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縣域經濟的發展不僅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國家政權組織得以穩固的基石。這無論是從縣及縣以下所擁有的人口規模和地域規模來看，還是從國民經濟的部門構成以及其所具有的投資和消費需求的總體規模來看，縣域經濟的發展都在整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經歷了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多數的縣域經濟已經脫離了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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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農業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非農產業的發展已日益成為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主體，無論是剩余勞動力轉移、縣域的地方財政收入及鄉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都日益依賴于非農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因此，從現實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來看，鄉鎮企業作為縣域經濟中非農產業發展的主體從而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根基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由于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影響，也包括我們最近的政策調整，特別是在鄉村金融方面的政策調整影響，鄉鎮企業增幅已經出現連年的下降，造成一些縣市，特別是一些中西部地區的縣市開始面臨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危險。如何加強金融體制和政策的進一步完善，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增長來帶動整個縣域經濟投資和消費的活躍是我們面臨的十分緊迫的任務。

　　自1994年實施金融政策調整以來，鄉村正規金融系統的信貸資金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鄉鎮企業信貸資金來源大幅度減少，鄉鎮企業信貸資金所占國家信貸資金總規模的由過去的7—8%，下降為3—4%的水平，這是造成鄉鎮企業投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缺乏直接融資和其他債務融資的渠道，鄉鎮企業長期以來依靠信貸資金實現投資擴張的模式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此銀行資金的緊縮必然帶來鄉村資本短缺和投資萎縮。也正是縣域中發展鄉鎮企業的迫切需要，而正規金融組織又無法滿足其投資擴張的需求，因此鄉村中過去以管理集體資產為主的農村合作基金會以及相隨建立的各種類似組織開始了吸儲、放款等違規經營活動。

　　為了防范金融風險，根據中央要求各地開始逐步清理、整頓以農村合作基金會為主的從事違歸金融活動的各種組織和機構，這無疑對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但是由于實施整頓的過程十分復雜且直接涉及鄉鎮企業成長、縣域經濟建設和發展與城鄉居民個人的利益，出現了一些值得我們予以關注的問題。此外地方性股權交易市場的清理大大縮小了一些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優秀鄉鎮企業進入直接融資的渠道，從而進一步減少投資來源。

　　本文將首先說明農村合作基金會清理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影響，進一步對作為縣域經濟主體的鄉鎮企業的增長下滑問題進行分析，同時說明目前縣域經濟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進而提出一些應該進行的政策調整。

　　二、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清理整頓及問題

　　在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清理中，根據有關政策需要對其進行分類處置，實施并、轉、退。對資大于債的將并入信用社成為其正式的分支機構，而對于債大于資的則實施清盤，并按照“優先還本、到期償付、分期償付、沖抵償付、按比例償付”等方式，組織資金進行兌付。

　　據我們所調查的市縣鄉政府及部門的情況來看，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清理整頓面臨著一些十分緊迫的問題：

　　1、在整個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清理整頓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是信用社能夠接受多少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機構。從地方政府而言，信用社接管的數量越多，政府兌付的壓力就越小，而對信用社而言，接管的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機構越多，未來可能的風險就會越大。

　　由于各種原因，信用社目前的資產質量總體上并不好。部分地區信用社僅對鄉鎮企業的貸款中，不良資產就占到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全部貸款的不良資產水平也基本在這樣一個水平。因此盡管政府對農村合作基金會初步清理的結果認定有絕大多數的機構資大于債，但在實施過程中信用社對此認定的結果頗有爭議，同時在逐筆借款的清理中，對哪些借款可以認定為有效資產同樣也爭議極大，主要包括：

　　(1)、政府借款的認定。各級政府從農村合作基金會的借款用于普6、普9及修路等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這些資金目前回收的困難很大，是否能夠認定為有效資產普遍具有較大爭議。若不能認定為有效資產，信用社將不予代為兌付這部分資金，而將由政府自己從財政或其他來源籌集資金予以償付。但是在短期內，縣、鄉政府很難抽出如此巨大的現金用于兌付。

