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究竟有多少不良貸款？

　　2001年8月15日有一則消息：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日前透露，今年上半年，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去年凈下降2.1個百分點。四家銀行的不良貨款比率，自去年第四季度開始出現凈下降，至今已保

蔡依琳演唱會票價1元? 法拉利版奧林巴斯現身 海納百川 候車亭媒體 財富之旅誠邀商戶加盟

持連續9個月凈下降。此外，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基本得到控制。戴相龍要求，當前要加大金融監管的力度，降低不良貸款。今明兩年四大銀行和政策性不良貸款率，每年要下降2~3百分點。另據中國銀行日前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27.01，比去年底下降1.77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中國工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比年初下降2.18個百分點”。[1]

　　眾所周知，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在四大國有銀行中是最低的。這則消息透露，在2001年上半年，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從2000年底的28.78%下降為27.01%。目前，我們還弄不清楚，這個數字有沒有包括前兩年剝離出去的14000億不良資產。按照一般的理解，這14000億不良資產早就劃給了華融、長城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不應當再記在四大國有銀行賬上。假若，我們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那么，只有兩種可能：第一，中國銀行在1999年的壞帳數目要遠遠超過28.78%。第二，中國銀行在這兩年又憑白增添了許多不良貸款。無論是哪種可能，都說明了不良貸款相當嚴重。至于說另外幾家國有銀行，例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他們的不良貸款率一向高于中國銀行，問題更為嚴重。

　　如果和世界各國金融系統的不良貸款率作個橫向比較，中國金融系統中的不良貸款率真叫人觸目驚心。聯合國的幾個委員會曾經對全世界的貪污腐敗問題作了調查研究，中國的貪污腐敗問題比較嚴重，但是在世界排名榜上，我們還不是最差的。世界銀行和IMF調查了全世界各國的金融體系中的不良貸款，除了那些已經遭遇金融危機，金融狀況已經一塌糊涂的國家之外，有幾個國家的不良貸款比我們高？

　　許多媒體報導說，中國的銀行內部不良貸款高達3萬億。中央要求每年下降二個百分點，也就是要減少600億。據說，這是央行新設的金融監管局的主要職責。[2]實際上，這對于央行金融監管局來說絕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監管人員長期以來就像救火隊一樣在全國范圍內奔波。說我們的金融業“四面起火，八方冒煙”真是一點都不夸張。目前，貪污腐敗現象越演越烈，金融領域是所有尋租活動必經之途。拿這么有限的幾個金融監管人員去對付“人心不古，黨風日下”，實在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單一的金融監管渠道是無法對付日趨復雜的金融監管的。說聲要減少600億不良資產，下個指標容易，怎么實行？那些國有企業在繼續虧損，到時候，銀行敢不敢不再發放貸款？或者干脆叫他們破產倒閉？只要銀行擺脫不了各級政府的控制，就別想擺脫來自于國有企業的壞帳。維護穩定的任務要比降低不良貸款硬得多。

　　說句不客氣的話，別說每年降低600億不良貸款，如果能夠保持在現在這個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還只有幾千億。眼看著突破了一萬億、二萬億。在金融系統中，人還是那些人，國有企業還是那些國有企業，經營環境還不如90年代初期，憑什么就能把不良貸款降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做假帳。下級騙上級，企業騙銀行，一直騙到黨中央。

　　(二) 出現不良貸款的原因

　　(1)政企不分是造成銀行業巨額不良貸款的重要原因。

　　國有銀行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延續下來的。國有銀行和各級地方政府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系。巨大的慣性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很難擺脫政府過度的行政干預。實際上，國有銀行是各級政府的下屬機構，在人事和業務經營上都受到政府的干預和控制。國有銀行的高級職員都是擁有政府行政級別的官員。他們的任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國有銀行的重大決策必須向各級黨委和政府請示報告。因此，國有銀行遠非真正獨立的金融機構，亦很難完全按照金融市場的經濟規律辦事。

　　國有銀行的大部分不良貸款都和政府官員的干預直接相關。

　　難道中國人不懂得怎么辦銀行？也許有些銀行的主管確實昏庸無能，但是，大部分銀行的行長、經理們還是心中有數的。他們明明知道某筆貸款放出去很可能收不回來，但是，只要領導批個條子，不貸也要貸。

