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諾貝爾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談技術對經濟的推動力和技術“依附”

　　“對于研究者而言，最缺乏的是具有說明力的數據而非現成的結論。”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 Fogel)堅持以新的實證模型解釋已有的理論，他的研究結果引起了經濟學界的爭論，以至于在研究成果公布20年之后的1993年，福格爾才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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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慈祥的78歲老人就是羅伯特·福格爾，用平緩的語氣講述經濟增長性質的變革。50多年前從康柰爾大學畢業后，他成為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希望能夠改造這個社會，1948年到1957年，他是美國共產黨的青年團領袖。最后他終于相信，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夠的，而自由市場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好的制度之一，也是改善人類生活最好的制度之一。

　　這位芝加哥大學教授因對新經濟史學的突出貢獻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美國19世紀的運輸革命、南北戰爭前的奴隸制的反事實分析以及生活水準與現代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等方面有著深入獨到的研究。他否認單純的技術創新對經濟的帶動力，并用美國鐵路發展作為實例解釋新技術對于經濟帶動的有限性。而后，他又嘗試用數理工具重新詮釋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如今，他的頭銜又變成了“衛生與老年人經濟問題專家”。

　　6月21日，福格爾教授到中國出席祝賀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的系列活動，他發表演講的主題是“經濟增長性質的變革”。6月23日，《商務周刊》對福格爾教授進行了專訪。

　　“衡量一國真正科技實力，取得真正的科技創新，

　　則取決于一國的基礎研發力量”

　　《商務周刊》：熊彼特主張創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羅斯托主張經濟發展階段的相互替代關系，他們的共同點是認同技術創新對于經濟發展的非連續性帶動作用，并為此建立了完整的學術模型，這些被普遍認可的結論卻被您完全打翻了。

　　福格爾：我不能認同他們的模型，因為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技術發展和創造也是在人的行為中完成的，在經濟發展史上，道德與經濟的沖突一再出現，這就足以說明技術不是全部的驅動力。

　　當鐵路開通時，美國民眾為之歡呼，因為人們認為運輸或是交通業將成為美國經濟的增長動力。但事實并非如此。鐵軌的出現對美國GNP的增長貢獻率僅為3%。

　　《商務周刊》：您是否認為美國經濟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足夠的代表性？您又是如何看待社會因素與技術力量對于經濟發展的共同推動作用？

　　福格爾：與其他發展經濟不同的是，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付出了比別國更高的成本。在美國跨入工業時代初期，急劇的社會變動和嚴重的社會弊端，激發了人們的改革熱情，一股稱作“進步主義運動”的改革浪潮蕩滌全國。這種改革的熱情使當時政府在刺激經濟和改進就業方面做出激進的調整。在戰后，美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黃金時代，美國技術投入又開始增加。

　　但是物質力量對于美國經濟的影響又不可忽視。如果我們采用傳統的標準來衡量增長，美國2000年的真實收入比1900年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用物質和非物質因素共同反映美國的真實收入，則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換句話說，美國的商品和服務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經濟之內。

　　現在資產的主要形勢已經不再是房屋、機械或者輸電網絡，而是經濟學家稱為“人力資本”或者“知識資本”的勞動技能。正是這些非實物資產的規模和質量，決定了個人和商業實體在競爭市場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與否。

　　《商務周刊》：您又是如何看待技術發展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力。現實情況下，中國是否需要為了引進技術而付出更高的成本？

　　福格爾：市場開放使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引進參與到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中。中國已經通過開放將引進的技術應用于汽車業、醫藥行業等，這些市場需求旺盛的行業最容易從引進技術中獲得收益。但是如果衡量一國真正科技實力，取得真正的科技創新，則取決于一國的基礎研發力量。

　　發展中國家可能很難在基礎研發工作和應用技術開拓市場之間取得平衡。我的觀點是：雖然核心技術并不對經濟產生直接的帶動力，發展中國家應該將技術轉化為一國的真實生產力，然后通過這些市場化的收益投資于基礎研發。