　　(2)同業拆借問題的認定問題。在農村合作基金會中同業拆借涉及資金幾十億元。由于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所有機構均于同日停止支付，且普遍面臨現金嚴重不足、不良資產多的局面，拆入方不愿意、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將現金歸還給拆出方，以避免自己的兌付出現問題。因此此部分資產非常難以認定是否為有效資產。而一旦信用社無法將其接管，兌付的缺口可能會進一步加大。但如果信用社在獲得拆入方資金歸位的承諾后將其接管的話，盡管能夠緩解面臨的兌付危機，但由于相隨于合作基金會機構的撤消，這些拆出資金的最終回收又有可能面臨很大風險。

　　2、對資小于債的農村合作基金會機構與借款清收的工作面臨巨大的困難。如果依據誰批設、誰造成損失誰承擔責任的原則，這些資金的絕大部分應由縣鄉政府承擔。盡管在地方政府的處理方案中確定了分類處置的方針，但事實仍面臨相當大的困難。此外，一些地方的縣鄉一級的債務負擔已經非常沉重，鄉一級政府的負債低的已經達到上百萬元，最高的在千萬元以上。因此在未來的一個時期政府償付的能力也十分有限，這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分類處置原則的實施。

　　對于合作基金會清理所可能帶來的不利后果我們應予以密切關注。自銀行體制改革以來，由于商業銀行制度的實施，銀行日益注重信貸的質量、規避風險，信貸規模的增幅下降，難以滿足地方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需要，因此近年來，農村合作基金會在不少縣鄉的區域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公益事業發展中逐漸成為資金供給的一大來源。但是農村合作基金會大發展的時期，也正是其金融風險日漸加大的階段，如果不盡快予以清理，很可能會釀成更為嚴重的后果，中央、國務院的決策無疑是十分適時和正確的。

　　但由于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發展經歷了十余年的時間，其活動的范圍很廣、問題復雜、牽涉面大，因此對其清理后可能帶來的影響和后果應予以充分的認識。

　　1、對既有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貸款也有其他國家銀行貸款企業的貸款清收，正面臨兩難的局面。

　　如果不予清收，并由信用社予以接管，不僅將大大增加信用社償付儲戶的壓力，同時也有可能造成信用社本身由于存貸比例失衡而進一步導致資產質量的下降。而如果全部予以清收，在當前信用關系普遍惡化、三角債嚴重、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一是企業難以在短期內籌集大量資金用于償付農村合作基金會的借款，二是若硬性從企業中抽取借款，將極有可能導致企業因資金短缺而停產，從而使銀行的貸款面臨更大風險。

　　2、有的縣鄉農村合作基金會在近年來的區域經濟建設和發展的資金總投入規模中占到70-80%的份額。如果銀行資金短期內無法彌補因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清理而造成的巨大資金缺口，極有可能使地方經濟的發展出現急劇的大幅度的滑坡。這可能會產生兩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加重目前整個宏觀經濟的不景氣狀況，二是縣鄉政府的稅收收入將急劇減少，而財政收入的減少又會造成政府償付債務能力的削弱。

　　3、目前大量的縣鄉基本建設工程和鄉鎮企業的在建項目可能由于欠款清收導致全面停工而造成新的損失。

　　4、群眾對基層政府有可能出現信任危機。如果在兌付群眾存款中無法完全滿足群眾的要求，縣鄉基層政府在未來的正常工作中將面臨更多困難，增加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據縣鄉干部們的反映，由于到農村合作基金會存款的多為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農戶，他們之所以將存款存到農村合作基金會是由于農村合作基金會提供的高于銀行的那一部分利息成為他們收入增加的一個重要來源，顯然這些小額的存款對于他們的正常生活、生產具有比其他的居民更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這些農戶普遍認為：如果他們的存款無法得到全部兌付，他們將拒絕上繳農業稅及三提五統等稅費。這將對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正常運行帶來很大的不利影響。