　　如果追究下去，為什么這些領導要批條子？真的他們不知道把錢借給某些國有企業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其中包括有一些貪污腐敗在內，但是相當多的情況是這些手握大權的領導人往往身不由己，他們必須要顧全另外一些指標。例如，為了穩定局勢，絕不能讓某些大企業破產，于是，只好犧牲銀行的利益，先發了貸款再說。銀行增加壞帳固然是個問題，但是，一旦在本地區出現動亂，主管領導立刻就會丟掉烏紗帽。你讓這些官員做何選擇？

　　(2)國有企業的虧損造成銀行系統不良貸款與日俱增。

　　從根本上說，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是我國特定的投資、融資體制的必然產物。我國的融資體系一直是以銀行為核心的間接融資體系，其中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又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自1983年國家實行“撥改貸”以來，國家對國有企業幾乎沒有資本金注入，加之國有企業自我積累能力不足，資本市場發育不健全，導致企業過分依賴銀行貸款這種外部融資形式。

　　據統計，1995年國有企業融資總額中來自于國有銀行間接融資的比重為88%，1996年為83%，1997年為77%；而在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信貸資產的構成中，對國有經濟單位的貸款占總貸款的比重1985年為85%，1996年上升到90%。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行為和經營狀況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有銀行的資產質量。由于國有企業的資本金來源在傳統上依賴于國家的財政撥款，其內部積累能力嚴重不足。隨著“撥改貸”政策的實行，這一資金來源不復存在，由于資本市場發育程度較低，外部融資只能依賴于銀行，包括資本金的補充。這樣，國有企業不僅將銀行貸款用于流動資金，還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長期投資(大約有80%左右)，這就使得銀行貸款被長期占用，難以收回。在國有企業普遍不景氣的條件下，這部分資金不可避免地成為難以收回的壞帳。可以說，在我國現有的投融資體系下，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這種唇亡齒寒的關系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有銀行出現巨額壞帳的必然性。

　　由于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同屬一個老板，銀行便無法和國有企業截然分開。據統計，三分之二的國有企業處于明虧或者暗虧的狀態。許多虧損嚴重的國有企業必須依靠銀行不斷輸血才能維持生存。明知發放的貸款很有可能成為壞帳，如果銀行停止向這些國有企業發放貸款就有可能造成停工下崗，甚至國有企業破產倒閉，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減輕當前的政府財政負擔，銀行往往不得不繼續向那些沒有還貸希望的國有企業發放信貸。于是，銀行信貸往往落入發放貸款—無法回收—再貸款的惡性循環。

　　按照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已經超過了信貸總額的28%。其中大部分都來自于國有企業的虧損。四大國有銀行的資產損失已經遠遠超過了銀行的資本金。

　　近年內,試圖用“債轉股”的方法來剝離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從表面上來看，國有企業的負擔減輕了，在報表上可能虧損額下降，或者扭虧為盈。但是，國有資產公司能否有效地處理和消化壞帳，誰也說不清楚。國有資產公司持有股份并不能有效地改變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壞帳依然存在，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戶頭罷了。當國有企業出現新的虧損時很可能進一步加深銀行的危機。

　　(3)社會義務和政策性貸款使得國有銀行缺乏獨立性。

　　國有銀行的首要目標是按照黨和政府的政策，達成政府預定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國有銀行的目標不是利潤最大化，而必須要承擔許多社會義務，進行政策性貸款。例如，向處于困境的國有企業發放貸款，補貼國有企業的虧損，提供流動資金向下崗工人發放工資，向貧困地區發放社會救濟貸款，支持某些缺乏經濟效益的公共投資項目，以優惠利率向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發放貸款等等。盡管在經濟改革中不斷強調銀行本身的利潤原則，但是到了具體執行的時候，上級領導的意圖往往左右貸款的發放過程。

　　(4)中央和地方分權，銀行總行缺乏對地方分行、支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能力。

　　由于地方政府實際上掌握著對銀行高級職員的任命和控制權利，因此，在出現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國有銀行的分支機構寧肯服從地方政府的指令，而對總行敷衍塞責。在經濟改革中各地分、支行取得了相當大的獨立經營權，在發放信貸、調動資金和其他金融業務上具有法人資格。于是，地方政府擠占銀行資金，干預銀行信貸的案例便層出不窮。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的分支機構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盡力占有更大的信貸規模而把資金風險轉移給銀行總行。

