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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北京青年報》報道說，7月27日上午，安徽省阜陽市第一例涉嫌銷售偽劣奶粉案開庭審理，被告人李新道被控涉嫌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庭審中，李新道是否存在犯罪故意成為控辨雙方辨論的焦點。李新道也因此成為走上被告席的第一人。
最后的審判結果尚不得知，但根據法庭辯論所透視出的價值判斷以及思路，似乎可以演繹出這樣一種結果：即使李新道經手銷售的“圣童”奶粉致使了再多的嬰兒患病乃至死亡，只要能找到售假而不知假的可被法庭采信的證據，他在法律面前便“沒事兒”了，起碼沒“大事兒”。
這種邏輯推理讓人不禁聯想到汽車肇事：開車把人撞死，也許出于故意殺人的動機，也許純屬意外。盡管性質不同，在量刑、處罰上亦有別，但畢竟都是把人撞死了，因此，意外傷害者怎么也不可能“沒事兒”。比如英國的法律認為：讓肇事者無條件地承擔某種責任，既是對死亡者、被傷害者生命價值的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平”的原則。
由此看，李新道成為阜陽此次劣質奶粉事件后走上被告席的第一人，大可舉一反三，因為此案具有實在太大、太深刻的社會普遍意義，因為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猖獗已有很多年頭，其間造成的人間悲劇、經濟損失、社會精神道德文化損失等等，幾乎無以計算。
假冒偽劣究竟應被看成是社會轉型期、市場發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以及無法逾越的歷史階段，還是政府以及社會的一種綜合性失誤？筆者更傾向于后者。所謂綜合性失誤，也就是說在制度安排、立法執法、價值判斷、日常管理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與錯位。
在假冒偽劣商品泛濫的整個進程中，流通環節、銷售者無疑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從經濟運行的“鏈條”看，它構成與消費者直接的交易關系，抑或說契約關系；從制假者利益實現的規律看，售假者是其最主要的甚至惟一的依托。
反過來說，假如流通環節、銷售者能對假冒偽劣產品發揮必要的“屏障”作用，制假者便失去了生存空間，甚至無法產生制假的動機。
然而從過去整治假冒偽劣的大量實踐看，與上述假冒偽劣運行的規律卻存在著嚴重的“錯位”現象。例如，由于法律的寬容和執法重點的偏差，售假者常常以自己不知假或自己也是受害者為借口，而輕易逃避銷售契約中本應有的責任與義務。即使在受損消費者乃至大眾心目中，售假者每每也成為可被“理解”、寬宥的對象。
售假即犯法乃至坐牢，與一旦有消費者依據《消法》索賠時履行賠償責任，既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經濟概念。事實上，許多不法商人怕的不是賠償或罰款而是坐牢，因為坐牢對他們的綜合損失要比前者大得多。然而，我們的某些市場管理部門、執法部門的價值取向，與上述有效懲治售假者的道理，同樣存在嚴重的“錯位”現象。對售假者施以罰款往往成為關注點、興奮點，而且達成一種心理默契：不是希望售假者洗手不干乃至“絕種”，而是希望售假者“持續發展”，因為只有這樣，罰款源才能得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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