　　“中國的開放

　　是處于平等狀態下的開放，中國已經從開放的市場中受益而非依附”

　　《商務周刊》：中國商務部發布的報告指出，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存在技術壟斷行為。這是否意味跨國公司可以通過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高的收益？

　　福格爾：我相信跨國公司在汽車制造行業不存在技術壟斷。然而在其他知識產權領域，我并不能確定。我認為，知識產權在中國市場中如何發揮作用，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和市場競爭主體的行為。

　　在新的經濟增長性質中，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所付出的成本可能低于發展中國家，因為發達國家可以利用先進技術創造更高的生產率，這是發展中國家所不能比的。

　　《商務周刊》：1990年代“華盛頓共識”在拉美國家遭到挫折，世界知識界在重提后殖民和依附理論。那么中國在開放中，如何從依附理論中吸引更多的教訓？要知道，一個符合跨國公司利益而不是國內發展需要的生產結構和技術結構在中國已經初露端倪。

　　福格爾：上世紀50年代，以拉美國家為分析模板誕生了依附理論。依附理論試圖站在歷史的角度探討后發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但是依附理論建立在開放理論和市場內在缺陷基礎上，并不適用研究某國經濟具體情況。我們可以用依附理論為中國政府為制定跨國公司的發展戰略提供幫助，但如果用這一理論解釋中國市場的改革開放，則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中國的開放是處于平等狀態下的開放。盡管中國核心技術還沒有實質性提高，但是中國已經從開放的市場中受益，而依附理論只是強調了市場開放的缺點。

　　《商務周刊》：經濟學家通常用有限的量變關系建立模型，但是您似乎列舉的是非常龐雜的數字，這些綜合性的影響因素，又如何建立精確的模型呢？經濟增長性質的改變使得GDP在衡量經濟發展的作用中是有限的，我們又如何建立起衡量經濟增長的標準？

　　福格爾：美國學者運用計量方法研究選舉、移民史、經濟史，這就意味著計量給信息統計帶來新的機會。尤其是轉軌經濟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也會推動更多新型指標反映經濟發展狀況。

　　GDP并不能完全反映經濟的實際增長情況，只是反映了總體規模。導致GDP指標不全面的一個原因在于沒有考慮到產出質量的改進。然而，GDP增長也不是沒有益處的，發展中國家首先獲得GDP增長才能實現經濟的真正增長。在沒有尋找到更合適的指標前，宏觀經濟的決策部門還是應該重視GDP增長。

　　《商務周刊》：美國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后所面臨的問題與中國有什么不同？中國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需要做好哪些準備，以減少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

　　福格爾：相對于中國而言，美國的人口老齡化則容易解決。因為美國有養老金計劃。儲蓄和投資收益是美國人為養老做準備的重要方面之一。雖然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很低，但半數以上的美國家庭都參與股市投資，多數人能為養老積蓄部分資金。退休金計劃是美國養老體系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通過有關法律以稅收優惠等形式來鼓勵企業與雇員共同建立退休金計劃。再者，美國是移民國家，人口老齡化問題相對容易解決。

　　在中國，各項經濟政策都要隨著經濟轉軌而不斷完善。首先，養老金計劃應納入財政計劃，使養老金保持充足的基金；再者，應該為個人賬戶的管理建立一整套制度法規和風險監控制度；這樣，個人賬戶基金的資本化市場管理運營可以達到投資回報率和風險防范兼顧的目的。另外，中國現實的就業壓力，使得中國不可能像美國或是西歐國家那樣通過延長退休年齡而解決養老金負擔過重的問題。增加私人投資的養老金計劃，并建立相關的養老金監管制度是最重要的。

　　與此同時，在解決社會老齡化問題時，社會均衡發展也是重要問題。否則在農村由于老齡化人口嚴重，可能進一步增加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