　　三、鄉鎮企業增長減緩及所帶來的問題

　　鑒于正規金融組織的連續數年的信貸增長緩慢，從事違軌金融的非正規資金融通機構的清理整頓及產權交易市場的關閉，造成鄉鎮企業投資增幅的連年下降，又是鄉鎮企業增長幅度連續五年下降的重要影響因素。1995年鄉村兩級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5.45%，1996年僅增長6.4%，而1997年為-5.57%，出現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負增長。而這一指標在1985-95期間平均增長速度都在25%以上。在通貨緊縮的狀況下，鄉鎮企業增長的連年下降，無疑將會對整個縣域經濟的增長造成巨大壓力從而也對宏觀經濟增長造成極為不利的局面。我們認為鄉鎮企業增幅的連年下降，已經帶來以下幾方面值得予以關注的問題：

　　1. 縣域內就業壓力加大。1996年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比1995年少增加近200萬，而到1997、1998年卻出現有史以來的連續兩年的絕對下降，1997年全部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減少410萬人，1998年減少522萬人，兩年合計減少近1000萬人，如果加上今年春節之后外出務工農民的減少，當有2000萬以上的農民失去了非農就業的機會，加上大量縣級國有企業的虧損倒閉，縣域經濟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

　　2. 縣域經濟發展受挫嚴重。近年來，相隨于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競爭的日漸激烈，縣域內的國有經濟部門虧損、破產大量增加，在縣域經濟中傳統的國有企業部門正在出現大量萎縮，有的縣市甚至僅僅只有像電力、電信、郵電等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還能夠在市場中立于不敗之地。日益壯大的鄉鎮企業正在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主體，而鄉鎮企業增幅下降，不僅會因支農資金的減少而對農業生產和鄉村建設造成影響(1996年鄉鎮企業支農及支援農村各項事業的支出為270億元，1997年下降為190億元，1998年進一步下降為128億元)，而且整個縣域的商業、服務業和建設事業也將遭受嚴重打擊，造成區域內的增長停滯甚至衰退。

　　3. 縣鄉地方財政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收入減少且負債日趨嚴重。由于鄉鎮企業的稅收已經在許多縣鄉兩級的財政收入中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同時，每年鄉鎮企業上交鄉村的利潤也是鄉村兩級基層組織從事各項事業的重要保證(1997年僅鄉村兩級企業上繳鄉村的利潤仍高達449億元，占到企業可分配利潤的38.38%)。鄉鎮企業增長的持續下降必然帶來縣鄉財政收入及利潤上繳的下降。而與此相對應的是，近幾年來由于各級政府不切實際地過分強調教育、小康建設等等各種達標活動，造成一些地方的縣鄉政府在學校、公路、郵電等建設中投入超過了其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一些縣的鄉鎮政府負債已經十分嚴重，少的在400-500萬元，多的幾乎達到上千萬元，部分中西部地區的縣鄉干部數月不能按時領取工資已經成為十分平常的事情。縣域內財政收入的進一步減少，一方面縣鄉政府的正常運行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同時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也必然會難以執行。因為縣鄉政府要維持正常的運行和完成上級政府的工作，在沒有足夠經費來源的情況下，只能千方百計開設各種不合理的負擔項目，從農民那里強行攤派。

　　4. 鄉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受到威脅。1997年全國鄉鎮企業支付職工工資5827億元，職工全年人均工資4465元。當年全國農民人均鄉鎮企業純收入為673元，占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2.2%，而同年來自鄉鎮企業收入的凈增部分占到農民人均純收入凈增部分的54.2%。如果不能盡快抑制鄉鎮企業增長減緩和效益滑坡，農民收入的增長將會受到很大影響，農民收入增加緩慢，我們希望開拓農村市場的政策目標將難以得以實現。

