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觀察之鄧聿文專欄
近日，參加浙江省公開選拔副廳(市)級、縣級黨政正職領導干部競聘的10位民營企業家全部落選了。此事引發了人們各種各樣的議論和猜想。但是，有關報道卻沒有問一問，為什么這次浙江省選拔領導干部竟然吸引了10位民營企業家去競聘？這些民營企業家“棄商從政”的背后蘊涵著什么？
筆者認為，比起追問落選的原因來，這是一個更為根本也更為重要的問題。也許對于具體的個人而言，“棄商從政”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比如，在接受采訪的企業家中，有的是因為興趣，有的是想施展更大的抱負。當然，這里面也少不了政府的“廣納賢才”。據悉，浙江省此次面向包括民營和外企管理人員在內的非公經濟組織人士公開選拔副廳(市)級、縣級黨政正職領導干部，在全國尚屬首次。而為了給民營企業家創造準入條件，這次公開選拔對他們設定了比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還低的門檻。但是，一下子涌出10位民營企業家去競聘政府官員的職位，我們就不能不問問為什么了。
筆者認為，民營企業家“棄商從政”反映了目前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不是很令人滿意。十六大雖然確立了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一樣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地位，但經濟生活中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依然存在。
比方說，在市場準入方面，民企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尤其是國企還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而政府壟斷和半壟斷的行業，民企基本上很難進入；在融資環境方面，目前民企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獲取資金的渠道相當有限；在法制保障方面，某些執法部門，比如工商、稅務等常因部門利益而損害民企的合法權益。
以本輪宏觀調控來說，雖然國家并不是針對民營企業來的，但很多民營企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那些為謀求更大發展空間而向金融和重化工業領域拓展的民企，在此輪宏觀調控中基本上不能全身而退，成為地方政府“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犧牲品”。
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環境的不如意甚至某種程度的惡化，從側面說明目前政府的權力還很大。
改革雖然已經過去25年了，但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還處于主導地位，官員手中還掌握著很大的資源配置權力，行政干預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例如，一般的商品價格和某些生產要素的市場已經放開，但政府對土地、貨幣等重要生產要素的供給，仍然具有一定的主導權；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初步形成，但政府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尚未完全擺脫“投資主體”的角色；雖然大量削減了行政審批權，但在部門利益的誘導下，某些重要審批權控制得更嚴，并且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
由于官員手中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當官”成為一種風險很小但收益頗豐的職業，面對民營企業發展的種種不如意，兩相比較，民營企業家選擇棄商從政，正是理性經濟人的選擇。何況我們本來就有著長期的＂官本位＂意識。
事實上，民營企業一直是在政府權力的“夾縫”中生存和發展起來的，對權力有著天然的敏感。尤其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官員的公權力可能具有比單一計劃經濟體制下更加明顯的誘惑力，民營企業家會更有意識地去尋求“保護傘”或者干脆“棄商從政”。而無論是尋求“保護傘”還是“棄商從政”，如果在此過程中沒有權力制衡與全程監督，不能有效地界定官商界限，其結果都有可能造就出變相的“紅頂商人”來。
本期專欄作者
鄧聿文：《國際金融報》評論員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