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何忠平 康 莊 成都報道

　　新都位于成都市北郊，這里也是明代宰相楊廷和、清代思想家費密、現代著名作家艾蕪的故鄉。2002年第一天，它結束了約1800年的“縣史”，成為成都市的一個區。

　　記者在對新都區長達半年的關注之后，最近一個月，又七赴新都采訪調查，深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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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城區、基層官員、普通市民、學生以及直選可能涉及到的各個方面，新都模式的面目逐漸清晰。而在其背后，李仲彬則始終以低調處事，婉拒記者的專訪。

　　在一次次的交涉溝通中，李仲彬終于答應深談，而在此之前，通過各方面的調查和大量的材料，我們已經略約知道這個改革推行者的豐富故事，接下來的，只是要得到他的印證。

　　與一些媒體曾爆炒過的長治、宿遷相比，新都無疑正進行著一場對制度有著貢獻的實驗。雖有人說，這場實驗還是人治力量大于法治力量，是區委乃至更高層在推動著……

　　但不容回避的是，就如哈耶克所說，秩序不是設計的結果，而是行動的結果。中國的社會轉型，其真正的起點在于行動者的出現——新都、李仲彬，正是這樣的例子。

　　在爭議背后

　　木蘭鎮中國第一例鎮黨委書記直選完畢，“直選書記”劉剛毅事后總結了競選心得。

　　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包括認識、責任、監督和對象等四個方面的變化，其中他感到最深刻的一點就是，“直選書記”經過了更多的“陽光”過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過程，通過了更多的“過濾”過程，受到的監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廣、壓力更大。

　　更重要的是，通過公推直選，劉剛毅坦承“自我監督在無形中迅速增強”。

　　同樣參加鎮黨委書記直選的新民鎮副鎮長譚小琳，雖然是帶著“試一試”和“展示自己”的初衷去參加競選的，最終競選失敗，但她事后還是分析了落選因素。

　　實地調查時間不夠，譚小琳認為這導致準備不充分——從報名到競職演講，前后僅3天，其中實地調查2天，集中詢問半天，其余時間為在有關人員陪同下調查。

　　演講是一種好的方式，但演講水平并不能代表全部。于是她提出建議，可否在演講之前，加一些其他綜合測試；另外作為女性，譚小琳認為被男性認同、被社會承認的難度較大，尤其是在政治、經濟領域。她觀察到，到會參加投票的黨員中，男性占了絕大多數。

　　“注定這是一次艱辛又痛苦的實驗。”李仲彬毫不隱諱地告訴記者。因為爭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一直裹協在新都這么多年來的基層民主推進的全過程中。

　　因為直選，新都一位中學老師曾毫不留情地當面指責李仲彬，“你再整下去，要把新都搞垮！”而通過寫信、發電子郵件批評指責他的，更是家常便飯——今年春節上班第一天，一位中層干部便給他送去了一首打油詩：“仲彬書記講得好，落到實處有多少……”

　　但令李仲彬感到欣慰的是，新都民主土壤現在培養得還不錯，他堅信新都模式兩三年后就可推出，“模式不能推廣，那有啥意義？有些東西搞科研可以，但我們不能搞科研啊”。

　　這讓人不由想起了四川遂寧市步云鄉1998年歲末進行的一場秘密試驗：直選鄉長。

　　成都大學的法學講師王怡觀察到，“直選鄉長”譚曉秋——也正是上級領導慧眼看中的人選。但由于直選突破了現有選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步云鄉長直選明確表態不予支持——這也直接致使了那場實質以人事制度改革為目標的試驗，至今身份仍未明朗。

　　2001年底，譚任期屆滿，步云采取“變通辦法”又進行了第二次“直選”：地方政府先直接選舉“鄉長候選人”，然后上報市委組織部批準，再由鄉人大投票選舉。

　　結果，如第一次直選，譚曉秋再次成為鄉長。但有誰能知道，這么多年來，號稱“中國第一直選鄉長”的譚——在這場農村政治改革試驗中所承受的超重負荷。

　　由于并不存在競選上一級政府職位的可能性，王怡注意到，作為“不合法”直選試驗產物的譚，在現行干部體制內調動升遷的管道就被堵住了。尤其是第二次選舉——將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組織人事制度結合起來，更使譚在任何一個方向上似乎都失去了升遷可能。

　　最近幾年來，譚的同事中升官的升官，調任的調任，甚至當年在他手下競選落敗的村干部，現今的職位都已在他之上，而譚——成了整個遂寧官場中的一個異類。

　　直選雖然在新都成了一種流行和必須，但步云面臨的許多問題在新都也同樣存在。

　　現象與本質

　　應新都區政協主席羅時武邀請，今年4月，區委組織部副部長吳斌曾撰文指出：在新都領導干部目前不可能全部實行直選，這就必須有干部的正常交流和調配。而由普通黨員和廣大群眾直選出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提拔、交流和調配又如何處理呢？