　　四、縣域發展的困難與問題

　　近幾年來，我們在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忽視了縣域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盡管中央對許多重大問題都適時地作出了正確的決策，但是在實踐中卻缺乏具體實施的政策或者沒有政策手段，使得許多決策無法通過具體的政策得到落實。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產生、發展及目前在清理整頓中所遭遇到的問題，充分說明我們對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的復雜性估計不足。

　　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經驗證明，縣級和縣級以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總是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縣域經濟的改革和發展能夠得到順利推進的時候，總會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縣域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還常常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提供制度改革的經驗和制度試驗的場所。但是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逐步推開，中央政府面臨日益復雜的城市部門改革的難題，因此關注大中城市、大中企業的多，對涉及人口最大多數的縣域經濟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卻重視不夠。鄉村中的問題更多地集中在如何解決糧食等大宗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的生產、營銷中的問題，以解決中央財政所面臨的許多重大難題，對與整個縣及縣以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密切相關的鄉鎮企業等發展問題始終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

　　我們認為，現實運行中的一些政策、政策觀念或現行體制約束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從而使得鄉鎮企業難以在縣域經濟發展中充分發揮其主體作用：

　　1、鄉鎮企業處于不利的政策環境之中。近幾年來，鄉鎮企業不斷地被斥責為經濟過剩、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低劣、資源和環境的破壞者等等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制造者，造成極其不利于鄉鎮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許多國有或城市集體企業能夠享有的政策而鄉鎮企業卻無法享有。這樣的政策環境在相當程度上直接制約了鄉鎮企業的增長和投資的增加。同時在面對整個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特別是金融、財政體制已經出現的重大變化，鄉鎮企業正面臨包括產權制度、產業結構、投融資體制[1]等方面的重大的戰略調整，這一調整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且政策性極強的過程，也是一項極需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企業家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的工作，同時又是一個必須鼓勵、支持和尊重地方、企業家的各種創新的一個過程。總結我們得自于二十農村改革的基本經驗，沒有這樣的一個過程，制度創新是無法得以迅速實現的。顯然鄉鎮企業這一戰略調整成功與否將直接決定著鄉鎮企業未來能否象八十年代那樣對縣域經濟發展、鄉村社會的穩定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沒有一個非常寬松有利的政策環境，這一戰略性調整過程必然難以順利實施。

　　2、結構調整政策中的問題應予重視。結構調整是當前頗受關注并正在嚴格實施的一項政策，這中間許多調整的政策涉及鄉鎮企業，特別是關閉“五小”或“十五小”政策直接針對鄉村中的中小企業，成為造成鄉鎮企業增長下滑、投資出現負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面對當前總體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環境污染嚴重的情形，中央決定進行結構調整無論在近期還是將來對整個經濟的健康成長都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對行政性一刀切的做法所可能帶來的問題，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關注：一是一些資源型鄉鎮企業的關閉可能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建設及群眾生活可能帶來不利影響。多數資源型的鄉鎮企業如小煤窯、小水泥等都是地處山區、交通不便且遠離大中城市的鄉鎮企業，這些企業的關閉不僅會對縣域經濟建設帶來影響，同時對群眾的生產生活也會造成許多不利影響，因為普通群眾生產生活所需要的燃料和建材產品不可能從遠離數百公里的大中城市運入。二是關閉這些企業所導致的銀行信貸資金的損失如何處理？我們知道以小型資源性企業為主的地區，一般多為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本身資本積累水平較低，且多數企業建立于94年以前，銀行貸款在這些企業中常常是主要的資金來源，這些企業關閉后，所造成的銀行貸款的損失，將有可能會對資產質量已經不好的當地銀行帶來雪上加霜的不良后果。三是依靠行政性手段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進行結構調整，有可能對一些在競爭性行業中仍然有市場的企業硬性關閉，造成投資的損失。

