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并非電信獨有也并非中國才有。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各個國家都會實行嚴格的監管和準入制度，以保障國家經濟安全、保護本國民族經濟。但問題是，當國家經濟體制尚處在特殊時期，牌照也成為稀缺資源時，利益已經沖昏了一部分人的頭腦

　　牌照并非電信領域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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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底，全國政協委員、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將他準備了一年之久的《商業領域過度開放報告》公布于眾，這一被稱為“炮轟中國零售業”的舉動在當時震驚了國內外。報告指出，外資在零售業享受了超國民待遇，并將外資違規進入上升到“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高度，呼吁政府采取嚴厲措施予以懲戒，該報告最終引起高層關注并獲得了肯定批示。

　　張宏偉認為，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WTO爭得了有限的對本國企業的保護期，政府要在短暫的保護期內盡可能給中國企業贏得時間、創造均衡競爭的經濟環境，這是中國流通企業發展的前提和保證。國家應在宏觀政策層面，對開放服務貿易持理性態度，有計劃的逐步開放，盡快建立和完善有關市場準入規則。

　　張宏偉的“炮轟”也讓眾人頭一次在公眾場合看到了來自民間的、超出常規的，對“牌照”的最為強烈的一次反應。

　　牌照的普遍意義

　　在金融領域，牌照的審批發放更加嚴格，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全由牌照說了算；在流通領域，牌照的放開與否至今仍是某些跨國企業的心頭之重，前不久風傳雅芳將獲得國內第一張直銷牌照，盡管只是傳聞，但也已經讓安利坐臥不安；在交通、醫療、教育等公用事業方面，有關牌照的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市場的熱烈反應，因為那意味著巨大的利益。

　　事實上，牌照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全球許多國家，牌照仍然是市場準入制度的象征，在某些領域，牌照甚至不可或缺，比如電信、金融和公用事業。對于這類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國家一般實行嚴格的監管和準入制度，以保障國家經濟安全、保護本國民族經濟。盡管全球經濟越來越趨向開放、融合，但至今還沒有聽說有哪一個國家完全廢除了牌照制度。

　　比如在3G這樣替代性的產業啟動面前，通過發放牌照選擇有實力的競爭者以及進行技術試驗以決定何時上馬3G，這幾乎是所有國家的一致做法。自1999年3月芬蘭發放全球第一張3G牌照開始，至今為止已經有45個國家發出了總共100多張3G牌照。在2001年前后，3G的熱度達到了頂點，對未來的憧憬使運營商們既使在面對高昂的牌照費用時也紛紛慷慨解囊。2000年4月，英國在全球首次以拍賣方式發出5張3G牌照，225億英鎊的總價讓政府出乎意料；在德國，6張牌照共拍賣了458.5億美元，平均每張的費用高達70多億美元。

　　盡管有人認為過高的牌照費和網絡覆蓋要求讓運營商不堪重負，以至于影響了3G在全球的推廣進程，但應該承認，國外3G牌照發放的基礎仍然是市場調節，歐美運營商愿意出大價錢為牌照買單是由于當地電信市場盈利水平較高，而在亞洲和非洲，同樣采取拍賣形式的3G牌照發放就遠遠不如歐美市場熱火朝天。在2001年4月舉行的新加坡3G牌照拍賣會上，僅有的3家競拍者無一出價，導致拍賣流產，最后作為拍賣標的的4種3G頻段使用權只能以底價出售給三家運營商：新加坡電信、Mobile One Asia和Starhub Mobile。可見，牌照經濟在3G問題上起到的仍然是規范市場，而不是制約甚至阻礙的作用。

　　金融行業同樣面臨著牌照問題，而在這個行業里需要面對的是更加復雜的局面，國家往往通過掌控牌照來實現對金融業的協調監控。以全球第七大外匯交易中心中國香港為例，銀行牌照實行三層分級制度，即持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和接受存款公司三類銀行機構組成，只有持牌銀行和有限制牌照銀行才可稱為“銀行”。目前持牌銀行136家，有限制牌照銀行42家，接受存款公司為37家。證券、保險以及其他金融衍生產品均需取得相關牌照，雖然目前混業監管逐漸在全球成為趨勢，但并沒有哪一個國家放開對金融準入的限制。

