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責任主要是傳播和發展知識。在傳播知識和信息上，媒體的責任尤為重要，因此學者和媒體常常并肩合作。媒體的新聞監督應當是全方位的，當然也應當包括對學術界的監督。既然學者的主要責任是傳播與創造知識，那么監督的重點應當聚焦在學者是否講假話，是否有剽竊、抄襲行為。

　　最近《嘹望東方周刊》發表了一篇署名吳立波的文章“經濟學家疑云：盤點中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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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者背后的財團之手”。提出“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系可謂是越來越緊密”。“經濟學家或者學者，拿某些企業或者基金的資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資者的研究，這在經濟學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我堅決捍衛吳先生的言論自由，尊重他執行新聞監督的職責，不過卻不同意他的結論。新聞監督的重點應當監督那些掌握權力的“公仆”。吳文掉過頭來研究學者背后是否有財團，可能錯位太遠了。

　　學者后面有沒有財團？也許在這里稱為企業更合適一些，因為學者聯系的不僅有大企業(財團)也有眾多的中小企業。企業和學者們之間是否應當有聯系？這件事情并不復雜。如果切斷了企業和學者之間的聯系，那么從何談起知識的社會化。我們常常批評中國在知識轉化為生產力上做得不夠，應當鼓勵知識分子走出書齋，到實踐中去，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科研和社會生產相結合。就是要推動學者和企業之間的合作。企業為了進一步發展，自然也應當和學者們聯系，取得學者們的智力投資。企業和知識分子合作乃天經地義，世界各國莫不如此，怎么到了中國就變樣了？

　　知識分子和企業合作，要不要報酬？原則只有一個，讓市場來決定。知識分子手里并不掌握影響社會資源分配的公權力。知識的代價只能交給市場來決定。特別是那些民營企業，他們花的錢來自于企業經營利潤，如果他們認為需要花費些代價取得咨詢，那是一件好事，也是他們自己的權力。至于說他們報名上高級MBA班，交多少學費也是由市場來決定的，只要他們沒有盜竊公共財產，用不著說三道四。西方企業到大學聘請顧問給的報酬往往非常高，根本就沒有人大驚小怪。

　　根據吳文，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天則經濟研究所拿過福特和其他好幾個國外基金的資金。“這些問題你能怎么說呢？詳細的情況人家不會說，外人又怎能知道呢？”倘若吳先生來采訪我這個問題，那就算找對了人。因為我不僅了解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天則經濟研究所經費來源，而且在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期間還親自從這些基金會籌來不少資金，要不然怎么能召開那些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學術研討會？我在北美任教，每當計劃召開什么學術會議，最繁瑣的事情就是要籌款。要書寫非常詳盡的申請報告，向一切有可能的基金會提出申請。這些基金會每年都有一筆固定數量的費用，用來支持特定領域的研究。這些基金會收到來自于世界各地的許多申請。是否能夠獲得研究資金，就看你在競爭中的本事了。不過，在這種競爭中靠的是白紙黑字的申請報告，用不著請客吃飯，更不能行賄。這些都是在國際學術界司空見慣的事情。

　　據吳文說，當他采訪人民大學的某教授時，對方猶豫了好久，最終還是拒絕了采訪。當我收到吳先生的電子郵件的時候，連一分鐘都沒有猶豫，馬上就回復。他問我，據說有人經過臺州市委宣傳部長蘇建國之手，為研究方轉交了研究經費八萬美元。我立即回答，“蘇建國是誰？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回答已經非常干脆徹底了，既然我連這個人都從來沒有見過，又如何從他手里接受八萬美元？從頭到尾，我沒有拿過臺州人的一分錢。可是，吳先生對這樣清楚的回答依然不能理解，他認為這些事情太復雜了。他在文章中自問自答，介紹了蘇建國是怎樣一個人。據說，蘇在2001年10月因受賄被拘留逮捕，似乎這樣一來就可以把臟水潑過來了。我納悶，既然吳先生連這樣清楚的解釋都不愿意聽，那么他為什么不多介紹幾個希特勒這樣的大壞蛋來加重文章的份量？