　　我們以為結構調整應該是任何一國經濟在其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發展階段都將面臨的任務，它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涉及一系列政策、制度調整和創新的過程，不能希望畢其功于一役。我們認為當前的結構調整應遵循兩項原則：一是盡可能不要與當前啟動投資、帶動增長的政策目標相違背，二是應將結構調整應與當前的產權改革相結合。當多數的競爭性行業都已經以民間投資為主體之后，如何推進技術進步、改進產品質量滿足市場需求就會成為企業所必須關心的問題，而政府的職責則成為確立競爭規則、規定相應的標準、制定激勵機制、從資源和環境保護出發建立補償或限制的制度等等。產權改革、資本市場建設和促進民間投資應該并行，只有鼓勵大量的民間資本投入各個競爭性行業才能真正解決生產過剩、結構調整、實現企業技術升級的要求。只有這樣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結構調整的過程才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機制。

　　3、中央和地方在經濟發展和政策制定、執行中的關系問題。在目前縣域經濟發展中，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條條”制約“塊塊”的問題。中央權利的上收和強化及財力的相對集中，在通貨膨脹和投資過度的時期無疑是非常有效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而面對當前通貨緊縮、投資和消費普遍不足的情況下，放開一些權利給地方政府、企業當是啟動投資和經濟的重要手段。當前一些部門的政策顯然是十分不利于調動各方積極性的，認真研究制定和執行經濟發展政策時中央和地方、“條條”和“塊塊”的關系是一項十分緊迫的政策調整的任務。當前社會各界普遍認識到，僅僅依靠中央財政的直接投入一方面不僅加重了中央財政的負擔，同時產生的“擠出效應”和整體投資效率的下降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因此鼓勵和推動民間投資成為近來十分普遍的主張，但是如果不給予地方依據各地實際進行靈活調整的自主權利，不僅民間投資的啟動會是十分困難的，改革也很難再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

　　一些同志擔心給予地方政府權利之后是否有可能會造成新一輪的重復建設，我們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只要政府盡可能少地進行新的直接投資或在競爭性行業設立新的國有企業，就可以大大提高投資效率。因為民間投資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投資者將會承擔主要的投資風險，是否重復建設應該成為投資者而非政府所應關心的問題。

　　4、投融資體制改革進展不順利。近幾年來，在對待地方政府結合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探索鄉鎮企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各種試驗，我們始終沒有予以積極的政策引導、規范，而僅僅是簡單地全部關閉、取締。這樣一來，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這些試驗所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但是也有可能使正在進行中的投融資體制改革陷入困境，從而導致鄉鎮企業投資難以增長。一方面是銀行的普遍惜貸，另一方面卻又沒有鄉鎮企業或鄉村中小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渠道和場所，既沒有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又難以獲得，投資如何能夠啟動？鄉鎮企業投資或民間投資從何能夠獲得增長？

　　五、關于政策調整的建議

　　我們以為放棄作為縣域經濟發展主體的鄉鎮企業或者說鄉村中的中小企業，僅僅關注和重視大中企業和城市中小企業既不符合中國當前的發展現實，也不符合中國二十年改革開放所經歷的歷史經驗。江澤民總書記在1998年4月21日的講話中明確指明了鄉鎮企業發展的歷史地位和戰略意義，如何進一步落實講話的指示精神是我們目前面臨的重要任務。通過促進鄉鎮企業的增長，刺激縣域經濟的活躍，對從根本上扭轉目前所彌漫的對經濟回升信心不足的局面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針對縣域經濟發展的現狀，政策調整的主要方向應該是：一、進一步明確鄉鎮企業在縣鄉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鄉鎮企業的發展是縣鄉經濟發展的根基。二是積極鼓勵地方政府制定各種優惠政策啟動民間投資，開辦各種中小型企業，三是應著力減少和消除各種阻礙民間投資進入的各種限制、壟斷和部門利益，四是鼓勵各種為民間投資服務的包括投資基金、信用擔保、資產購并、信息服務、投資決策服務等中介組織的發育。