　　而在中國大陸市場，牌照同樣是金融業發展的風向標。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04年6月表示，將考慮增發新的金融牌照，民營銀行被認為是最可能的突破口。在金融衍生產品牌照方面，2004年6月，渣打銀行、花旗銀行、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和日本三菱四家外資銀行首次獲得交易牌照。目前中國金融業已經通過QFII(合格境外投資機構制)向外資金融機構敞開了大門，前不久證監會批準了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美林國際QFII投資額度7500萬美元。至此，央行已批準的QFII達17家，其中15家獲批投資額，合計為19.5億美元。

　　挑戰牌照經濟

　　在外界看來，擁有牌照似乎就擁有了獲得成功所需要的大部分條件，但事實其實并非如此。從形式上看，牌照的確是一種權利的象征，而從本質上看，牌照不過意味著對某個產業的規范管理和科學經營。極少數時候我們或許能看到，某一個企業因為手中擁有牌照而在業內呼風喚雨、坐享其成，而那多半是一個還未開放的壟斷行業。幸運的是，今天這樣的行業已經越來越少，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必須設法在拿到牌照之后找到他們的用戶和盈利點，否則拿到了牌照也只能換來一時風光。

　　在3G發展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是不夠成熟的技術本身而不是牌照拖住了運營商的腳步。而在另外一個行業—連鎖網吧，牌照同樣不是決定性的力量。2003年，國內10家有資格經營全國連鎖網吧的企業中只有一半拿到了牌照。而在取得牌照的長城寬帶、中國聯通、瑞得在線、中青和首創網絡這5家中，真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連鎖網吧建設的目前只有長城寬帶和中國聯通兩家。網吧業目前的盈利水平和國家對網吧的加強管理讓一部分企業對這個市場望而卻步，而在拿到牌照的企業中，也面臨著全國牌照在地方省市“落不了地”的尷尬局面。

　　根據規定，拿到全國牌照的企業要在地方上開展網吧業務必須再申請地方牌照，而另一方面，在地方申請經營網吧并不需要全國牌照，這似乎成了一個難以破解的不對等的障礙。正因為如此，一些希望在網吧行業大展身手的企業并不看重全國牌照，在他們看來，在大城市高速發展后收購、合并中小城市網吧的路線操作起來更加實際；而對持有全國牌照的企業來說，“落地”的難度和成本已經超出了他們的想象。目前看來，這個市場的復雜程度讓牌照有些無能為力，這顯然出乎當初發放牌照方文化部的意料。

　　擁有牌照不一定致勝，而沒有牌照也不意味著絕對禁入。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新興行業很難用清晰的業務來界定，不斷的創新讓他們借助自身的勢力向邊緣領域擴張。在贏得了用戶和市場的認可之后，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不得不承認，牌照問題遲早將不成為“問題”。

　　1995年，在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汽車產業，李書福和他創造的吉利汽車成為了首家進入汽車領域的民營資本，今天這個隊伍已經又增加了比亞迪、長城、華晨等一批后來者。牌照問題曾經是擺在民營汽車企業面前一道繞不過的路障，而現在它已不再是最大的問題。

　　另一個例子是“農村包圍城市”的小靈通，盡管電信和網通至今都沒有移動業務牌照，“無線市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沒有得到信產部首肯，但這并不妨礙小靈通贏得6000萬用戶。如今，雖然它作為“固話的延伸”還被禁止漫游和雙模切換，廣東卻已經悄悄上馬雙模小靈通，長江三角洲則實現了小靈通漫游。

　　1999年下發的“國辦82號文”明確規定了電信和廣電部門的業務不得交叉，但實際上，相當一部分廣電企業通過組建合資公司的方式在變相參與電信業務，而電信和互聯網公司也在內容上涉足到了廣電業務。2004年6月，中國網通旗下的天天在線獲得廣電總局頒發的網上傳播視聽節目業務資質，中國電信集團旗下的互聯星空同樣正在申請這一資質，廣電和電信的“違規交叉”已經是大勢所趨。