　　吳文點名批評了張維迎教授。可是，他批評的并不是張教授的學術觀點，僅僅指責張教授在呼吁打破壟斷的同時還擔任了一家民營電訊公司的獨立董事。如果張維迎關于打破壟斷的論述有什么偏差自然應當糾正，至于說他是否擔任某些公司的獨立董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獨立董事的職責是代表廣大中小股東監督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實性。獨立董事不僅要干活，還要拿身家信譽作擔保。又要出力又要擔風險，自然應當得到合理的報酬。如果“又要馬兒跑，又要不吃草”，還不如干脆廢除了獨立董事制度。吳文列舉了一連串擔任獨立董事的學者名單，一桿子打翻了一船人。在現代企業制度中獨立董事是新聞監督的重要伙伴，攻擊獨立董事制度豈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張維迎教授和其他學者們站出來反對電訊業的壟斷，是要有幾分勇氣的。眾所周知，只有打破行業壟斷才能促進經濟體制改革，改善市場競爭環境。壟斷意味著什么？壟斷就是落后，壟斷就是特權，壟斷就是腐敗。鄧小平說，改革要步子大一點，思想開放一點，講的就是要打破壟斷，走向市場競爭。可是，一旦有人站出來反對壟斷立即得罪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理不直，氣不壯，不敢擺開陣式來辯論，只好躲在角落里放暗箭。最常用的兩招就是：這個人有野心，謀私利。不是為了名就是為了錢。如果動輒祭起“圖名、謀利”這兩根大棒，還有多少人敢于堅持真理，觸犯權威？有一位湖南詩人寫道：

　　有些話，

　　想說，

　　但沒有說，

　　久而久之，

　　也就無話可說。

　　有些事，

　　想做，

　　但沒有做，

　　久而久之，

　　也就無事可做。

　　為什么會出現“無話可說，無事可做”的局面？就是因為缺乏對學術自由的保護。顯然，為了推動改革而說話、做事，很容易得罪人。如果不去討論那些應當討論的事情，反而把矛頭轉過來，專門研究改革者出于什么動機，是否拿了誰的好處？其結果無非是把水攪混，不了了之。如果任憑這樣的歪風蔓延，“少說為佳，明哲保身”將成為時下為官或者生存之道。在學術討論中，有理講理，不要以勢壓人，更不要給不同意見者扣個什么“某某集團”利益代言人的帽子，追究什么背后財團黑手。如果不能充分保護學術自由，很可能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如此一來，勢必大大推遲改革的進程。難怪有位朋友對我說，大概只有請海外的終身教授回來呼吁改革才比較保險，因為加在他們頭上最大的罪名不過是“回國來騙吃騙喝”。

　　北美是沒有鐵飯碗的。就是當了總統、部長也只能干四年，下臺了照樣要自謀生路。惟獨在大學中有個終身教授制度，給有限的學者提供了鐵飯碗。為什么會有終身教授的職務安排？在黑暗的中世紀迫害中，許多著名科學家、無神論者被開除教職，關進監獄，甚至活活燒死。人們終于醒悟到要推動社會發展就必須保護學術自由。起碼要讓一部分學術界的代表人物能夠免予受迫害。于是，在歐洲、北美的一些大學中設置了終身教授。由于這些人享有終身職，因此他們不必擔心因堅持學術觀點而遭受來自于政府官員或者教會的迫害。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薪酬數倍于社會平均水平，除非觸犯刑法，終身不被解雇。實行終身教授制度的代價是很高的。除了要給這些教授支付較高的工資之外，確實有一部分人在拿到了鐵飯碗之后，馬放南山，悠游嬉戲，工作效率變得很低。但是，這一制度設計的好處也非常明顯，有利于學術自由，有利于新聞監督。

　　我們應當提倡對媒體持寬容態度，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發揮得越好，越有利于發展經濟，推動改革。同樣，在大學尚未實行終身教授制度之前，我們也應當特別注意保護學術自由。保護學術自由也就是保護新聞監督。