　　譚曉秋兩次競選成功，除他個人工作能力很強外，據學者調查，另一個原因是步云鄉近幾年搞基礎建設“負債累累”，有人表示，譚曉秋走了，那誰愿意來承擔債務？

　　針對新都實驗，木蘭鎮前黨委書記黃建華認為，現任書記基礎好威信高，領導放心群眾愿留，本是一件好事，但因為直選也易造成問題：該調走的調不了，該進的進不去。

　　不僅如此，新都的直選實驗還帶來了一些新問題——

　　鎮黨委書記實行“公推直選”，鄉鎮的其他班子成員怎么產生？如果采取組織任命，黨委書記和其他班子成員之間的關系又如何處理？如果也采取直選，其他成員又對誰負責？

　　吳斌還提出了自己的擔心：為了得民心，直選出來的黨委書記在個別地方可能會對下負責多、對上負責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將會受到一定影響。

　　新都實驗是一個漫長過程。因為直選不是唯一，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黨章》、《選舉工作條例》、《干部任用條例》等黨內規章對于地方組織和基層組織的選舉、領導干部的任職條件和資格等方面的嚴格規定，使得直選受到較大的限制。吳斌認為，在更大范圍內推行“公推直選”，還需要得到制度上的配套支持。

　　再則，農村黨員結構不合理，老黨員比例較大，而老黨員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又在逐漸弱化，他們的代表性、先進性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快速進步的今天已不能得到充分體現。

　　以記者曾調查過的木蘭鎮為例，共有黨員785人，平均年齡54.2歲。其中55歲以上的有405人，其中60歲以上的278人；從學歷構成來看，初中以下文化竟高達701人。

　　除此之外，直選必然帶來自我宣傳、拉選票、賄選等的界定和區分，必然要對參選者進行監督和約束——但在這方面，吳斌認為還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

　　有些問題李仲彬看得很明白，有些問題似乎他并不急著解決。

　　對于直選干部的交流、調配，他的解決思路是，直選干部原則上只干一屆，干得好的就由區委直接上調；沒能上調的，則繼續參加下一屆的“公推直選”。

　　只要不許諾、不搞賄選等，在村支書直選中怎么拉選票，他表示“都認同”。

　　鋪墊的代價

　　事實上，不斷改革和完善的黨內選舉制度，是一種比較成熟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選舉制度——要在選舉制度上作較大的改革和調整，特別是要在縣以上的黨內選舉上進行重大改革，顯然，還需要作更多的探索、實踐和積累更多的經驗。

　　要把新都模式在短時間內復制并推廣開來，目前條件似乎也并未全具。因為各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平衡，黨員和群眾的政治參與意識也還參差不齊……

　　在木蘭鎮黨委書記直選時，記者了解到，為了保證黨員出席率，公推直選的整個過程光會務補助費就花了1萬多元，由木蘭鎮入不敷出的財政支出。

　　比如到會的農民黨員根據簽字，每人發10元的誤工費。而在鎮政府黑板報上，記者看到去年1-10月木蘭鎮的財政收入只有320萬元，而財政支出卻達到了345萬元。

　　但另外一方面，新都直選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血液更新，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加速作用。

　　因為參加直選有“門檻”設置，第一必須是黨員，第二年齡和文化上都有具體要求。可以說，新都的直選對農村基層黨組織中的領頭人，進行了一次悄無聲息的結構“換代”。

　　而且據記者了解，在新都申請加入黨組織的尤其是年輕人變多了，更踴躍了。

　　“剛開始，也有人懷疑我們在做秀”，李仲彬告訴記者，“現在你看看，一個村支書直選最多有7人參加競爭，這個場面很激烈啊，根本用不著動員”。

　　296個村支書直選完畢，有一個直選村支書最近因為沒有兌現選前承諾——公開財務，黨員們正在聯名要求罷免他。據了解，全區村里的黨員大會、支部大會現在也是經常開了。

　　直選村支書，李仲彬認為主要就是解決了村務、財務公開和干部腐敗、作風問題；中小學校長直選主要解決了教育腐敗，“通過直選，有很多層面上的東西可以迎刃而解”。

　　今年7月準備召開的干部民主評測與去年8月的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據透露，今年除“好”、“中”、“差”三個選項外，還增加了“棄權”項——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選項，如果“棄權”票多了，李仲彬認為這就說明干部還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

　　去年8月干部民主評測，李仲彬的“作風民主”項得票最差，其中有個原因就是當時沒有“棄權”項，而規定是——每張評測票必須要打1個以上的“差”，否則視為廢票。

　　那新都為什么要先進行村支書而不是村主任的直選呢？一名官員告訴記者，這一切都是為了加強共產黨領導和黨組織建設，“接下來，區委可能會鼓勵村支書兼任村主任”。

　　如果李仲彬離開新都，“陽光政府”這些做法還能行得通嗎？繼任者會不會“開倒車”？

　　李仲彬似乎信心十足，他認為群眾擁護不擁護，是一件事是否能做長遠的關鍵。應該說，建立“陽光政府”已在新都區形成了一種氛圍，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認可。

　　這種認可的具體表現是：只要局長、鎮長們稍有超越權利或做了不公正、不公開、不公平的事情，就會有群眾站出來說，你這個不符合“陽光政府”的做法。

　　有一次李仲彬下鄉去一個小學考察，剛進校門，學生們就叫了起來，“李仲彬來了，李仲彬來了”。“他們沒叫我李書記，這是一種進步啊”，李仲彬平靜地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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