　　相互調和的產物

　　對企業來說，牌照是難得的資源，對政府來說，牌照則是調控市場的手段。在有些地方，牌照的確起到了規范作用，而在另一些地方，牌照則開始約束甚至阻礙日漸興起的行業和產業，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這個問題顯然很難有一個確定而普遍適用的答案，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領域，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兩種力量相互作用、協調，而牌照正是雙方調和的產物。

　　不僅在電信領域，在其他產業中，牌照的約束作用也開始日益明顯：牌照的擁有者們已經意識到手中的資源如果經營得當將會產生怎樣的效益，而牌照的發放者們卻還在苦于協調市場和宏觀調控之間的微妙關系。在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當發展汽車產業成為中國市場的主導聲音，上海的私車牌照費用仍然比其他城市高出數倍，甚至達到了首都北京的3倍。上海市面對政府最高層的鼓勵政策拿出了自己的對策，那就是在這個越來越擁擠的城市通過高價牌照嚴格控制私家車的保有量。至今為止，上海對牌照的限制仍然沒有改變，這或許是牌照經濟作為調控手段最有力的堅持。

　　當然，情況并非總是這樣一成不變。盡管大部分人在以種種手段繞過牌照的同時抱著“悶聲大發財”的心態，但總有一些充滿個性和責任感的企業家站出來，對不盡合理的牌照經濟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的聲音被認為是來自市場的挑戰，但同時也成為政府部門調整牌照政策的重要線索。

　　作為張宏偉2002年“炮轟事件”的后續進展，商務部頒布的《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于2004年6月正式施行，詳細的實施細則目前也正在討論制定中。商務部副部長張志剛在今年全國流通改革發展工作會議上表示，未來5至8年內，國家將重點培育15到2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地大型流通企業集團，可喜的是，目前已經出現了百聯集團這樣的大零售企業集團。

　　一面是利益之爭，一面是情理法的沖突。源于有限保護下的適度競爭，卻變幻成了尋租經濟、以致上下兩難。

　　當我們坐以論道，常常忘不了嘲笑那個布票、糧票、肉票的時代，卻往往遺忘了那個時代的短缺經濟。而在市場極度繁榮，國外投資者紛紛涌入之時，“糧票思維”又重新提上了議事議程。牌照緣于一種不確定的恐懼，先是(現實的)擔心太少，后是(虛擬的)擔心過多。

　　電信業的手機牌照起源于“審批政策”，原是為了扶植國內的移動通訊產業，但是發展至今，國外巨頭該進的都進來了，民營企業還在痛失牌照中嗷嗷待哺。那些美好的初始愿望—避免惡性競爭、重復建設、保護國內企業，都演變成了牌照審批、執行、運轉中的尋租經濟：貼牌的繼續貼牌，沒技術的照樣沒技術。

　　這個牌照取消了，那個牌照依舊會豎立起來。牌照已跨越產業的邊界，其本身甚至就是一個產業。倒賣資源，越界卻又不違法；灰色經濟，以存在闡釋它的合理性；擺在臺面上的政策和現實中的對策同樣真實。牌照簡直有成為本世紀最大的泡沫經濟的“增長潛力”—歐洲的3G牌照因過于昂貴已損害了運營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換一個角度設想，如果所有的牌照拿到網上來拍賣或招標，保證過程中的透明和公正，結果又會怎樣？沒有牌照，天下會大亂？也許會大治？我們似乎不能把視野僅僅局促在這張薄薄的紙片上，更大的背景是，有限制條件下的市場競爭，是否會利于分工？是否會導致生產力的發展？印度的聯合牌照制度就是眼前的一個榜樣。

　　無論怎樣思考，牌照經濟既然無法繞過，也就不必躲避。它是經濟生活誕生出來的一種現象，有利也有弊、有長也有短；有的行業需要牌照的庇護、有的行業則視牌照如敝履。對于政府，牌照可以滋生腐敗，也可以是一種有效的管理和調控手段；對于企業，牌照可以是一種肯定，也可以變為否定；對于消費者來說，認牌照和認品牌一樣，可以在一定限度內保持服務的質量，然而如果牌照失控，品牌只是損害了企業的聲譽，而牌照損害的則是國家的聲譽。

　　牌照一張薄薄的紙，牽動的是千萬人的心—當牌照經濟在中國已冉冉上升為一種經濟現象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如何處理現在和未來的炙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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