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來信之薛涌專欄

　　甘德懷北大考博一事，如今已經成為中國教育界的重要議題。但是，過多地就事論事容易掩蓋更本質的教育問題。

　　筆者此前指出，美國的博士錄取有一定之規，但核心精神還是導師說了算。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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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目前的誠信度，如果原封不動移植地“教授治校”，很可能會導致種種腐敗。因此，保持學術界的廉潔公正恐怕還是當務之急。

　　但如何避免學術腐敗呢？中國的古代傳統提供了有效的辦法：科舉制度。古代科舉一般來說制度很嚴、執法很厲，甚至有因徇私舞弊而被腰斬者。中國大陸在1979年恢復高考，基本也是采用這一制度的精神，大家競爭大體還算公平。

　　但這種廉潔的制度有其代價。要防止腐敗，制度就得定得很嚴、很死。最后科舉制度把中國讀書人的精力全吸引到八股文上來，很難培養出社會需要的人才。而反觀江戶時代的日本，沒有這套公平的制度，但社會思想活躍、人才輩出，面臨西方的挑戰，日本以比我們小得多的人口，培養了一代堪當大任的精英。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出路在哪里？是回到科舉式的制度？還是走向美國那樣更加靈活的制度？或是有什么第三條道路？

　　對這一問題，筆者不想冒充有答案。但我們不妨討論一下：為什么教授說了算的制度，在美國行得通，在中國卻不行？

　　說到底，保持學術廉潔的最好辦法就是學術競爭。而要競爭，就得搞私立大學。試想，如果朱蘇力用自己的錢開個私塾，他收或不收甘德懷都不會引起這樣的軒然大波。美國一流大學的主流是私立大學，實際上就是放大了的私塾。學校的經營必須嚴守財政紀律，不能盲目大招博士生。同時，私立大學靠民間的資源，缺乏壟斷，即使一流大學，也有許多所。相對而言，招博士的地方多，但每個地方招的人卻很少，即使是名校名教授，有時和別的學校搶起學生來也不遺余力。

　　競爭帶來了幾個后果：第一，教授的學生少，就必須保證在有限的學生中出人才。于是，教授拿招收博士生送人情的本錢就少多了；第二，學生的選擇也多，你不要我，我有本事就可以去別的地方。即使一個地方不公平，也不可能處處不公平；第三，由于沒有壟斷，競爭激烈，誰的博士課程不行，學生沒有出息，誰的學術聲譽就會受到損害。

　　我們則恰恰相反。雖然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已經登堂入室了。但在教育上，我們對北大、清華這樣的“國有企業”還嫌其不夠大，還要國家大量輸血。這樣一來，資源人為地集中，別的學校難以與之競爭。而名教授進了名大學，幾乎就有了壟斷地位。因為一方面學生沒有別的地方去，都到他們名下來“跳龍門”；另一方面學校也有的是錢，博士生可以較隨意地擴招，用博士生送人情的本錢也多了。

　　過去的科舉為什么那么嚴、那么死？就是因為權力太集中，制度一松，各種腐敗就自然滋生。現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就是不通過市場而通過行政手段來集中教育資源，使北大、清華的教授獲得了不受市場挑戰的權力，從而形成了腐敗的制度基礎。結果，我們不得不面臨著一個不情愿的抉擇：要么回到科舉，要么放任腐敗。

　　相反，如果國家不支持北大，而是把北大一分為幾所大學，讓他們自負盈虧、平等競爭，結果將如何呢？顯而易見，那樣一來，一個小大學的教授也許只能有一兩個博士生，而且還得面對許多其他學校的博士生的競爭。你就算讓教授說了算，他會拿著這個唯一的名額送人情嗎？這就像武俠小說中的各路高手，在一個你死我活的世界，為了續自己的香火，再大的大師也要走遍天下找個好徒弟。

　　據說北京的一個英語學校“新東方”聲稱要成為“東方哈佛”，被一位北大教授譏之為“不懂教育”。吃著皇糧譏笑民間學校當然容易，但如果我們的社會不給大大小小的“新東方”們發展成“東方哈佛”的機會，那才是真正的不懂教育。

　　本期專欄作者

　　薛涌：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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