　　從具體的政策調整來看，有以下一些內容

　　1、 應實施放水養魚的政策。不能再有新的增稅措施的出臺，避免與增加投資、改變預期的政策目標相違背。在可能的情況下，應實施相應的減稅措施，特別是對新辦的中小企業，在工商注冊登記、國稅和地稅及其他稅費方面的減免等方面應給予特別的優惠。

　　2、 調整中央財政投資的結構。我們認為在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策目標除了擴大直接投資以外，更重要的應該是：A、啟動、帶動、引導、鼓勵民間投資，B、確保財政投資安全，C、增加財政收益和提高財政投資效率。為此我們認為通過國債發行籌集的資金在使用時應進行相應的結構調整，不應僅僅投入到回收期長的基礎設施項目，應劃分出一部分財政資金，建立一系列鼓勵民間投資增長的激勵機制，主要包括：第一，投入部分資金作為引導，在目前已經建立鄉鎮企業發展基金的地區，幫助地方進行建立省市縣鄉鎮企業信用擔保制度試驗，在地方信用擔保制度運行正常后以其收益逐步退還這部分資金。第二，進行信貸貼息補貼，對具有市場擴張能力的出口企業實施貸款貼息，同時為鼓勵投資對具有市場潛力的企業進行的技術改造或由民間投資為主新創辦的中小企業實施貸款部分貼息。這些貼息應在以后的企業利潤中予以逐步償還。第三，以中央財政資金為引導，在省和大中城市設立風險投資基金，對具有戰略意義而風險較大、且民間投資愿意進入而又不愿獨立承擔風險的產業進行投資引導，在投資成功之后，以民間投資將財政投資予以置換。

　　3、 應給予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同樣的政策待遇。國有企業的改革正在逐步深入，在這一過程中企業間的購并當是改革的一種重要的方式。在國有企業之間的兼并和收購能夠享有停息掛帳、稅費減免的政策，而當鄉鎮企業購并國有企業時卻沒有資格享受這些政策。此外，在信貸、行業的進入、項目的審批等方面作為非國有企業的鄉鎮企業都無法享有與國有企業同等的政策待遇，這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民間資本進入的門檻，大大抑制了鄉鎮企業擴張投資的意愿。

　　4、 引導地方進行投融資改革的試驗。繼續允許具備條件的地方結合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進行一系列的投融資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在通過中央有關部門批準并在其直接監管之下進行包括信用擔保制度、封閉運行的投資基金、產權交易市場或柜臺交易系統等涉及資本市場建設的試驗。

　　5、 鼓勵民間投資參與結構調整。應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因地制宜實施結構調整的政策。除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和對資源造成重大破壞的一些行業或企業外，結構調整應該是一個逐步的過程，無論是經濟結構、企業規模結構、產品結構、還是產業結構，其中市場競爭是結構調整的一個主要力量，這一力量通過市場來反映需求的變化從而推動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而政府的力量在其中是一個促進和加快的作用，并主要依靠政策的誘導。將產權改革與結構調整相結合，鼓勵民間投資的參與將是強化結構調整過程中市場力量的重要手段，應盡快研究和制定相應的具體政策。盡可能不要采取一刀切的辦法，以避免對地方經濟帶來過于沉重的打擊，加重當前經濟的不景氣，并造成群眾的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銀行貸款形成新的呆壞帳的不利局面。

　　總之，我們必須對鄉鎮企業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主體作用予以高度重視，這是二十年來改革的經驗已經予以充分證明了的。我們必須將鄉鎮企業的發展納入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進行考慮。忽視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將會置整個縣域經濟于崩潰的境地，鄉村就業、勞動力轉移、農民收入增加、鄉村市場的啟動和擴大、鄉村社會的穩定都將會陷于十分被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