　　(5)國有銀行的壞帳往往牽涉到貪污腐敗等不法行為，從而加大了清理壞帳的難度。

　　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由于計劃和市場同時并存，難免出現比較嚴重的尋租現象。在各級官員中相當普遍存在的貪污腐敗也必然侵入國有銀行系統。由于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一樣產權界定不清，特別是在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地方金融機構中，往往把儲戶的資金當作國有資產而隨意挪用，甚至象侵吞國有資產一樣侵吞銀行存款的現象屢有發生。在許多情況下地方官員官僚主義的批條子和貪污行為交叉在一起。有些國有銀行帳目混亂下掩蓋著不少貪官污吏。有些被派下去查帳的人員說，如果再查下去，銀行監管部門就要變成檢察院了。

　　(6)國有銀行缺乏沖銷壞帳的能力和手段。

　　從國有銀行自身來看，資本金嚴重不足，據各行報告的數據測算，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1995年底是6.23%，1996年則降低到5.59%，其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分別為7.89%、5.84%、6.15%、3.77%，均遠低于巴塞爾協議及我國《商業銀行法》規定的8%的標準。到1999年9月底，工行為4.57%、農行為1.44%、建行為3.79%，僅中行達到8.5%。雖然1998年財政部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用以充實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本金，有效地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相對于壞帳的規模來說，資本金仍顯不足。一旦出現新增壞帳，銀行事實上無力沖銷，只能眼看著壞帳積累起來。總之，在我國特定的投融資體系和金融市場發育狀況下，國有銀行一方面不能杜絕壞帳的出現，另一方面在出現壞帳時又沒有沖銷的能力和手段，其必然結果是銀行壞帳的不斷積累。

　　另外，國有商業銀行的資金運用主要以傳統的信貸業務為主，貸款占其資金運用的80%以上。由于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政策法規的限制，銀行無法通過金融市場上的操作來增加資產的流動性。在企業長期占用貸款的情況下，銀行沒有其他收回資金的渠道。考慮到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我國特定的投融資體系，我國存在著企業倒逼銀行貸款的機制，國有銀行在資金運用方面還不具備完全的自主決策權。這就使得國有銀行不能拒絕新增壞帳的出現。

　　從不良貸款形成的時間和原因來看，大約三分之一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和轉軌初期形成的。計劃的失誤造成了不良貸款。三分之一的不良資產是在經濟周期中形成的。在1992到1994年期間，刮起一陣房地產開發風和重復建設風，結果，經濟一熱一冷，給銀行丟下來一大筆不良貸款。還有三分之一則是在1994年以后由于國有企業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機構形成的。[3]

　　(三) 為什么國有銀行貸不好款？

　　國有銀行貸不好款事出有因。

　　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有一段很精辟的分析。

　　“如果你是個銀行負責人，你愿意把錢貸給誰？你肯定愿意找一個信譽好的企業。但現在擁有良好信譽的企業特別少，那么你用什么樣的標準找好的企業？對于國有銀行來說，如果這個企業是政府圈定的重點企業，企業老總評過全國優秀，所有的銀行都有積極性去找它。這個企業的錢就會花不完。當自由現金(free cash-flow) 多的時候，管理人員就開始胡鬧。這樣，一個大家都認為是好的企業，由于銀行拼命給它授信、給它放貸，最后變成了一個壞企業。

　　國有銀行有沒有其他的選擇？譬如，貸款給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企業，給民營企業。問題在于，這些企業一旦垮了，還錢還不上，人家可能懷疑你吃了回扣。而國有銀行貸給好的國有企業，盡管到時候它也可能出事，但貸的時候它畢竟是好的啊，大家都是同意給它貸的，貸款人的責任輕多了。

　　因此，由于存在著貸款人的機會主義，誰也不愿承擔貸款責任和風險，最后的結果肯定是集體性地創造一批壞企業出來。除非通過產權變革，使得銀行能夠自身去承擔責任，否則貸不好款是很自然的。

　　最后我想，如果國家在放松銀行管制上有比較大的動作的話，可以給社會一個信號，證明政府有一個承諾，會向完全的市場經濟轉化，從而產生一個額外的“信譽”收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