單點就是說什么時候允許國際游資，自由輸出入，這是最關鍵性的標志。我曾說過中國的資本市場太小，容不下國際金融大鱷在此自由戲水。現在股市匯率都有一定的炒作空間，完全可兌換必然包含危險。蘊含危險并不代表說危機就一定會發生，風險的危機是可以防范的，但風險本身是不能防范的，當然我并不是提倡風險無害論。只要一個經濟體有活力，就會受到金融風暴的襲擊，過后會顯示出勃勃生機。風險怎么樣，研究風險管理，化解風險的課題，沒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我們制定政策很難有一個理論根據。當然，一個市場經濟是不是實行完全可兌換，取決于本國利益和國際利益的平衡，但完全可兌換貨幣本身就是一個構件，是一個市場經濟的構件，就如同我們現在房子必須裝水暖燃氣，不管投資多少必須要有這個，沒有這個不夠現代入住的條件。問題在于選擇兌換的時機，主要是一個決策藝術，我們要了解完全可兌換國際舞臺是什么樣的舞臺，明確如何自我防衛；在這個游戲場里面，跳高和拳擊可以同臺獻藝，我們不是強國，所以我們要有自我防衛的手段，保留自我防衛的條件。

　　第五個問題人民幣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問題。中國經濟保持現在發展態勢，必將支持人民幣進入國際重要貨幣的俱樂部。走向國際重要貨幣俱樂部，是一個好事，同時也意味著要承擔國際的責任，我們應更多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考慮我們對政策和周邊國家和整個全球會產生一些什么樣的摩擦，有哪些是可以多贏雙贏，有哪些是摩擦。同時更積極進行協調和合作，這里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就是亞洲地區貨幣問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亞洲開了一些會，都表達了貨幣協調與合作的意向，這是必然的趨勢，但過程不可能快速而順暢。至于歐元模式，我對歐元模式信心不大。我們亞洲和歐洲有很大的不同，歐洲王室可以互相通婚，把外國人請到自己那里當皇上，在亞洲大家想一想我們這幾個國家，日本、中國、印度，哪個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是歷史傳統，還有一個貨幣盟主的問題，在歐元醞釀過程中，哪個貨幣當盟主這個問題不清楚，最后只有一個歐元，到了亞洲，就是誰當盟主的問題，日元當盟主還是人民幣？在亞洲會議上肯定要談盟主的問題，已觸及這個問題所有議案都會被擱置。對于亞洲貨幣的合作，到底是什么樣子，我還沒有想通，我還講不出來(大家對黃達教授的坦誠報以熱烈掌聲)。我不贊成“人民幣將成為世界第三大貨幣”這種提法，不要總想自己是“老幾”的問題。所以我說人民幣會進入國際重要的貨幣俱樂部，但俱樂部里面究竟有幾位，就兩位，還是有第三位，第四位，這值得考慮，但不能把追求老幾作為政策目標。最后是樂觀前瞻，進入國際貨幣體系的人民幣是一個積極因素，其支撐在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我感覺最根本的內在的動力在于我們民族經過兩個世紀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整個民族的自我重新定位和自信的建立。融入國際體系的人民幣也會經常處于摩擦矛盾局部對抗之中，這是常態，不要過分大驚小怪。當然，在摩擦矛盾對抗之間，人民幣有可能會遇到前進中的障礙，通過不斷緩解摩擦，克服摩擦，應對壓力，轉化壓力，通過這樣的不懈努力，人民幣必將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國際的經濟合作，為便利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作出貢獻。

　　結語：越來越多的國際經濟學家關注中國經濟成長的成功模式，人們本以為，西方與東方兩種模式在人民幣這個平臺上能夠對陣，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兩位貨幣金融學家空前的一致。一方面麥金農教授橫貫東西，作為西方的金融學家對于中國經濟和貨幣問題表示了深刻理解和關注，以及熱情的支持；另外一方面黃達教授縱貫歷史，用中國金融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在迎接人民幣成為國際強幣的征程上要保持冷靜，保持策略，保持信心。

　　插文：

　　黃達： 1925年2月生，天津市人。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1946年就學于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政治學院財經系，1983年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1991年11月至1994年6月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金融學會名譽會長。作為中國金融學的主要奠基人，其研究領域涉及貨幣銀行理論、物價、財政及綜合平衡等問題，主要論文收集在《黃達文集》以及《金融-詞義、學科、形勢、方法及其他》中，曾兩度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1年，與1999年度諾貝爾獎得主蒙代爾教授共同冠名設立“黃達-蒙代爾經濟學講座”，跟蹤經濟學尤其是財政金融領域的國際前沿動態，構筑中西文化交流的平臺。

　　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　　他長期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貨幣政策和經濟金融發展的專業咨詢。麥金農教授是世界上首先分析“金融壓抑”對經濟發展構成嚴重障礙的經濟學家。他的第一本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成功地分析了金融壓抑的危害，成為金融發展理論的奠基之作。麥金農教授對于國際區域貨幣匯率安排也造詣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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